“世界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成为一流强国 ？一文读懂德国的奥秘 ...

文：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说到德国，很多人想到的是质量过硬的“德国制造”，靠着强大的工业，德国从“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这其中有何奥秘？

作者李工真教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为我们剖析了德国制造的质量文化，及中国与之的差距。很值得思考。知差距，看不足，才能进步。

不过，类似这种话题，争议那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李工真教授也曾被一些人批驳过。这都是正常现象。对于我们读者而言，读别人观点，激自己思考，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阅读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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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德国的机械、化工、电气产品，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均已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的代名词。

戴姆勒—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西门子、拜尔、博希、克虏伯、施耐德、阿迪达斯等，这些公司的产品质量一直享有世界性声誉。

“德国制造”的优势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今天，在各自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企业超过2300家。

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彼得•冯•西门子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这靠的是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细节的重视，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质量的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义务。企业的运作也不仅仅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地制造产品更是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德国产品的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能在近100年后都不忘提醒用户！因为这仍然属于产品质量的组成部分。2006年中国某家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于1919年设计建造的，设计使用年限为87年，现在到了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物的修缮和安全。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重建，让那家医院的人十分感动。

德国人追求产品质量的细致和严格无不令人钦佩，甚至就连超市中出售的每个鸡蛋上都印有编码，不同的号码代表了这只鸡蛋的饲养方式、出产国、饲养场地、鸡舍、鸡笼的编号，有了这种鸡蛋“身份证”，一旦鸡蛋的质量有半点问题，有关部门就会顺藤摸瓜，一直追查到饲养场和鸡笼。

这种编码看似繁琐，作用却不小。首先，它保证鸡蛋的质量，因为有编码在手，解决问题很容易；另外，它能规范养鸡业的标准，使饲养企业努力打造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再者，消费者可根据母鸡的饲养方式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营养价值较高的鸡蛋。

德意志民族为何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讲求质量的民族？这个问题很值得今天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人好好研究。

下面，从历史发展、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来谈谈德意志人的质量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在中德质量文化的对比中谈谈对中国的启示。
　　

历史发展道路：世界第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富强之路

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要理解这种质量意识的形成，首先得了解这个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

与英、法这样的西欧早起发达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迟到者”。英国人早在1688年就完成了他们的“光荣革命”、成为一；而此时的德意志民族还处于严重的封建政治分裂之中。它是在1807年遭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拿破仑战争”的征服——之后，才真正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也是在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的胜利，才最后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的统一国家——德意志帝国的。

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是从普鲁士开始起步的，因为，在当时诸侯林立的德意志空间里，只有这个邦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因此，这条现代化之路也被称之为“普鲁士——德意志道路””。

这种中央集权化统治首先体现为一支常备军的建立。这是因为，在一种封建贵族地方割据化的局势中，在一种被四周强邻包围的局势中，在一种“弱肉强食”的欧洲法则中，若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种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了。而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普鲁士热衷于通过“富国强兵”来为它的工业化发展开道，通过战争手段来突破内部发展上的“瓶颈”。

在这条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道路上，仅是在1815至1945年的这130年间，德意志就先后发动过6场对外战争。

1815年的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获得了工业化发展最有潜力的鲁尔—莱茵兰地区，并在一个松散的“德意志同盟”中占据了领导权。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后，已经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的普鲁士，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完成了民族统一大业。

1871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德意志帝国，在和平发展了43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工业化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又发动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战败后，取代德帝国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不足15年寿命的民主共和国，它在那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于1933年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取代。这个纳粹帝国便利用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很快挑起了1939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从这段历史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确能被称之为一个“战争民族”。

在彻底否定德意志“战争民族之路”的同时，人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

德国著名文学家、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这样写到：“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陆地，海洋则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天空里，我们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德意志人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窄小的地理空间里进行的，因此，他们只能将自己无穷的想象力用于对具体细节的极其关注上，这本身就导致了德意志人对任何事物质量上的关注。这种对具体细节极其关注的传统，正是恩格斯所讲的“德意志人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的原因。

因此，这段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富国强兵”的历史，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特别的遗产，这就是“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注重质量”的传统。

事实上，像德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中央位置外在压力特别大的国家，要想逃脱那种“波兰式”的亡国命运，要想冲出“欧洲盒子”，甚至还想争霸世界，就必须使它的民众具有高度的纪律化和素质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中的90%以上的士兵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英、法、俄军队中的比率高出一倍以上，更不要说这支军队是以“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而闻名世界的。这是就软件而言的。

从硬件上讲，武器装备上的质量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因为在战争中它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东西。而像德国这样一个经常投入战争的国家，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这种军事装备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培养德国工程师、技术工人的质量意识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至1939年，德国的武器装备一直是世界上最精良、最先进的。

德国虽然在它所发动的两场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但它不是败于它的质量问题，而是败于它的宏观战略。至于德国会败在宏观战略上的原因，恰恰在于它的质量太高了，太可怕了，以至所有感受到威胁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都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保全自己，因而结成了国际上的反德统一战线，德国才会遭到因一己之力而寡不敌众的失败。但是在一对一的战争中，德国从来没有失败过。

现代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敌我双方的科技大竞赛，它迫使正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从总体上动员起来，并发挥出它最大的智能。

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能将战争期间武器军备上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运用于战后和平时代的民用生产，因而能极大地促进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二是即使在战争失败之后，也仍然能为这个民族留下一批懂得如何进行高科技生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样的人才当然是注重产品质量的。

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高素质工人队伍的真正成熟，往往需要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时间。第一代工人实际上是从乡村来的“打工仔”，他们只是从事模仿性生产的工人，第二代工人是城市化的工人，也是力图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工人，第三代工人是通过了职业高校专门训练的工人，也是能运用科学和技术知识，从事工艺生产研究的工人。

总之，在“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德意志人的确培养出了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注重质量”的传统。这种作风与传统本身是具有“价值中立性”的，也是不会因为德意志人在二战之后彻底放弃那条“通过战争来谋生”的道路而丢失的，因为它已经代代相传地融入到德意志人的血液之中了。

正如海涅所言：“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将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因此，当德意志人将这种严谨、彻底的作风和传统运用于战后的和平发展上时，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世界上最高质量的产品的。

德意志人严格的质量意识更得益于它的现代化教育体制。因为产品的质量归根到底是由人的质量来决定的。而人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则取决于教育体制，而在教育体制上，德意志恰恰是世界一流的。

德意志是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迈进现代化社会门槛的国家，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兴科教”战略的国家。自1810年柏林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建立以来，德意志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并成为了世界的样板。不仅是它的欧洲邻国，而且连远隔重洋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都纷纷仿效。

在谈论德国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前，有必要首先对人们极易产生误解的“科教兴国”概念加以澄清。

所谓“科教兴国”，指的是国家政府在不作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让教育与科学自由发展，通过其成就来自动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英、美等早起的现代化源生型国家，在不断摸索前行的进程中，走的就是这种“科教兴国”的路子。

而对于那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推行的战略都不是什么“科教兴国”，而是“国兴科教”，即国家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对教育与科学事业采取积极、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促进教育与科学的昌盛，继而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是要先有“国兴科教”，才可能有“科教兴国”的。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有着相当自然的逻辑。由于在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时陷入了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为救亡图存，这些传统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必须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这就决定了它们进行的现代化是一场预定性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在最早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德意志土地上，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它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进程，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它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指引它的也是经过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策略。

德国人在总结1806年“拿破仑战争”中的失败时发现，德国人的素质不如法国对手，这涉及到“教育”，德国人手里拿的武器也不如法国对手，而这涉及到“科学和技术”。因此当国家认识到教育与科学在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时，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任教育与科学自身的缓慢发展，而是将其放到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上来积极加以促进，这种国家战略也就体现为“国兴科教”。

德意志人会推行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也与它当时的最高统治层以及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认识有关。

在19世纪初年的拿破仑时代，对欧洲所有的民族来说，生存条件已发生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存在过去靠的是封建传统、宗教法规、世袭继承制和正统主义，而现在要靠实力才能生存下去了。

普鲁士改革领导者冯•哈登堡首相在给国王的上书中这样写道：“在今天的时代里，谁要想继续生存下去，誰就必须保持竞争能力和效率，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这是你不得不去遵循的一条原则。否则就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外来现代化的强制性动员起德意志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志，并赋予了它改革的推动力，德意志最大的邦国普鲁士，成为了这场大改革的代表和中心。

1806年签订了《堤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被剥夺了一半的领士，这个流尽鲜血、一贫如洗的国家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纳沉重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当时的国君是“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威廉三世。1807年10月，国王召集了一次重要的内阁会议，讨论了“经济困境与办教育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国王明确了他的态度：“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了、最后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国防部长沙恩霍斯特也当即表示赞同，因为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的“耶拿大战”中与法国军队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这是军方当时万万没想到的事。这位将军在会上讲道：“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有在科学与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列席会议并即将出任首任教育司长的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在会上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手段，惟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在启蒙和教育上真正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次内阁会议后，大哲学家费希特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其中讲道：“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它能否建立起一套适当的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应当是国有化的体系”，因此，他要求国家“应主动承担起教育民族这个最为伟大的任务”，并认为“这是任何一届普鲁士政府都无法推托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教育体制：从为谋生读书到为尽国民义务读书

由于普鲁士的大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国兴科教”战略联系在一起，“教育”与“科学”也就成为了改革派官僚们的口号。1810年9月29日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诞生。普鲁士政府决心通过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素质，以求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使德意志民族能早日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代化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培植民族科技竞争力。一名年轻人，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栋梁之才，关键在于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动机。“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的是遭人鄙视的。

自1807年大改革以来，德意志人必须服从三大义务，这也是“现代公民的三大义务”。

第一条，纳税。对有收入的人实行累进税制，培养“纳税人”意识。
第二条，服役。青年男子必须当兵两年。二战结束后，所有的年轻人必须进行一年的社会服务。
第三条，受教育。这是你对社会最好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而德国人却能将“受教育”视为一种“国民义务”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教育观：

中国自隋唐立科举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这种科举制度也的确为下层老百姓提供了一条“鲤鱼跳龙门”的渠道。这种传统过去瞄准的目标是做官，现在瞄准的也至少是一份轻松、体面、舒适并挣钱多的职业。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自我身份的提升和显赫地位的获取。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鄙视生产第一线劳动”的。由于中国人现在人人都想做“人上人”，因而形成了“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

中国政府虽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却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教育免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够，因此教育上的部分成本负担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来了。而“亿万人同走独木桥”的局面却使教育需求无比旺盛，因而造就了庞大的“教育产业化市场”。这种市场一旦在人口拥挤的中国形成，日益上升的学费便立即成为每个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

当今中国人个个争先恐后，力争早日爬出贫穷的泥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便很自然地将“谋生”与“受教育”直接挂起钩来。每个家庭都在紧张地计算着“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家长们都在考虑，“我为我的孩子上大学，已经做了那么大的投资了，何时才能尽快地收回投资并有更多的赢余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进大学“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职。”

这造就了一种很特殊的局面，以至于今天中国每年招收的600万以上大学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学法律、管理、计算机，当今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无论是什么档次的高校，都一定有这三个专业，现在这三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也就必然导致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的严重心理恐慌。而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从事生产第一线的活动却是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高校却由于“生源危机”而日益萎缩，更没有几个人愿去读中专性质的职业学校。职业高校弃学新生中的80%都选择了“复读”,以致中国现今职业高校的“生源缺口”高达40%左右！

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到处出现缺乏能实际动手的技术工人的现象，甚至连高薪聘请也找不到人。例如，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打出年薪16万的“天价”，急招一名高级模具技工，结果重赏之下却难觅“勇夫”；西气东输的一个项目工程，以日工资150元招高级焊工，竟无人揭榜；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的月薪招一名高级钳工，也未能如愿以偿。国内有的企业甚至开出年薪28万、甚至30万的高价，竟然请不到一名高级技工。一些企业老总不由发出“找一个高级技工比找一个工程师还难！”的慨叹。

在德国，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40%以上，按中国现今的规则，这一比例也至少应达到15%，然而中国目前却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以上。正如深圳的一位老总所言：“我们买得起最先进的设备，却请不到人来操作。”

这样，直接与生产流程打交道的就只能是那些提前退学、没有接受过很好文化教育的“打工仔”了。我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不仅造成了生产工艺难以达到设计要求，影响到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难上档次，而且制约了新兴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校，有世界上最多的学士、最多的硕士、最多的博士、最多的教授，但实际上，这种“应试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失败的象征。因为它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教育本应服务的对象：社会。

这种教育体系既产生不了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也不能为社会提供多少愿意奉献自身的个体，却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受益于社会提供的各种好处，却对如何回报社会的问题关心不够。大多数中国大学毕业竟然以最终能成为一名“美国人”为目标的，因为他们想的是“为家庭的教育投资争取最大的回报”。

相比之下，德国人却完全不同：

德国过去的传统社会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社会，最有地位的是贵族，而不是官僚，官僚是被称为“公仆”的，因而从这种等级社会脱胎出来的德意志社会没有造就出一种类似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

自1807年市场化正式启动以来，国家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释放所有的生产创造能力和个人力量”，因此，崇尚理性的德意志社会没有出现一种普遍“鄙视劳动”的现象。

相反，在德国民众看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与个人兴趣、爱好相适应，并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自然能够找到通往未来就业的阶梯。至于职业，实际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和门户之见。因此，在德国的社会里，任何诚实劳动、精益求精、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都是受人尊重的。

德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强制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早在1763年8月2日，世界上第一部《普遍义务教育法》就在普鲁士颁布，菲特烈大帝在极为贫弱的18世纪就已经开始将贯彻“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了。这种义务不仅是国民要去承担的，更是国家政府要去承担的。

当时的普鲁士的警察总监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可能需要8个警察一天24小时地严密监视，才能保证这个人不犯罪。”也就是说，不接受教育，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安危的事。

因此，菲特烈大帝想得穿：“与其花钱养8个警察，不如投资培养一名文明教育的接受者。”

国家虽实行教育全面免费，但不允许学生逃学，凡逃学者，其家长是要被罚款的。因此，在德国，读书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的途径出现的。

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德国人认识到：“德国是一个原材料极度缺乏的国家，其原材料基本上都得依赖进口，要想用同等数量的原材料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创造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德国在经济上就必须走一条技术立国的道路，为此就必须依赖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以及他们身后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力量。”

德国人还认识到：“无论科研成果或技术产品如何优秀，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生产力，无法形成预期中的产品，智力产品也就无法真正转化为财富。因此，即使有再好的高等教育，如果缺少了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无从谈起。”

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人就开始创建起一套现代教育的三轨制，这套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合理的教育体制：

一个孩子在4年制的国民小学毕业后，完全能凭自己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或是家长的意图，对6年制的普通中学、8年制的实科中学和9年制的人文中学进行选择。在进入各类中学后的6年之内，允许学生自由转轨。这三类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无需经过考试，便可直接升入三种不同的高校：即职业高校、专门学院和大学。

两德统一后，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这一“教育三轨制”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在中学这一阶段增设了“综合中学”，另外，在实科中学领域安排了多条发展道路。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看，它仍然是“三轨制”的体制。

国家政府虽要求“人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出现“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这就保证了德意志人材分布的合理性。德国中学生的70%是读职业高校的，还有10%是读专门学院的，其余的20%读综合性大学。这种教育结构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如果从事高科技的人才过多，超过了本国经济的承受力，必然造成人才外流和浪费。

在德国，科学研究上的任务是交给综合性大学中的教授和学者们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任务是交给从专门学院中毕业出来的工程师们的，而将具体的产品制造出来的任务是交给从职业高校中毕业出来的高级技工们的。

由于德国人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没有出现工程师、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现象。即使在还相当贫穷、落后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也没有出现当今中国年轻人在就业问题上的那种心理恐慌，倒是培养起一种“为受教育而受教育”、“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社会风气，因而也使“受教育”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民义务”。而且，每位德国青年从16岁开始就已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发展道路，因而德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他那个行当的专家。

至于在职业选择上，一名刚出茅庐的德国青年选择职业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兴趣，其次才是职业前途和工资待遇，而且在专业上一定要能适合自己的爱好和才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一般来说，德国的女青年都愿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而男青年则愿从事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作。

看一看德国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就能发现与中国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有多么的不同：在450种职业中，男青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是：1998年，机动车机械工、电工、钳工、画工、家具木工；2006年，机动车机械工、电气装配工、泥瓦工、家具木工、煤气和水管安装工。女青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是：1998年，售货员、理发员、办公用品商人、工业品推销商、医生助理；2006年，医生助理、办公用品商人、零售商、牙医助理、理发员。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男性青年像德国的男性青年那样，做“蓝领”居然比做“白领”还要吃香的！正是拥有大量高技术的工人与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才共同造就了“德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神话。它反映了德国人的心态与品质：自信，稳健，脚踏实地，绝不随波逐流，干自己擅长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这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德国高科技产品的质量。

在我们上面进行的中德质量文化的对比中，涉及到了两个基本问题。发展道路问题和教育体制问题。

关于发展道路的问题。必须承认，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追求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不同于美、德、日这些夕日的列强、今日的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的。但是“一支高质量的产业大军需要三代人来建设”，这一规律却是铁定的。目前我国的产业大军，从整体上讲，还处于从第一代工人（“打工仔”）向第二代工人（城市化工人）的转型期，因此，这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严格地讲，是一个硬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育体制的问题，这是个既硬又软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民来说，已经到了改变我们传统的就业观念的时候了，而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关键性的突破口在于：调整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适时控制大学生入学人数，强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生产第一线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方能建立起合理的人材分布体系。

硬问题相对来说总是好办的，因为它毕竟涉及的是一种发展阶段问题。只要方向正确，措施得当，假以时日，中国就一定能够不断进步。而软问题则要难办得多。因此，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新文化的形成，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长期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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