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海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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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一次演讲中说起第一次在大陆见到台湾人的情景，崔永元问：“为什么在台湾美国人总是开着吉普车，搂着台湾女孩，天天撞死人？”而台湾人问：“你们为什么那么爱吃香蕉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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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两岸三通，想去台湾亲自感受已经不是难事了，再也不会闹出之前两岸双方互相称之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笑话了。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经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非常好地归纳了台湾的两个特点，那就是很中国、很现代。这是近些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台湾社会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似乎更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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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一个很中国，很现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形象比喻，它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平时却素面朝天的样子，你不经意之中会忽略她，但你仔细停留下来你会非常喜欢她。

相当于说一个青春靓丽，但是平时不怎么打扮，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因为你到台湾第一眼，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街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停下来仔细的看，她稍微一倒持，你眼前一亮。

　　

台湾的所谓很中国就是你会感觉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这几十年的变化，文化很断裂。我们这一百年，大陆这边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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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法制和民主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媒体是什么，只说坏的不说好的。媒体把坏事件作为好新闻，狗咬人都是好新闻，所以他只说坏的。你想，如果我们这的媒体光说好的，那个媒体光说坏的，你可不是看来看去就觉得台湾很闹心么。

但是他跟美国是有点像，美国比如说一个校园枪击案，一下子能报好几篇，什么都说，但我们这可能一看，不利于维稳，它就不说了，那你看见的都是和谐社会。所以由于媒体这样的特点，就造成了一个大众的误判，你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乱，选举谁攻击这个，谁骂那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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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仔细一想，他因为媒体不断的说，带来了几个特别跟我们这的不一样的，一个是说这种独立的媒体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言论权利的表达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所以他才吵的这么厉害。

　　

第二，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很厉害，所以官不聊生。我跟他们讲一个故事，谁家里要是当一个部长是个愁死人的事。我们这说要提拔你当部长，全村都送礼，同学都在庆祝，晚上还要喝酒祝贺。

但他那不一样，一旦你被选举当部长，首先就比较愁，全家人都得讨论，多数家里人不愿意当部长，为什么？媒体天天盯着你，你只要干一点坏事，就报道你，你要不干坏事，比如你的小孩，今天上学，开车去的，开什么车，立即就报。然后就看你这个车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因为他的财产是透明的，你的财产够不够买这个车。这样的话，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厉害，就保证他廉政，保证官员系统的廉洁。

　　

还有一个，你会发现它跟美国有点像，所有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是他媒体自己揭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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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囚，不是伊拉克举报的，也不是中国人举报的，是美国人媒体自己举报的。

网上所谓的泄密，都是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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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反过来想，他敢自己说，谁都可以说，结果社会的健康，所有的弊端、弊病都不断的被自己挑破了说，所以这个社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是官不聊生。官员受制于媒体，另外受制于法律，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保护了其他的人。相对来说，我们这是不是比他好呢？那很难讲，因为这件事情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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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么开放，我相信大家对身边的看法都开始改变，一个是媒体性质，一个是客观效果。

　　

正因为这样，台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台湾人的判断能力都特别强。你想天天都是媒体说的什么事都有五六种说法，那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判断了。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声音去宣传，其实大家没有判断力了，你都是跟着媒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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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湾一方面是吵吵，但是另一方面，中产阶级、选民和老百姓都特别独立，都特别会判断，而且没什么影响。不像我们这主要是统一说法，大家都没这么多的想法，最后造成一个没什么改变的社会。　

　　

礼义廉耻 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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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其实台湾没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它就是自然的一种延续。比如说，我们在49-76年这一段，实际上有意识把这些文化，涉到另外一个轨道，特别是文革，就是要把它彻底改革。台湾没有，它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它就是这么下来的，所以礼、义、廉、耻都是台湾从小的教育。

当然台湾在现代化以后，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里边也讲到了，大概也是在GDP从3000美金到8000美金这段时间是社会矛盾蒸发的这段时间，台湾人也开始一种价值混乱，究竟这个传统要不要。

另外对于一些物质性，在台湾也有一个物质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它就提出了价值重建，实际上是国家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新的国家的一个价值观念，这套国家的价值观念就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同时也去了意识形态化。

　　

台湾还有一个事，在讲到文化上，在早期台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泛意识形态化。

台湾的意识形态当时是三民主义，到哪都三民主义，烟盒上都写三民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写科学发展，哪都得写，马路上面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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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去世后，台湾有一段意识形态化非常的厉害，蒋经国后期逐步的叫意识形态空壳化，也就是说，只有上层少数人在讲，大家老百姓已经不讲了。那么到后来呢，蒋经国以后这些年，实际上，政党只有政策没有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政党和理论体系，一种理论体系是服务于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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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是政策，民进党、国民党都是政策上的差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大的差别，国家观念没有什么差别，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他们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些东西逐步就变成了一个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多样化的文化，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核心的道统，以及生活形式、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

　　

我举个例子，比如“孝”字。在我们这，基本上“孝”都是到父母病的时候才觉得是要“孝”，父母没有病的时候每天行礼都不行。

我昨天刚到我父母那，也没有说鞠个躬之类的，行礼是没有的，来就是挺孝顺了，然后吃个饭聊聊天。我们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人，说我路过家里，我要去看一看老母亲，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我们说都办事，走半道上怎么想起这个？他说因为路过，我应该去看一看，我说那行吧，结果到了家里先给母亲鞠个躬，然后问寒问暖，到底有什么事，没有了，然后他介绍我们这些朋友，最后再去拜别。我就觉得这个恭敬程度，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孝，并不是说在嘴上的礼数。

所谓礼义廉耻，第一个礼，就是一些仪式，彼此表示尊敬，表示一些尊卑、高低这样一些程序性的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在大陆的感受和在台湾感受不一样，在台湾感受董事长是一个很大的事，他那个尊重，因为他们礼义廉耻的训练，他就非常尊敬，包括开门、鞠躬，完全的一套程序。比日本人当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认真程度让你感觉到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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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中国文化上来说，在台湾是自然延续下来的，另外，政府的教育给予一个强化，然后国民本身的身体力行，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舒服，什么都是有规有矩的。　　

　　

大陆人喜欢说大事　台湾人乐于聊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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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说到80后，我觉得台湾不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呢？有一件事你们可以看一下，龙应台写的一篇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人是大宏观思维，一说就是80后一代人，每个人都操心这么伟大的事，台湾人净想小事，净说小事，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去台湾，和王石，很多人，上公共汽车都老问统一的事，台湾人说我们不研究这事，我们都不关心这事，怎么你们全讲都是大事，革命统一，国家民族，我们这说的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上班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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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主社会，很简单，领导人任期是一定的，再坏八年，时间一到就下台了，我就熬八年呗，另外一个我平时又能骂他，我还能不选他，这是根本，他再坏也就这样了。

另外还有法律在管他，能坏到哪儿啊，所以，大家不研究这事。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研究自己，比如台湾玩香，小事小闹，焚香成为雅趣，雅式生活；台湾玩饭，台湾饮食做的很好；弄茶；研究土布怎么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天天说的全是小趣事，这是龙应台讲的逻辑，我仔细观察了，我很赞成的确是这样。在欧美你会发现没有人谈大事，大事没什么可谈的。

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现在资本主义，欧美没有政变的。为啥，没动力，你政变啥啊，你该骂你也骂了，你也可以选举啊，他要干坏事法律也起诉他，再坏几年他也下台了，没有人干这个事。相反你看非洲专职很厉害，老有政变，为啥？你不政变他老也不下台，而且还不让你骂，法律又管不了，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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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这的人呢，老研究大事，所以才研究80后，操这心。实际上真的不应该操这心，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过，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最后我们长起来了，一样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

没办法，现在社会哪一代都是这样，我读书的时候上边的人也老看不起我，那现在他都不在了，他还说啥，我该说他了，我怎么说他他也没着。同样中国大陆现在又是很多人宏观思维，老去说这些大事，这有什么可说的。

　　

年轻不迷茫叫年轻人吗，年轻不困惑叫年轻人吗？你20岁不困惑，80岁困惑那是国家的悲剧。如果15岁20岁不困惑不迷茫，社会没有新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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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为困惑、迷茫，他有新的选择，有新的出路，社会就进步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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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岁困惑，30岁还有点迷茫都可以理解，但50岁、80岁还迷茫，然后还稀里糊涂的，基本上这个社会是比较成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年轻人迷茫，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60、70岁的人还迷茫，比如对于社会、改革、国家、前途，他还很迷茫。

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又管很多事，这才是我们的不幸。

所以我们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如果50、60岁的人，位高权重的人还迷茫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应该更关注50、60岁的人千万别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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