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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陶铸的最后岁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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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5 18:5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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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曾志
撰写:陶斯亮
原题: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之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


内容简介:


1978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所写《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泣血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共鸣,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高峰。在父亲陶铸逝世近半个世纪,母亲曾志也已离世多年后,陶斯亮重拾情思,追忆双亲,带读者走进陶铸一家的亲情世界。



陶铸、曾志和女儿陶斯亮


曾志(1911年4月4日 — 1998年6月21日),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陶铸妻子。1949年任广州市市委书记,197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著有《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陶斯亮,籍贯湖南省祁阳县人(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出生于陕西省延安。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参加工作.,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 "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让你做什么?"

"中宣部长。"他回答。

我断然否决: "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 "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走?"

"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去了。

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高达二三百次,连续20多天都发烧到摄氏38度。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广州的空家,飞往北京。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 "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这是1966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 "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长廊,因为迂曲回旋成 "卍"字,因此得名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落,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 "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他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 "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也应该能交流思想的。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分管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中办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对方用质问的口气问道: "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陶铸解释: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那位同志冷冰冰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他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 "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的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也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学生陆××,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 "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对她说: "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任重同志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同志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同志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任重同志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同志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结,形成了对任重同志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凶得不得了。批评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此时有人说了句:"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里,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 "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主席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后,主席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主席指示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们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见状,陶铸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坐着陈毅和富春等同志,当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陈毅气得一拍沙发: "我要保卫陶铸同志!"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啊!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从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同志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同志说: "专揪"造反队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迎来了新的年度。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1967年1月4日,永远难忘的1月4日啊!像一把利刃深深刻在我的骨骼上,纵使肉体化为齑粉,这个日期也会清晰地留在那里。

那天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5点钟,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 "专揪"王任重造反派,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对一清同志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也想象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仍然未归,我的心情沉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又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 "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知道,这一面后就再也未见过陈老总了。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 "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一会儿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他们接见红卫兵,我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明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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