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陶铸的最后岁月（上）

口述：曾志
撰写：陶斯亮
原题：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之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

内容简介：

1978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所写《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泣血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共鸣，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高峰。在父亲陶铸逝世近半个世纪，母亲曾志也已离世多年后，陶斯亮重拾情思，追忆双亲，带读者走进陶铸一家的亲情世界。

陶铸、曾志和女儿陶斯亮

曾志（1911年4月4日 — 1998年6月21日），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陶铸妻子。1949年任广州市市委书记，197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著有《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陶斯亮，籍贯湖南省祁阳县人（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出生于陕西省延安。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参加工作.，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
一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 "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让你做什么？"

"中宣部长。"他回答。

我断然否决： "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 "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走？"

"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去了。

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高达二三百次，连续20多天都发烧到摄氏38度。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广州的空家，飞往北京。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 "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这是1966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 "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长廊，因为迂曲回旋成 "卍"字，因此得名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落，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 "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他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

二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 "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也应该能交流思想的。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分管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中办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对方用质问的口气问道： "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陶铸解释：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那位同志冷冰冰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他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 "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的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也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学生陆××，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 "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对她说： "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三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任重同志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同志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同志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任重同志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同志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结，形成了对任重同志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凶得不得了。批评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此时有人说了句："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里，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 "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主席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后，主席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主席指示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们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见状，陶铸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坐着陈毅和富春等同志，当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陈毅气得一拍沙发： "我要保卫陶铸同志！"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啊！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从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同志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同志说： "专揪"造反队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迎来了新的年度。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1967年1月4日，永远难忘的1月4日啊！像一把利刃深深刻在我的骨骼上，纵使肉体化为齑粉，这个日期也会清晰地留在那里。

那天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5点钟，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 "专揪"王任重造反派，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对一清同志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也想象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仍然未归，我的心情沉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又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 "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知道，这一面后就再也未见过陈老总了。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 "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一会儿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他们接见红卫兵，我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明天待续……）

历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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