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汤计

洗冤 原创 2016-02-01 杜强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杜强  编辑|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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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深夜，新华社对外通报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追责处罚，对呼格吉勒图案负有责任的27名公检法系统人员被处以不同等级的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呼格吉勒图案历时9年终于平反，人们在欢呼迟来的正义时，容易忽略案件背后的“结构性”事实：造成冤案的严打和平反冤案的内参——像是扔向空中的硬币，它们各占一面。本文原标题《洗冤》，载于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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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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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进审讯室4天，嫌犯赵志红开口交代的一刻，办案人员一定如释重负。可是，一起，两起，五起，十起，十五起，他面无表情地吐露出一个又一个犯罪时间和地点，偷盗，抢劫，强奸，还有凶杀，越来越让人觳觫。

最近一次作案是奸杀幼女，12岁，扼住咽喉，挣扎、昏厥；更早前，一天之内劫杀两名女青年，一个20岁，一个22岁，人生还未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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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红瘦小，沉默寡言，在同居女友开办的幼儿园里，开一辆小面壳子（三轮摩托），拉货、接送小孩，为生活奔忙，从第一次作案算起，已经在呼和浩特的市井隐身了9年。12岁女童被奸杀前，有人见到赵志红与她同行，弯眉、三角眼，总是似笑非笑，警察带着画像四处排查，找到凶手那天是200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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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做过什么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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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纺大院里杀了一个女的。大概96年4月，当时带了七八个人在附近的工地做木活，晚上7点半左右，骑自行车回家，经过毛纺大院时，想进去方便，自行车靠在厕所墙根，听到女厕里高跟鞋的声音，一闪念，窜过去，双手卡住那女的脖子，死死顶在墙上，她哼都没哼出一声，脱下裤子就强奸了。那是第一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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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起。

“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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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审讯人员汇报，要案支队支队长杲凤存一下子懵了，毛纺厂奸杀案的凶手早已枪毙，当年他在重案办，知道案件的全部经过，“别审了，这小子胡说。”

1996年4月9日，凶手趁夜溜进女厕，24岁的杨焕枝在8点半左右走进去，遭到猥亵和杀害。事后凶手假装报案，被办案警官冯志明带回公安局，“突击审讯”48小时，终于如实交代。此后将指缝污垢采样化验，痕迹完全吻合。铁案。当年认定的事实就是这样。凶手叫呼格吉勒图，卷烟厂职工，作案时刚过18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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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赵志红是因为审讯压力太大？杲凤存走进审讯室，用手铐把赵志红铐到自己腕子上，领到院里透透气。散步时，赵志红又交代，两个月前，在炼油厂附近还有一起强奸案，十八九岁的姑娘，也是掐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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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起。一件隐案，警方还没有任何记录。

炼油厂附近的荒地，赵志红指着一块地方，掐死后匆忙处置，埋得浅，杲凤存用铁锨一扒拉，衣服都在，尸体还没烂，身份证上写着土默特右旗，跟一个失踪者吻合，家人报过案，以为孩子外出打工不见了踪影。

“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杲凤存想。当怀疑逐渐淡去，心底的焦灼愈发显明——当年杀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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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为防止特殊的“手腕”，公安局派出4拨警察，两两一组轮流讯问。室内烟气缭绕，键盘哒哒作响，赵志红漠然地坐着，一遍遍重复当晚的每个细节。在此期间，曾有当年侦办“4·9女尸案”的警察违反回避规定，企图单独提审。那之后，武警押解赵志红更换了羁押地点。轮流审讯结果出来，4组口供基本一致，真实性再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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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手铐和脚镣，赵志红被带往毛纺厂家属院。十年过后，这里更名为山丹小区，平房都已经拆掉，格局被一栋栋家属楼改换得面目全非。但赵志红径直走向原先的公厕，准确指出方位，复述了作案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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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邻居那里听到消息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刚刚做完胆结石手术，还躺在医院病床上。那天，呼格母亲尚爱云哭了整整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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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医院，老两口到赛罕区公安局、市公安局上访，在办公室站了一个小时都无人搭理。找到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对方发觉当年的办案人员如今都身居政法系统高位，主办案件的冯志明已经是赛罕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坦白说，“这案子我接不了，也给你翻不了，你去找新华社记者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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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计那时49岁，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了二十多年政治记者，负责的条线涵盖党委、人大、纪委、政法委等核心部门，人脉广泛，更因为《恶棍警察》等揭黑报道名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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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社的办公室里，汤计倒了茶，听呼格父母说起山丹小区居民的见闻，除此外，没有别的证据。儿子死后，老两口心灰意冷，再未追究或申诉过，只是坚信，儿子不可能是杀人犯。

呼格吉勒图从小在牧区长大，茫茫草原里成年累月见不到外人，10岁搬进城里，胆小腼腆的呼格吉勒图害怕见到陌生人，总嚷着要回草原。18岁春心萌动，曾经爬过几次女厕所，也因此发现了那具尸体。当晚他拉着朋友前去报案，还鼓励对方“不要怕”，未曾想竟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呼格吉勒图在上诉状中写道，“我不想死，但也不怕死，但是总要死个明白……因此，请对此案给予认真查证，我还小，刚走向成年，请给我一条生路。”

当人们18年后谈论起毛纺厂奸杀案，以及呼格吉勒图之死，历史的语境多少已被淡忘了。

1996年，市场经济的声势已然壮大，秩序和观念也随之震荡。那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在住所遇害，他18岁的警卫员行凶后，卷走照相机、皮衣、手表和七百多元现金。一个月后，“悍匪”白宝山从武警手中抢走半自动步枪，在一年半的亡命生涯里，疯狂报复社会，打死军人、警察15人；在首都北京，一连串恶性银行劫案挑战着人们的安全感，更直接震动了国家的管理中枢。

因此，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时，代表、委员们带着民意涌进了人民大会堂，激烈地声讨席卷全国的犯罪浪潮。中央政府决定在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之间，开展第二次全国性“严打”，由各地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公检法三家少制约、多配合，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人人都知道，国家层面的决策虽然遥远，但终究会影响每一个人，只是，对呼格家来说，所受的波及是如此具体和惨痛。从案发——“严打”开始第9天——到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总共6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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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的霍寨沟离市区五十多公里，大哥昭力格图去时带了一把剪刀。呼格吉勒图和另外3个年轻人背靠山脚，跪在地上，面前是4个1米深的土坑。5声枪响过后，昭力格图跑过去，第一枪从弟弟太阳穴射进去，法医查验后，又补了一枪，子弹从左眼飞出。昭力格图一边剪绳子，一边捂着弹孔，鲜血渗过指缝，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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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殡仪馆美容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的右眼始终闭不上。昭力格图说，“兄弟，你走吧，哥哥一定给你申冤。”

呼格吉勒图父母讲完，默默坐着。汤计拨通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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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抓住一个，这家伙胆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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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说毛纺大院的人是他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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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汤计继续追问时，对方已经不愿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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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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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报道事实、传播观点是记者的天职，但在呼格吉勒图一案上，汤计有另外的打算。

“公开报道是把问题摆出来，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吗？一般是没有。谈出来，甚至情绪化很热烈，舆论有时候宣泄的成分居多。有一些报道，比如校园砍杀孩子，发出来可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汤计作为老党员和国家通讯社记者30年来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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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党组请示之后，汤计派一位年轻记者到山丹小区复原现场，自己到专案组，听专案组组长和办案人员讲述经过，用特制的手表录下了全部谈话。“他们可能见到我就烦，但因为我的身份和关系，不得不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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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呈送给最高领导层的内参有特定要求和编辑流程，字数不超过2400字，也即文件字体两页纸的篇幅，经过分社相关人、业务副社长、社长审阅后发往北京，在北京总社实行“倒流水”程序：值班领导同意后，返回给编辑，最后由总编辑审看，在武警把守的印刷厂印制成册，每天早晨上报。如果是突发重大事件，分社可通过电话口述给北京，几分钟即可到达中南海。自1948年建立起，这一管道一直保持畅通。

赵志红被抓一个月后，汤计写出了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很快得到最高领导层批示，第二年春节过后，自治区政法委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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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组既已成立，汤计便暂时放下了呼格案，案件并不复杂，纠错大概也不是难事。他知道呼格父母生活在焦虑的阴霾下，但怕被抓住把柄，很少与他们联系，毕竟涉事人都隐藏在政法强力部门当中。教训也摆在眼前：阿荣旗一名女检察官因为起诉公安局领导，被人设局拍下乘坐豪车的照片，在网上遭到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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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紧的在于，汤计当时正调查震惊全国的“王木匠诈骗案”：自称港商的湖北人王细牛，宣称要投资53亿，在呼和浩特建设西北第一高楼，为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经过在当地官场一连串的辗转腾挪，王木匠不仅拿到了黄金地段的50亩土地，更黑色幽默般地对呼市公安局实施了定向爆破。即使发现了王木匠的破绽，少数地方领导仍顾及面子，指示市政府垫钱垫料，直至全盘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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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汤计经过3个月秘密调查，引爆了此事。一位恼怒的领导打通汤计电话，“做事有点尺度，给自己留点后路，如果再这样，我就会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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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计和分社社长一开始很紧张，担心自己的电话被人监听，拜托自治区领导查一查，对方核实后告诉汤计，“放心，没人敢监控你们的电话。如果发现有监控，我们立刻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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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匠诈骗案在汤计的8篇内参之后，终告了结，公安局长和呼市市长遭到查办。“打老虎，你得有武松的本事。看完这些你会震撼，也会明白什么叫‘国社’。老实说，呼格吉勒图案我基本上是，‘抽空’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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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可是，“读书人有时候还是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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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底，呼和浩特市中院突然开始审理赵志红案，因涉及隐私不对外公开。呼格父母匆忙赶去，趴在法庭窗户外，只能看到你来我往的说话。后来得知，公诉机关10起命案只诉了9起，单单漏掉了毛纺大院奸杀案，法庭依此当庭宣判赵志红死刑。汤计接到在场警察的电话，“汤计，要杀掉赵志红，灭了口可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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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关键证人一死，呼格吉勒图案就翻不了了。”汤计赶紧放下了王木匠的调查，写出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希望能刀下留人。

没过几天，有人来敲汤计办公室的门，出示了证件，是警察。又要求看汤计的工作证，确认无误后交给他一份材料——嫌犯赵志红写的《偿命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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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您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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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25”系列杀人案罪犯赵志红，我于2006年11月28日已开庭审理完毕。其中有1996年4月发生在呼市一毛家属院公厕杀人案，不知何故，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只字未提！因此案确实是我所为，且被害人确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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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被捕之后，经政府教育，在生命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政府彻查自己的罪行！现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让我没有遗憾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综上所诉，希望此事能得到贵院领导的关注，并给予批准和大力支持！

特此申请                                       

谢谢！

呼市第一看守所二中队十四号罪犯赵志红

                                      2006年12月5日

申请书原件写在卫生纸上，歪歪扭扭，错字连篇，汤计得到的是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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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这么个事，我怕寄丢了或者到不了，所以给你吧。我不知道咋处理，相信你知道。”警察说完，转身走了，一分钟也没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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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汤计本人就写过不少警界黑幕的报道，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一分钱交到警察手里面”的儿歌，那种崇敬和信任油然而生。

第三份内参抄录了《偿命申请书》，从分社到总社都一路绿灯。不久，“批示”再次显示了力量，赵志红案被最高院要求休庭。

其实，呼格案启动复查后，事情很快就已经明朗：公安局认为是错案，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但是，案子在自治区高院一堵就是8年。最高院派人到自治区，要求调走案卷，但高院不予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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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计从未想过，一起明显的错案竟在司法系统中阻滞了如此之久。苦恼中，他找到自治区高检检察长，“你检察院抗诉嘛，抗诉不就开庭了？大领导比我考虑问题就周全，他说，‘汤计，目前法院这种认识，抗诉开庭就维持原判，那是终审，这孩子就永远成冤案了，你再写，建议异地审理。’”于是就有了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时间是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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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消除游戏，挪走方块又堵上了横杠。第二年，自治区换届，曾积极推动此事的领导退休、调任、升迁，政法委的助力没了，司法系统的新领导不愿接受烫手山芋。

每一年内蒙古最寒冷的时候，自治区召开两会，呼格父母总站在会场外，不说话，不纠缠，只是那么站着，眼神充满期待和怨恨。汤计每每见到，心里难受，但都不敢上前搭话，只能假装不认识。他开始寻找媒体力量，帮助《新京报》、山东卫视、辽宁卫视播发了案件报道，想要保持舆论的热度。

等待中，又是5年一度的换届。宣布胡毅峰当选高院院长时，汤计心里无比高兴，组织新华社同事拍摄了呼格案的电视片，在视频网站有几十万点击。他跟昭力格图一起录制节目，听他说起行刑的场面，忍不住留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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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用意是给新任高院院长一个契机，于是呈送了第五篇内参《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没过多久，最高院派人到内蒙古，真正意义上的调查组终于重新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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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记者问呼格父母，申冤9年来，你们最担心什么？他们回答说，“最怕汤计被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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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汤计以内参作为武器，以及因此而积累的政法界资源，呼格案未必会有今天的结果。

有次某市的法院人员遭到被执行人围堵，警察协助不力，24小时水米未进，法院院长最后时刻只得向汤计“紧急呼救”。内参到达中央后不久，当地公安出动平息了事态。即使很多批评过的人，后来也都跟汤计成了朋友。一般来说，遇到问题他会先向地方政府提出来，“只要能解决，跟中央捣乱什么？”

当然，忌惮也有。连续曝出包头市“恶棍警察”等两起警界黑幕之后，每次汤计到包头去，当地官员都会感到紧张，四处打听造访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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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新华社内参制度的存在，对地方权力的运用造成了制约，是独立于地方党委的“第二管道”。2006年，曾有数位省领导要求取消新华社内参，希望充分信任地方党委，政治局给出答复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定下的制度，通过这个渠道下情上达，是不能更改的。

“‘耳目喉舌’，一般媒体只能称作党的喉舌，而新华社让党中央耳聪目明。”汤计说，地方党委都在当地为官，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出了问题肯定要捂着，而新华社是中央垂直领导，不受当地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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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华社内参很少正面报道，大都直指地方治理的问题。至于汤计本人，正面报道就更少，在30年的内参生涯中，他只报道过两次地方的正面典型，且最后都成了有全国影响的案例。

一个是牛玉儒，因为是副省级干部，他的事迹不能发报道，要先走内参。汤计写就的内参使高层领导大受感动，要求调查人物是否站得住，确定事迹没有问题后，牛玉儒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汤计最得意的是报道的结尾：牛玉儒昏迷在病床上，闺女儿子都叫不醒，妻子趴在耳边说“玉儒，8点半了，开会了”。牛玉儒睁了眼，余光慢慢合上后再未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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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典型人物报道，汤计更加谨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郝万忠，晨练时心脏病突发去世，汤计接到报道任务后很为难，“鄂尔多斯很富有，满眼都是钱，弄不好的话，人物站不住，最后把我自己搞砸了。”

郝万忠去世后，办公室贴了封条，清点遗物时摄像机全程跟拍，打开门的一刻，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有的官员去世后，办公室搜出大量的钞票和财物，塞满了沙发和保险柜。打开郝万忠的保险柜之前，司机说，“不用了，他从来没用过。”结果，保险柜里落了厚厚一层灰，说明书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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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汤计放心的是郝万忠的家庭情况，他的兄长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十分富有，在公安局遇到问题时，比如手下干警住院急需用钱，郝万忠还要向兄长伸手要钱。“郝万忠这个人不爱钱，他的理想在仕途。其实想当大官没错，一个好官，比贪官要强多了。”汤计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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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华社总社的招待所里，汤计展示了自己30年来的“战役性报道”，一再说，自己为新华社记者的头衔感到无比骄傲。谈及内参制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内参制度和公众知情权的关系，汤计回答说，“我是老党员，首先想的是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任何人只要给党的形象抹黑，我必须纠正，让大家对共产党坚定信心。这是我的思维。”

前两年，自治区领导曾希望汤计到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一职，考虑许久，他拒绝了，“我随意惯了，嘴也臭惯了，到了官场肯定不行。”58岁，仍在第一线采写，他说自己不愁吃喝，感到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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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计生于山西大同，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新华社，身上透着耿直爽朗的气质。采访中途，他突然解开皮带，掀起上衣，让记者看一道手指粗、二三十厘米长的疤痕，“你能想到我是癌症患者吗？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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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结肠癌手术，2014年10月份汤计第一天上班就继续追踪呼格吉勒图案，他担心身体不好，案件最后烂尾，年轻记者恐怕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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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呼格父母没有让律师代笔，亲自写下了诉求：请求法庭依法公正、公平地判决。李三仁挤公交车到法院递交，法官问，“就这点要求？”“是，就这点要求。”

历时9年，呼格吉勒图被宣布无罪的那一刻，人们记住了汤计双手合十祈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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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汤计，不是汤汁⋯
看了堵心，太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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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汤计，不是汤汁⋯
" T: H4 v/ G3 s5 Q* S; W看了堵心，太难过了

! o* |0 t/ c! e7 Y* \5 P; kSorry, 是的。乱七八糟的。谢谢提醒。

看了心里是挺堵的，不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