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头，皇帝文豪尽折腰 - 北美网备份站

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房用具之首，更凝聚了史事传奇、人世沧桑和夙愿宏志。自唐至今，文人多爱砚藏砚，“文人砚”带着它本身的故事一起流传后世。

质地优良的石材与墨相濡相亲，不仅让研墨质量和效率得以提升，且过程舒心愉人，文人自然喜不自胜；石质温润如玉，石纹变幻无穷的天然之美，成就了传统石雕工艺的神技巧思，又让原本单调、枯燥的文房生活变得情趣盎然，更令文人欣喜异常。

▲《幽荷清气》端砚落款为“康熙癸丑年沈荃”，此砚与原石的石纹相配合——秋波纹上展碧荷，石眼为露珠，筋脉流畅自然。

有太多的唐代著名诗人都曾以诗咏砚。诗人们还互赠佳砚、赋诗以示深情厚谊，诗仙李白在《殷十一赠栗冈砚》中写道：“洒染中山毫，光映吴门练。天寒水不冻，日用心不倦。携此临墨池，还如对君面。”砚在他的笔下尽显一片浪漫情怀。

时入南唐及宋，文人爱砚之情更甚。南唐后主李煜喜砚，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砚务官”，掌管造砚，官居九品，每月有俸禄可领。为一块“石头”设立一个特殊的官职，可见它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之重。

▲清代铁保在山东为官时，得到一块上好的淄石，做了几方砚台送纪晓岚。此砚也在《阅微草堂砚谱》中有著录。

苏轼在宋朝算是文人迷砚、藏砚、赏砚的领军人物。其一生不仅访砚、藏砚、赏砚、铭砚乐此不疲，且开设砚屏之雅风。纵观苏东坡一生，其写就砚铭近三十首，几乎占了他全部铭文的一半，足见其爱砚之深。黄庭坚紧跟苏东坡之后，对砚台的钟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亲自到龙尾山探砚，作诗《砚山行》而高歌：“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遂成歙砚史上的传世美谈。

清代推动文人砚的关键人物是纪昀，也就是为人熟知的纪晓岚。在他的影响下，清中期之后直至民国，有越来越多的著名文人参与制砚、藏砚，最终将文人砚推至如今都令人仰慕之境。

其实，纪晓岚并不是主动去制砚，而是在写书之余有选择性地收藏。他把阅微草堂的另一个书房取名为“九十九砚斋”——但实际藏砚远超此数。此间的每一方砚台背后几乎都有纪晓岚刻的铭文。

端溪石砚是名砚之一，对诸多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可证，端溪石砚是从中唐以后开始有规模开采，至晚唐流行。

至于与端砚齐名、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的歙砚，也只是在北宋唐积的《歙州砚谱》中才有追忆——唐开元年间有猎人采歙石为砚；但终不见唐人文献的零星记载。可见，歙砚在唐代仅是以个例初现，至宋代才令文人喜爱。

但也正因中晚唐时期的端州、歙州开启了采石为砚的历史，才让砚慢慢深入文人内心，并确立了文房用具之首的崇高地位，更是造就了砚文化辉煌至今的千年篇章。

从普通的文房用具，到承载情感的文化载体，砚台演化出一个专有名词“文人砚”。

皆言“文人砚”发端于宋，成形于清，而于清末昭名天下。也正是由于前述上至帝王下至臣宦，包括欧阳修、王安石、蔡襄等知名文人，将砚石之天然与文人之性灵遂渐融合成趣，或参与制砚，或为砚作铭赋诗填词，或著书立说，不仅使砚有别于其他文房用具的单纯工艺品属性，更让砚开始拥有自己蔚为壮观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将砚的发展推向第一个历史高峰，遂成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

明代砚制虽基本承沿宋习，但自中后期受社会风尚市井民俗化趋势的影响，分岔路而行：一条是世俗化路线；另一条便是文人砚更趋成熟，书画及文学的养分更多地滋养砚文化，并成为一种流行风尚。砚台被抬高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到了清代，中国砚台步入最耀眼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时期，选材配料强调唯美，工艺和雕刻精益求精，形式和题材中诉求丰富多姿，而且“文人砚”更是各自风流。

然而，如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人砚”，却常与“礼品砚”和“商品砚”难以区别。强调装饰雕刻之美所表现的艺术价值，却是在迎合时代的审美风尚。常从藏家和学者嘴里听到评价如今的文人砚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说的就是缺少文人的气质。

“文人砚”是砚文化的最佳载体，但文人砚并不是符号化地在砚上雕刻梅兰竹菊。正如王正光常对砚工和求学者所言，砚上之学是表层，旨在知晓雕刻什么纹饰合适；砚下之学是关键，着重表现唯美追求和古雅气质，这才是“文人砚”需要深谙的砚道精神。而“文人砚”的高低之分，便在这文化气息的多少和精神境界的高低。

▲此方名为《冰肌》的徐公砚为老坑石，此种品质的砚石目前已面临绝产。供图/刘礼福

难怪砚界常言——制砚人的文化素质越高，他的艺术修为越深，他的砚作就越有味道，他的砚作内涵就越丰富；而欣赏砚台的人的文化艺术修养越高，就越能体悟到隐藏在砚台深处和散发于砚台之外的精华与韵味，也越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知识力去诠释和解读砚台，赋予砚台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文蕴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