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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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纽约的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工作的发源地，该校东亚研究所自1958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工作，由何廉、韦慕庭教授主持，唐德刚、夏莲荫等人参与，入选范围是中国近代的政府高官、军事将领、反对党领导人、有社会影响人士。通过对十几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进行采访，整理形成了其口述史料，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这里有顾维钧（10436页）、张学良（4837页）、李璜（1013页）、李宗仁（1000页）、张发奎（1000页）、胡适（786页）、沈亦云（489页）、何廉（450页）、吴国桢（391页）、蔡增基（341页）、左舜生（304页）、蒋廷黻（250页）、李书华（243页）、李汉魂（239页）、陈光甫（167页）、孔祥熙（147页）、陈立夫（85页）、刘瑞恒等人的口述史料。其中何廉、顾维钧、李宗仁的口述史料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该馆还有抗战期间援华“飞虎队”（美国志愿飞行队）成员的口述史料（583页）、来华传教士口述史料（3320页）。
196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大力从事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将1961—1965年完成的41位军政要人的口述史料与哥伦比亚大学分享。这样，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又有了马超俊、徐恩曾、王正廷、李品仙、孙连仲、杨森、赵恒惕、秦德纯、傅秉常、沈鸿烈等41人的口述史料。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还藏有一些中国近代名人的自传手稿，如陈公博（260页）、王正廷（258页）、陈启天（238页）、张嘉璈（199页）等人的。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中国近代人物口述史料工作形成优势、获得专业信誉之后，相关的中国近代人物出于对台湾岛内政治因素的顾虑，愿意将个人的原始档案捐赠或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于是该馆收藏有一些中国近代名人的个人原始档案，包括文件、日记、函电、手稿等，如顾维钧（90000件）、陈光甫（3000件）、熊式辉（500件）、李宗仁、张学良、李璜、李书华、蒋廷黻等人的。
民国原外交部长、海牙国际法院原副院长顾维钧档案约9万件，是该馆仅次于杜鲁门的第二大的个人档案。内容有顾的日记、函电、回忆、手稿、讲演稿、印刷品、照片等，大部分出自1932—1956年期间。
爱国将领张学良档案约5千件，有他1937—1999年的文件、出版物、日记（1937-1990）、书信、笔记、照片、手稿、字画和来客登记簿等。张学良所留信件有500多封，包括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蒋经国、陈诚、杨虎城、戴笠、端纳及其他要人的往来信札，其中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通信最多，在百封以上。
民国银行家陈光甫档案约3千件。有1936—1942年陈所参加的对外借款、贸易谈判文件，如1936年的白银谈判、1938年的中美桐油借款谈判等；有陈的日记（1942—1950）、回忆、笔记等。
国民党将领熊式辉档案约500件，由其女儿捐献。有日记（1930-1974）、自传（1907-1950）、函电、文章、笔记、演讲稿、剪报、照片、江西省文件、中华民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交涉报告书（1945-1946）、蒋介石致熊式辉函（1930-1948）等。
民国原代总统李宗仁文件，大部分为1949-1951年期间李宗仁及其私人代表甘介侯与美国政府及各方的函件。
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档案有1922-1971年的著作、论文，1945年在美国的日记等。
物理学者、民国原教育部长李书华档案为1922-1972年期间各方给他的信件，包含大量名人手迹。其中李石曾的信件200余封，吴稚晖的信件约60封，还有蔡元培、胡适等人的。
历史学者、民国原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档案为1947-1964年的官方和私人通讯、剪报等。
张学良1990年获得自由后，不想以长期软禁所在地台湾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也不愿将个人档案留在台湾。为他做口述史采访的哥伦比亚大学人员不失时机地建议张学良将个人档案连同他所做的口述史料一起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哥伦比亚大学主动表示可以接受捐献者的任何合理要求。张学良觉得他所捐献的个人档案与自己同哥大进行的口述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最好要在2002年口述历史公开发表的同时再对外展示。哥伦比亚大学同意了他的要求，决定将其所捐档案封存到2002年再面世。另外，张学良十分担心他捐献的档案会因为与众多外国人的档案混杂存放而失去特有的作用，天长日久会发生遗失或损坏，因此希望辟有专门存放的仓库，并预先做出一个编目。哥伦比亚大学从来没有为一位外国历史人物专门辟设展室的先例，但也答应了。1993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夏威夷，1996年将个人档案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1996年10月21日，张学良专属档案文物陈列室——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新辟的“毅荻书斋”落成，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正式开放在2002年。2009年，辽宁省档案馆从哥伦比亚大学征集到55卷胶片3万多幅照片的张学良档案缩微复制件，主要包括张学良生平各个时期的通信、手稿、笔记以及私人文件、艺术品、学习资料、相片和出版物、剪报等。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还有孔祥熙、张发奎、胡适、黄郛等人的个人档案的缩微胶卷，李汉魂个人档案的复印件，陈果夫、孔祥熙、陈光甫、莫德惠、邓家彦等人的照片、纪念品等。
这里还有梁启超、孙中山、宋庆龄、伍廷芳、毛泽东、蒋介石、陈洁如、宋美龄、胡适等人的信函等史料。如1938年8月20日毛泽东、李富春致美国援华会的一封英文信件，简要讲了八路军卫生部使用该会资助情况，是中美关系史的珍贵史料。该馆所藏宋庆龄函件除个别手迹外，均用保卫中国同盟信笺英文打字，大部分发于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于1938年6月14日成立于香港，由宋庆龄发起，其目的为动员和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1919年，在十年后担任美国第31届总统的胡佛创立该研究所，目的在于收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件。在胡佛研究所成立初期，它只是一个专门的图书资料收集中心。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研究所才开始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而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则始于1960年。此后，胡佛研究所逐渐成为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在里根政府时期，其影响力更是非同一般。该研究所主要得到加利福尼亚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摩根和梅隆财团对其也有相当影响力。
胡佛研究所是以保守著称的政策研究机构，有“右翼思潮的思想库”之称。胡佛研究所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史料文献收藏地之一。胡佛研究所拥有160万册藏书，6万多个微缩影片文件，4300类约4000万件档案和25000多种期刊，供学者研究调用。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在“战争、革命与和平”三个主题上，以收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料闻名于世。这里的研究人员大多主攻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学等学科。1899年至1913年胡佛曾在天津居住，担任工程师、经理。胡佛研究所这个民间研究机构目前已成为美国白宫研究亚洲及中国问题的权威咨询机构。
胡佛研究所的特色陆续吸引一些人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存放于此。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有一些中国近代名人的原始档案，包括日记、函电、照片、回忆录等，如蒋介石、蒋经国、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胡世泽、张君劢、张歆海、何其采、黄郛、黄仁霖、陈洁如、颜惠庆、梅贻琦、赵恒惕、曾昭抡、金问泗、毛炳文、彭述之等人的。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是55册手稿本，从1917年写到1972年，缺1924年的。
蒋经国日记是从1937年写到1979年。
民国原行政院长宋子文档案有30年代与40年代的函电、著作、备忘录、报告、演讲稿、录音带、照片等，内容最为完整，并已全部开放。
民国原行政院长孔祥熙档案有会议记录、公私信函、备忘录等。
民国原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档案有1945-1957年期间的日记、信件、报告等，涉及二次大战结束时中国东北的经济形势、中苏关于收回东北的谈判等。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胡世泽档案有1931-1971年的信函、电报、日记、演讲稿、手稿、外交文件、会议记录、照片、录音带等。
民国原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档案有1941-1947年期间的函件、著作、剪报，涉及中美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何其采档案有1930-1972年期间的日记、通信、报告、备忘录、照片等，涉及中国的政治事件及中美、中苏关系。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档案有1949-1956年间的日记、通讯，涉及台湾的政治与教育。
民国原外交部长黄郛档案有1920-1936年的信函、报告、手稿等，涉及中国外交关系、1927年南京事件、1933塘沽协定、中国国内政治等。
民国原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档案有回忆录、演讲稿、剪报、照片，涉及中国民族运动、二次大战、战后台湾等。
民国原驻荷兰公使金问泗档案有谈话记录、备忘录、报告，涉及中国与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等国的关系及中日战争等。
蒋介石原夫人陈洁如档案有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婚后生活、离异的回忆。
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档案有1947年致马歇尔和魏德迈的函件。
国民党将领赵恒惕档案有1921年致谭延闿的信函。
化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档案有1946年著作《中国民主同盟的非常时刻》。
国民党将领毛炳文档案有自传概略，涉及抗日战争及1945-1949年的国内战争。
民国国务总理颜惠庆档案有英文自传打字稿。
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彭述之档案有1932-1987年讲话稿、信函、论文、会议决议、夫人陈碧兰的回忆录等，涉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35年与陈独秀一同在上海被捕经过、托派在中国活动、中国社会妇女状况。
国民党将领陈诚资料缩微胶片，主要是陈诚指挥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时获得的中共党、政、军、群的各种文件、刊物、传单及课本等，约1500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形成于1930至1934年的，少部分是1922至1929年或1937年后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形成的珍贵史料。这批资料原藏于陈诚在台湾的“石叟资料室”。胡佛研究所获得陈诚的允许，在中央研究院的帮助下，将这批资料拍摄成21个缩微胶卷。胡佛研究所进一步得到陈诚的允许，将这些胶卷的复制品提供给美国、西欧与日本的研究性图书馆。2012年，江西省档案局赴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征集复制了部分陈诚资料。
蒋氏家族将蒋介石、蒋经国的日记原件放在美国，是出于政治原因。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淡化“两蒋”，搞“去蒋介石化”、“去中国化”运动，拆除台湾各地蒋介石铜像。2005年1月10日，因为担心“两蒋”日记在台湾得不到妥善保护，蒋介石之孙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份，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签署保管合约，“两蒋”日记“暂存”该所50年，并从2006年起分批整理公开，供民众和学者阅读与研究之用，查阅时只能手抄，不得影印、拍摄、扫描。
蒋介石日记从头至尾都是用毛笔书写,温度一高墨汁就会融化,所以很多地方日记都几乎粘在一起,像个小砖块一样。有些纸张已经开始腐朽,早期的日记更是根本不能触碰,必须先经过非常谨慎的处理。处理的办法,先经过酸处理,如果有霉菌的要冷冻两个月以上,然后再去酶、酸化,整个过程下来是三四个月。对那些粘到一起的部分,用特殊的办法蒸。蒸完后纸页会松开,然后一页一页把它们分开来,再用特殊的技术,将纸张反面洇过来的墨去掉。即使如此,仍然还是有很多日记不能辨别。有的浸过水的,一片黑。研究所做过统计,大概有4%几乎是完全看不清的，20%以上是模糊状态。
胡佛研究所作为一家学术机构希望蒋介石日记开放，但蒋方智怡对于保存的兴趣大于开放的兴趣，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胡佛研究所有人不经意间翻到了蒋经国的一页日记,在这页日记中蒋经国提到：他经常看他父亲的日记,并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并希望将来有一天父亲的思想能够为人们所知。此后蒋家同意日记开放。
蒋经国日记由于涉及的人很多还在世，所以暂不公开。“两蒋”日记把关人、宋子文侄媳妇宋曹琍璇说：“他都是讲他自己家里的事情,谈到他们自己一些感想,很多是隐私。在政治或者是其他事务上的考量,不像他父亲写得那么多,因此史料价值也不如他父亲的日记大。”
围绕“两蒋”日记，2011年蒋家后人内部还闹出一场遗产争议官司，致使《蒋介石日记》出版计划中断。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一公开，海峡两岸都有学者和出版人去抄录日记，有的还节选出版，但难免有遗漏错误。台湾中央研究院提出正式出版蒋介石日记，胡佛研究所表示只要有蒋家授权即可提交文本。蒋方智怡支持出版日记，本以为签个文件就可行，没想到长年旅居英国的侄女蒋友梅杀将出来。蒋介石重孙女蒋友梅声称蒋介石孙媳、自己的婶婶蒋方智怡将“两蒋”日记交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是擅自作主，有损蒋家其他继承人的权益。蒋友梅认为蒋家后人共同继承“两蒋”日记的所有权，蒋方智怡一个人说了不算，必须全体继承人与胡佛研究所重新签约。蒋友梅委托律师把蒋方智怡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两蒋”日记的共同所有权，一并解决蒋方智怡未获授权、擅自处理“两蒋”日记事宜。这场官司双方当事人都未出面，皆由律师代劳。后来蒋方智怡的律师传话，蒋方智怡承认“两蒋”日记为蒋家所有继承人共同拥有，愿意与胡佛研究所重签文件以确定其他亲属的所有权。于是蒋友梅在2011年10月底法院宣判之前撤诉。  
早在1970年代，宋子文的档案就捐给了胡佛研究所，其中有3万件先行开放，另有19箱需宋美龄过世后才开放。2004年，宋美龄去世一年之后，胡佛研究所准备打开这19个箱子，宋家又将最后一批档案约6箱（2000多件）捐出来，包括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抗战时与蒋介石的通信、电报，宋本人的遗书、私人财务报表等。胡佛研究所于2004年4月16日将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2008年“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首批丛书即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有《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宋子文与战时中国》。
胡佛研究所早在30年前就表示希望保存孔祥熙档案，但一直没有进展。由于孔祥熙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所以耶鲁大学甚至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努力向孔家争取收藏孔祥熙档案。2005年秋开始，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部负责人郭岱君得到宋子文侄媳妇宋曹琍璇的帮助，三次到纽约拜访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仪女士及其夫婿黄雄盛先生，终于让孔家同意把孔祥熙资料捐赠给胡佛档案馆。“我有一点打动了他们，”郭岱君说，“国民党档案在胡佛，蒋公日记在胡佛，宋先生档案在胡佛，为什么让孔院长（孔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孤零零地躺在纽约呢？”胡佛档案馆于2006年8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133箱，本来计划于2007年春公布蒋介石第二批日记时向社会开放，不料开箱时发现孔氏档案霉变较为严重（所有档案绑在一起存放了50年），需要进行细致的修复，因此就拖延了开放工作。
胡佛研究所拥有中国近代史上蒋、宋、孔三个著名家族的档案。胡佛研究所人员曾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果夫也有一部分档案留在胡佛档案馆。也可以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档案胡佛研究所都有了。
胡佛研究所还拥有国民党历史档案的缩微胶卷。2000年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政治环境对国民党不利，加上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国民党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其档案长期在台湾潮湿环境下保存，稍有不慎就会损毁，因此国民党历史档案亟待抢救、保护。鉴于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保存技术为世界领先，2004年8月23日，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及马英九支持下，国民党与胡佛研究所签约，约定胡佛研究所派员并空运机器到台湾，协助国民党党史馆将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至2000年的国民党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及制作缩微胶卷，党史档案原件留在台湾，数字化缩微胶卷则由国民党党史馆、胡佛研究所各有一份。这一协议产生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如阮义成、陈天放等人的家属主动与胡佛研究所联系，表示愿意捐赠或存放档案。
胡佛研究所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档案、资料之丰富为世界瞩目、学界公认，仅次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不仅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档案，还有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如史迪威、陈纳德、梅乐斯、魏德迈、杨格、司徒雷登、拉斯冯、荷马里、布斯、林百克、谢泼德、威廉、斯诺等人。还有美国到华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的历史记录。还有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档案，如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资料和不断增加的“文革”资料。还有关于国民政府、伪“满洲国”、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及之后中苏关系、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档案。
2005年3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部，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大陆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2006年2月，胡佛研究所订立了近代中国档案研究计划，以其丰富的馆藏、专业的管理和一流的保存技术，为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提供资讯。
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这两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相对集中的地方之外，美国其它地方也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
位于波士顿的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收藏有宋美龄档案和早年书信。宋美龄有10年的留美背景，1913年9月至1917年6月，她就读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并在此结识了她的终身好友埃玛·德隆·米尔斯。韦尔斯利学院非常注重对宋美龄档案的保管，其馆藏集中于“蒋宋美龄档案”和“埃玛·德隆·米尔斯档案”。前者包括宋美龄在校期间及其后返回母校的活动记录，有演讲稿、照片等；后者则包括米尔斯日记，及大量宋美龄与米尔斯的书信，书信从1916-2004年，时间跨度长达68年。
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一批民国原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晚年的往来函电。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存放在美国的中国近代人物档案有不少很有史料价值。如有人说，蒋介石日记颠覆了国共两党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既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后来人利用这些档案，有助于拓宽、深化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对历史作出多角度、多层次，更为真实、准确、全面的阐述。
档案工作者了解存放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的情况，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外的档案资源，有助于明确档案征集目标、改善馆藏结构，有助于借鉴国外及港台档案机构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改进自身的档案工作。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散落、存放在美国的情况看，政治因素会涉及到档案的安全感，或使档案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造成档案资源外流。档案机构卓有成效的专业化工作、良好的信誉，能吸引档案资源进馆。存放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还将引发档案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