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 1

魏良才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ltwei@sinica.edu.tw

摘 要魏德邁將軍學養人品俱優，在曾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美軍將領中真正具有中國人敦厚、謙遜以及重情義的特質。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魏氏以同情、諒解與包容的態度對待蔣介石及其政府，並積極代為爭取美國政府援助，同時又能直言不諱，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處。一九四七年，魏德邁又奉杜魯門之命來華實地調查，可惜其援華建議並未為國務卿馬歇爾所接受，報告亦遭壓制。在國共內戰的大悲劇中，魏氏的確曾真心誠意地為國民黨政府盡一份心力，可惜當時若干主客觀因素匯聚而成的歷史洪流非其個人所能抗拒。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固然是蔣介石個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劇，也是魏德邁一生中極大的憾事。關鍵詞：魏德邁、蔣介石、中美關係、〈魏德邁調查報告〉(1947 年)、國共內戰∗

本文原發表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之「『二十世紀之美國史』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指正及建議。

前言在一九四○年代的中美關係史中，有幾位美軍將領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例如馬歇爾 (Gen. George C. Marshall)、史迪威 (Gen.Joseph W. Stilwell)、陳納德 (Gen. Claire L. Chennault)、魏德邁 (Gen.Albert C. Wedemeyer) 以及具少將軍階但非職業軍人出身的赫爾利 (Gen. Patrick J. Hurley)。其中，對國民黨政府抱持同情支持的立場，而又能直陳其缺失，敢於提出諍言的當非魏德邁將軍莫屬。

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討魏德邁將軍之生涯背景及其與中國的淵源、兩次奉命來華之任務及其對國民黨政府之支持與諍諫。

1貳、魏德邁之生涯背景及其與中國的淵源在上述幾位將領中，馬歇爾、史迪威及魏德邁皆曾隨美軍第十五步兵團駐守天津。2 其中史迪威先後五次來華，居住長達十1 美國學者對魏德邁將軍對中美關係之貢獻作過系統而深入之探討者不多，大多是在探討馬歇爾、史迪威或赫爾利與中美關係之發展時略有提及。迄今對魏氏之生涯研究最專精者當屬美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胡佛研究所 (HooverInstitution) 之資深研究員艾勒博士 (Dr. Keith E. Eiler). 艾勒博士畢業於西點軍校(1944)，二次大戰期間曾在歐洲戰場服役並參與韓戰，並曾擔任魏德邁將軍之副官。艾勒博士於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即從事歷史研究，曾編輯魏德邁將軍文件集 Wedemeyer onWar and Peace (Stanford, California, 1987)，目前正從事魏德邁將軍傳記之撰寫。 (見艾勒博士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二月八日致筆者之信函)。國內有關魏德邁之研究，就筆者所知僅有兩本碩士論文，分別為林秀美，《魏德邁將軍與中國》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7 年) 以及黃春森，《魏德邁與中國 (1944-1947) 》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8 年) 。林、黃二人的論文主要從軍事及政治的角度探討魏德邁與中美關係之發展。筆者則試圖從魏德邁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之支持及諍諫的角度切入，希望能有不同的發現與突破。

2 美軍第十五步兵團係美國根據八國聯軍之役後所簽訂之辛丑條約派駐中國者，兵力約千餘人。其主要任務為與其他各國駐軍合力保護各國僑民及天津至山海關段國民黨最後的美國諍友──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 343年以上，通曉華語，被美國軍方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中國通」。但其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奉命來華以客卿身份擔任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參謀長，最後竟演變成賓主水火不能相容，被迫銜恨離去，中美雙方皆引為憾事。

3馬歇爾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任駐天津美軍第十五步兵團執行官(副團長)，與第一次大戰期間在歐洲戰場結識的史迪威再度共事，兩人交情愈深。一九四五年底，馬歇爾以杜魯門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停國共之爭。惜因國共雙方未能妥協，失敗返美，

4 以使命未成，復因前此其舊屬兼至友史迪威被召回事件，對國民黨政府軍政領袖深感不滿。馬氏返美出任國務卿後，即斷絕對中國政府之援助，最後導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之潰敗。同樣的，魏德邁曾繼馬、史二人之後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間服役於駐天津的美軍第十五步兵團。其對中國事務及風土人情的閱歷與馬歇爾相仿，而遠不如史迪威。但相較於馬、史二人來華任務的失敗，魏德邁於抗戰後期奉命來華接替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指揮官的職位，襄助蔣介石執行對日作戰的任務無疑是相當成功。這多少與魏氏本人能坦率直言但又誠懇謙遜的圓潤個性有關。

魏德邁於一八九七年七月九日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的奧瑪哈市 (Omaha, Nebraska)，祖父母皆出生於德國漢諾威地區。祖父為逃避徵召入伍而於一八三○年移民美國喬治亞州，但於內戰中參與南方作戰。此一德裔背景，曾為魏氏軍旅生涯帶來若干困擾。魏德邁童年時代嚮往成為外科醫生，但高中時適逢一次大戰爆之京奉鐵路以備必要時撤離之用。一九一九年自西點軍校畢業後，魏德邁與班級同學赴歐洲旅遊數月，目睹戰後殘破景象及陣亡將士之墓碑羅列，感觸良深 (Wedemeyer, 1958: 46)。返美後入喬治亞州班寧堡 (FortBenning) 之步兵學校服役，並於一九二○年晉升中尉。一九二三年奉調遠東地區，在搭船前往菲律賓途中，結識隨父母赴菲履新的上校之女安必克小姐 (Elizabeth Dade Embick)。兩人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在菲結婚，生有二子，婚姻美滿。

5 一九二九至三一年間，魏德邁奉調駐華第十五步兵團。在華停留期間，與其夫人勤習中文，並結識中國政商領袖、學者與社會賢達，與林語堂、顧維鈞及清廢帝溥儀等人均有所接觸，對中國風土人情了解漸深。

6 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再度奉調菲律賓。一九三四年返美入堪薩斯州萊文沃思堡 (Fort Leavenworth) 之指揮參謀學院受訓。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魏德邁獲選赴德國柏林之戰事學院深造。此一經歷，真正奠立其日後成為一個戰略家及一流參謀人才的堅實素養，並得以結識不少德國優秀少壯軍官 (Wedemeyer,1958: 49- 57; Eiler, 1983: 38-39)。雖然具備堅實的素養與訓練資歷，但魏德邁早年在軍中的升遷並不順遂，屈居尉官達二十年之久，至一九四○年始升任少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事爆發前，以參謀作業長才見重於參謀總長馬歇爾，調派至軍部戰爭計畫組工作，升任中校。因其負責草擬5 魏德邁之岳父安必克將軍 (Gen. StanleyD. Embick)，於二次大戰爆發前升任陸軍副參謀長。馬歇爾傳記作者莫斯理 (Leonard Mosley) 將魏德邁日後在陸軍中之崛起歸功於其岳父之照顧，對此魏氏提出嚴正之駁斥。內容被反羅斯福政府之報紙揭露，遭軍部及聯邦調查局盤查，復因其德裔背景及曾在德國戰事學院受訓，被懷疑有親德傾向，並遭黑函攻訐，魏德邁幾蒙不白之冤，幸得馬歇爾之信任及維護，始得保全 。珍珠港事變後，魏德邁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升任上校，臨時奉命向訪美之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L. S. Churchill) 及高層軍政領袖析論美國在歐洲作戰策略，並直言英方計畫之缺失。以態度從容，臨場表現得宜，受馬歇爾讚賞，於同年七月擢升准將，參與聯合〔作戰〕策略委員會 (Joint Planning Committee) 工作。一九四三年八月，英美在印度新德里成立東南亞戰區指揮所 (SoutheastAsia Command)，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爵士 (Admiral Lord LouisMountbatten) 出任聯軍最高統帥。同年九月，魏德邁晉升少將，並奉派出任東南亞戰區副參謀長。

7 魏氏與蒙巴頓及其他英軍高層將領相處融洽並頗受敬重。期間魏德邁曾奉蒙巴頓之命來華，商談中緬邊界糾紛問題。7 魏德邁對出任參謀長一職並不熱衷。以其對德軍戰略之瞭解，他極希望能任師長，率軍在歐洲戰場與德軍作戰。雖然馬歇爾向魏氏表示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Roosevelt) 總統希望其能發揮參謀作業長才，並對盟軍在亞洲之融洽合作有所貢獻，但真正原因可能如莫斯理所說，由於魏德邁的德裔背景與「勝利計畫」內容外洩事件，及其與反羅斯福的著名孤立主義人士林白 (Charles Linbergh) 的交往，羅斯福堅決反對將魏德邁派往任何需要與德軍作戰的戰區。見 Eiler (1987: 68;1983: 43); Mosley (1982: 361-362); 項國寧 (1986: 91)。346 歐美研究參、奉命來華取代史迪威及其對中國戰區的貢獻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來華擔任蔣介石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因器量狹窄偏私，個性尖酸刻薄，與人難以相處，加以對中國政府軍政領導階層敵意甚深，因此賓主間的關係日趨惡化。雖然羅斯福派赫爾利來華調停，終未挽回。

8 羅斯福應蔣介石之請，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將史迪威召回，並任命魏德邁接替史迪威所遺留之中國戰區參謀長及美軍指揮官的職務，而當時正在錫蘭駐地康堤 (Kandy, 今名馬哈努沃勒) 的魏德邁也於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馬歇爾的電訊。魏德邁對其新任命並不感到欣喜，因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軍赴歐洲戰場外，他也早就耳聞「中國是美國軍事及外交官員的墳場，有許多優秀官員的前程葬送在中國(Wedemeyer, 1958: 269, 272)。」但是，作為一個軍人，除了接受命令，他別無選擇。為了避免魏德邁來華重蹈史迪威的覆轍，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給魏德邁的指令中，明確規定其主要任務如下：1. 向蔣委員長提供建議並協助其進行對日作戰。2. 指揮其屬下之美軍作戰部隊自中國實施空中作戰，並在作戰、訓練及後勤支援方面繼續支持中國之空軍地面部隊。3. 除因保護美國人民之生命及財產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國的資源鎮壓〔中國〕內部的鬥爭。此外，並將以往並未明確劃分的中緬印戰區正式劃分為中國戰區及印緬戰區，後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緬印戰區副手的索爾登中將  負責。

9 此一決定無形中降低了中國戰區在美國亞洲全盤戰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對中美戰時合作關係的立即影響已然浮現。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以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身份，發佈命令，任魏德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索爾登為中國駐印軍總指揮 (秦孝儀， 1978, 5: 629)。十月三十日，魏德邁率隨員自新德里飛越駝峰抵達昆明，在當地停留一宵，次日飛抵重慶，在機場迎接者有外交部長宋子文、赫爾利及參謀總長何應欽等人。

10 十一月一日，魏德邁由赫爾利陪同晉謁蔣介石。魏德邁同時發現，史迪威對於其接任該注意之事項並無任何留言或交代。

11抵達重慶之後，魏德邁發現當時中國的情形相當不樂觀，西南之戰況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參謀總長馬歇爾的電報中表示：「毫無疑問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嚴重的，而且在繼續惡化。桂林事實上已被包圍，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國人的毫無組織，與計畫的沒有章法則更是出人意表。」事實上，在魏德邁拍發此一電報的前一天，桂林已經被日軍攻下，柳州則在十一日陷落。

12 貴陽之情況亦甚危急，如果貴陽失守，日軍的下一個目標則是作為美軍空軍基地以及援華空運唯一的終點昆明以及陪都重慶本身。魏德邁擔心一旦昆明失守，不僅危及重慶，更可能造成

13 魏德邁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將曾受美軍訓練及裝備，目前在緬甸作戰的五師國軍中的兩師調回，並由參謀總長何應欽馳赴貴陽，指揮援軍反攻，貴州戰局始告穩定(Wedemeyer, 1958: 291; 秦孝儀，1978, 5: 648)。為未雨綢繆，魏德邁曾向蔣介石建議，如貴陽失守，應有遷都昆明之準備。於十二月二日，蔣以「余絕未考慮及此」婉拒。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記載：魏德邁參謀長來謁，於談話中復以遷都之事相詢，公乃鄭重告之曰：「此為中華民族精神大節之所關，不能討論，余縱在渝被敵包圍，亦絕不離渝一步也。」魏氏為 公決心所感， 隨亦言曰：「如委員長不離渝，余亦絕不離左右。」公因自記曰：「聞其願與共患難，同生死之言，殊以為感也。」(秦孝儀，1978, 5: 647)此一記載與事實稍有出入。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我明白告訴委員長我無意留在重慶被日本人俘虜或殺害，但如果可能我會到昆明去，如果情況許可在那裡組織堅強的抵抗。」

14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邁晉升陸軍中將。除了扭轉戰事的劣勢之外，魏德邁對中國戰區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縮編國軍兵力、提高國軍待遇與建立後勤補給中心。魏氏抵華之初，國軍約有三百師兵力，訓練及裝備均嚴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給蔣介石的備忘錄中指出「國軍約有三百師之眾，美國裝備絕不足以配備如此多之單位，故先充實三十六師之訓練與裝備，若再有可能則擴充至五十師。」此一三十六師之精簡，加上仍在緬境作13 FRUS, 1944, Vol. VI, China, 191; Wedemeyer(1958: 292).

14 Wedemeyer(1958: 293)。魏氏抵達重慶六星期後在十二月十日給馬歇爾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我會盡可能留在此地陪伴委員長，但我希望不要等著被日本人俘虜。」Eiler(1987: 84). 國民黨最後的美國諍友──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 349戰之三師，共三十九師，即為戰後美國協助中國政府建立現代化軍隊，初步裝備陸軍三十九師計畫之由來。

15魏德邁深知僅憑訓練與裝備仍不足以致勝，士氣是贏得戰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國自古即讓軍隊「就食於民」，而軍人也認為保國衛民，受之無愧，因此強取豪奪之事實層出不窮，造成民怨甚深。魏德邁調查發現，中國人竟無「行軍靠肚皮」(an army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觀念 國民政府所實施的給養制度是依士兵人數將定額款項發給各部隊長，由其負責解決糧餉問題。但由於其時軍官薪俸微薄，不足以養家活口，因此部隊長剋扣軍糧及吃「空缺」的情形極為普遍，造成戰力不足，士氣低落。為徹底解決問題，蔣介石接受魏德邁之調薪建議，主動將國軍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為杜絕部隊長的中飽私囊，魏氏又擬具新的配糧計畫，分別在昆明及重慶設立一個給養中心，負責採購軍糧，分發至各分支單位，再以卡車運送至各部隊。此一新配糧計畫在全國實施成效良好，不僅士兵糧食不虞匱乏，軍民之間的關係亦大為改善。魏德邁並要求馬歇爾派遣一位食品專家來華，研究國軍膳食情形，並提出改善建議。同時，自美國運送維他命丸，以補充士兵營養之不足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沿用至今的國軍後勤補給制度，多少是受魏德邁當年在中國戰區所採行措施的影響。除了協助解決國軍兵員過剩及給養問題之外，魏德邁在抗戰期間也曾數次向蔣介石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其所針對者雖非軍國大事，但卻頗收移風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對中國 研究貧苦大眾的同情與關懷。例如，魏德邁抵華之後常獲國府官員邀宴，菜餚豐盛，有時竟達二十幾道菜。魏德邁認為當無數中國人顛沛流離，身處飢饉，而領導階級卻如此奢侈，極為不當。因此他建議蔣介石，在戰爭期間，此類宴會應予停辦，並建議蔣氏以身作則，本身宴客亦應以四菜為限。蔣氏對此欣然同意，並以婉轉方式普遍實行。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建議改變中國人「靠左駛」的行車習慣。在中國，數千年來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戰時期，此一行之多年的舊習慣卻造成了不少意外。因為在中國戰區所使用的車輛絕大多數是美製的汽車及卡車，其設計是靠右行駛，與英製的車輛不同。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人車改為靠右行走。蔣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議，並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內立刻實施。魏氏建議給予數月緩衝期，並大力宣導。此一改變因影響英產汽車在華市場，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mour)甚至指使若干中文報紙為文攻訐，並要求蔣介石重新考慮，收回成命 。此一新的規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國開始實施，過程順利，未發生任何意外。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峽兩岸中國人一體遵行的交通規則。


抗戰期間，魏德邁在中國戰區所提出的興革建議之所以能得到蔣介石的重視與採行，主要是由於其誠懇謙遜的圓潤個性獲得了蔣氏的尊重與信任。魏氏抵華之初，蔣介石即已感覺其人「直諒坦誠，其性格適與史迪威相反 」同樣的，魏德邁對蔣介石也極為欽佩，但卻非盲目的崇拜。對於蔣的能力、領導風格、戰略素養及其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皆有相當透徹、一針見血但卻十分公允的評析。在其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極獲好評的回憶錄《魏德邁報告》 一書中，魏德邁對目睹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艱苦奮鬥的情形，說出了他的感受：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戰。法國在德國發動攻擊之後六個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七年後，中國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撐。當我對局勢瞭解更多，我認知到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是我們美國人對中國在一九四一年之前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犧牲，大部分時間皆表現漠不關心。

對於蔣介石當時所面臨的困境，魏德邁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說：蔣一直是四面作戰：對抗日本；對抗以中共為代表的蘇俄；對抗以前軍閥或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美國人大部分的時間不是拒絕承認蔣介石所面臨的困難，就是對中國戰後的命運毫不關心。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確定中國必須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管她的精疲力盡及其人民的慘重犧牲與苦難。當我奉派前往中國戰區，軍部給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這些字眼。

魏德邁更進一步指出：美國人以為只要蔣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會被執行。我則體認到委員長不僅不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只是一個鬆散聯合政府的首領，有時會在獲取其屬下服從一事上遭遇極大的困難。當然，魏德邁也坦誠指出蔣介石本人能力及領導風格上的弱352 歐美研究點及缺失。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邁返美述職。在與陸軍部長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餐敘中，史氏詢及蔣介石的能力。魏氏回答說：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他不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或熟練的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軍隊對抗軍閥及共黨方面相當成功，但極少展現現代軍事戰術或技巧方面的知識。

對於蔣介石的個性及領導風格，魏德邁曾做過相當透徹的分析：在我與蔣介石兩年的相處中，我確信他是一位正直無私的領袖，對其人民的福祉極為關切，並渴望建立符合孫中山理念的憲政體制政府。在我看來，蔣介石最大的弱點是他對朋友及舊屬的忠誠。在他那群僚屬中，有些既腐敗又無能的人。如果他不能接受勸告而去掉他們，中國局勢將會變成怎樣實在難以臆測。我曾告訴他，他的僚屬中很多極為腐敗無能，這些人一日不去，則其為人民所構想的良好計畫將永遠不能實現。因為這些人使他無法接觸到不少中國最愛國能幹的人才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我承認蔣在政治方面極為機敏，有合理的思考力與堅強的個性。但他卻被儒家強調忠於家人朋友的哲學所限。他不願捨棄他周圍那些黨同伐異的人，因此疏離了不少中國最好最能幹的人才。

16魏德邁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尤其是共產黨人在中國的意圖有極深刻的認識。他承認：「我也像馬歇爾一樣，曾受惑於史迪威的報告。但經驗使我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能有所警惕。」在重慶期間，毛澤東與周恩來二人曾在魏德邁的寓所中與其辯論共產主義的本質與手段。追憶這一次談話，魏德邁寫道：我常聽說他們〔毛、周〕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而只是對中國人福祉關心的農民改革者。但是這一次非正式的歷史性會面卻拆穿了這些在美國被廣泛傳播的報告根本就是謊言。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抗戰期間，毛、周曾一度邀請他指揮共軍，但遭其以「身為戰區〔美軍〕指揮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國民政府」而婉拒；但當共區發生嚴重疫病，他曾運送十一噸醫藥用品救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隨之而來的是受降、接收及遣返在華日軍及平民問題。三個問題中，受降只是形式也較單純，而接收及遣返日人問題則頗複雜也牽涉較廣，若無美國協助，國民政府根本無法完成。魏德邁曾勸請蔣介石親自接受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呈遞降書，蔣則希望魏德邁代其受降，為魏氏婉拒。魏德邁並表示：「中國遭受敵人蹂躪八年，犧牲數百萬生命，沒有任何外國代表該在中國戰區之內受降 。」蔣氏乃任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受降代表，曾任魏氏參謀長之麥克羅少將(Maj. Gen. Robert B. McClure) 則代表美國。魏德邁並宣布：中國戰區內一切受降事宜均由中國代表負責執行，美方運輸機決協助運輸中國官員及軍隊前往目的地 (秦孝儀，1978, 5: 806)。遣返日本投降後留在中國各地、朝鮮、以及印支半島的三百九十萬日本軍民，其工作之艱鉅自不待言；但在魏德邁幕僚人員之周詳規劃以及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 (General Douglas ) 東京總部人員之密切配合與支援下，順利完成，並未如預期困難。在接收問題上所遭遇的最大阻礙來自蘇聯及中共。在美國第二顆原子彈投落日本長崎前夕，蘇聯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隨即揮軍進入東北，於兩週之內佔有東北全境，擄走日軍五十九萬四千餘人，及數量龐大之戰利品。

17 另一方面，中共則拒絕接受中央政府命令，由共軍總司令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於八月十一日連續發佈七次命令，指示各地共軍全面發動，部分共軍進入東北，配合蘇聯作戰，並阻撓國軍接收，雖然國民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當天即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但顯然未能消弭史達林扶植中共的意圖。在蘇聯及中共的阻撓下，協助國軍接收的工作原本就已不易，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於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四天，下達一個部分條文內容互相矛盾，窒礙難行的指令給魏德邁，使其協助國軍完成接收的任務更難達成。此一指令一方面要求魏德邁對「中央政府軍隊為收復中國戰區內目前仍被日人佔領的所有地區所採取的必要軍事行動提供軍事協助」，「協助中央政府，將政府軍快速運送至中國重要地區」；另一方面卻要求所有行動「不得違背美國在中國兄弟鬩牆之爭中不支持中央政府的基本原則」以及「不得使美軍地面部隊介入中國戰區任何地方的重大陸上戰役中。」

18此一限制使魏德邁後來在面對蘇俄及中共阻撓國軍在東北及華北的接收工作時根本束手無策。魏德邁於十一月二十日致一長電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將軍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在此電文中，魏氏重申他對蔣介石肯定的評價並分析其面臨的困境。魏德邁也明白指出蘇聯在東北劫掠破壞，阻撓接收。依據魏氏的看法，中央政府不僅無力接收東北，甚至連掌控華北都有困難。但蔣介石及其幕僚似乎無視於此，反而要求魏德邁提供空中運輸，自平津地區運送國軍前往東北。因此，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在企圖佔領東北之前，先致力於華北之收復並鞏固在該區之軍事及政治地位。

19魏德邁同時建議美國政府就下列事項知會中國政府： (1) 其美軍指揮官兼任委員長參謀長之職務可以立即解除，因為此一任命係為戰時協調中美對抗共同敵人日本之戰鬥行動而批准。(2) 盡早自中國戰區撤離包括陸戰隊在內之全部美軍，否則其目前之指令應予更改以合理化美軍在中國之維持及使用。

20 至於東北問題，魏德邁則大膽建議由中、美、英、俄四國暫管，直至中國有力接管東北。21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德邁再致電艾森豪，明白指出：如果由國軍統一中國及東北是美國的政策，則必須接受介入內戰及與蘇聯交戰的可能性，而這將必然需要在中國戰區投入較目前更多的美軍以執行此一政策 (顯然還將必須改變我目前的指令)。22在華府，陸軍部長派特生 (Robert P. Patterson) 及海軍部長佛瑞斯特 (James Forrestal) 會商魏德邁的報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聯名致送國務卿伯恩斯 (James F. Byrnes, 通譯貝爾納斯) 的冗長備忘錄中，兩人指出：從長程軍事觀點來看，陸軍部及海軍部認為對美國在遠東有利的最重要軍事要素就是一個包括東北在內的統一而對美國友善的中國。這也是預防遠東地區動亂及爆發戰爭的最好保證。23他們同時表示：如果東北或者華北無法為中國人所掌控，反而由於情勢的演變而淪為蘇聯或其所支配的分離政府所統治，那麼俄國將可達成日本當初所欲達成的目的。

24但他們也認為：「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現況是一個必須從政治層面而非立即的軍事必要性去解決的問題。」25在二十七日伯恩斯、派特生與佛瑞斯特的會議中，陸軍部及海軍部同意國務院所提處理戰後中國問題的基本方針：以政治妥協方式解決，並強迫蔣介石接受。伯恩斯並認為當時正返美述職之駐華大使赫爾利應攜帶依此方針擬具之計畫，儘快返回中國。26可是就在同一天，赫爾利因為不滿國務院遠東司人員對其調停國共之爭工作掣肘，並懷疑國務院提供內部機密限閱資料給反蔣之眾議員戴拉西 (Huge De Lacy) 在眾院內對其攻訐，憤而宣布辭職並發表書面聲明，嚴厲批評政府在執行外交政策時言行不一 (Buhite,1973: 256-257)。為減輕赫爾利突然辭職所造成之衝激，杜魯門總統接受農業部長安德遜 (Clinton Anderson) 之建議，立即任命甫自參謀總長職位退休的馬歇爾擔任特使，前往中國繼續赫爾利未竟的調停工作。

27 此為馬歇爾來華使命之緣起。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飛抵上海，魏德邁及何應欽迎於江灣機場，當晚在馬歇爾下榻的華懋飯店 (Cathay Hotel)內，魏德邁明告馬氏，其調停任務將難有所成。對於魏德邁之直言，馬歇爾甚為不悅。28 赫爾利辭職前後，杜魯門曾兩度直接或間接詢問魏德邁出任駐華大使之意願，魏氏均因接受馬氏之勸告而婉拒。一九四六年初，馬歇爾因調停工作進展不順，而魏德邁頗受國共雙方尊重，乃思借重其影響力突破僵局。馬歇爾在徵得魏德邁同意後，致電杜魯門建議任命魏氏為駐華大使。馬歇爾於三月十一日奉命返美述職，而魏德邁則於四月四日自滬啟程回美。

29 在美期間，魏德邁除治療鼻疾外，並治裝靜待大使任命正式宣布後返華覆新。但在七月初魏德邁之大使任命突然生變。副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告知：因其任命消息已為報章刊佈，引起中共抗議，對馬歇爾調停工作造成困擾，故馬氏已致電杜魯門，要求取消魏德邁之使華任命 。對於馬歇爾行事之反覆，魏德邁深感不滿，而對其大使任命竟因中共之反對而取消，尤其無法接受。馬、魏兩人之關係自此轉淡，漸行漸遠。返華之路既然難行，魏德邁接受軍部之安排，出任陸軍第二軍軍長，駐防米德堡 (Fort Meade, Maryland)。另一方面，馬歇爾於七月初建議杜魯門任命時任北平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為駐華大使。杜魯門於七月十日向參院提出任命案，參院於十一日通過 。雖然有號稱「中國通」的司徒雷登之襄助，馬歇爾的調停工作並不順利。正如魏德邁當初坦言相告者：國民黨人仍握有絕大部分權力，無意讓出一丁點；而共產黨人則寄望藉蘇聯之助，奪取整個政權 。可惜馬歇爾自恃聲望如日中天，又得到杜魯門的絕對信任，在軍政兩界皆睥睨縱橫，自認可完成不可能之任務，因此聽不進魏德邁之忠告。馬歇爾調停國共之爭的任務最後終未完成，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銜恨離華，行前發表聲明，痛斥國民黨內之反動派對其「為求組織一真正聯合政府所作之各種努力，均加反對；」而「固執之共產黨人士絕不猶豫使用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到目的⋯⋯而不顧及中國人民因此所受之苦痛。」雙方拒不妥協，致造成其任務之失敗。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