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余光中 诗坛最后的守夜人

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原先只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检查後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余光中也一次次地卷入台湾文坛与交锋，这也就构成了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1970年代，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余光中在此次论战中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左派”帽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带来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先生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研习，让余先生在中西文学界享有盛誉，往返于两岸多国，却依然从未有过“归属感”。他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童年的天空啊，看不见风筝，看到的是轰炸机”。战火中一路逃难的童年，是“乡愁”萌发的最初土壤。

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反倒是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的是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余光中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1947年，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明知生之寂寞，却要去守夜之孤独

余光中说自己一直在和永恒拔河。“拔河”是余先生频繁使用的意象，除了世人熟知的那首《与永恒拔河》，还有《水草拔河》：“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是谁，明知我不能停留/日日夜夜，却叫我上岸去“。即便明知时间不可逆，最终是输家，依然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峙下去。“滔滔的水声里/只有我，企图用一根水草/从上游到下游/从源头到海口/与茫茫的逝水啊拔河”。生命终将逝去，时间在围剿生命，人在时间的长河无处可逃，无路可退，一切都将指向一个终点，而诗人还有，也只有一根“水草”——救命稻草也好，幻象毒株也罢，是他仅有且不放手的武器。面对人生之“不可抗力”，缴械投降的人太多，孑然独守，懂得享受的，是背水一战的乐趣。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守夜人》是余光中首次在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诗集， 1992年首版于台湾，收诗65首；2004年，新收17首诗，于台湾再出新版，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而今在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首版已是24年之后，颇多增删琢磨，89岁高龄，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一个符号。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

这是余光中的纠结与坚守，知命与不甘。诗集里借《九命猫》之口说，“我的敌人是夜，不是任一只鼠/一种要染黑一切的企图”，夜之黑，如同死亡，如同绝望，如同我们心底潜伏的罪与恶，人类永恒的心魔。人类自古害怕黑暗，上帝赐予人类光明，科学使得光在黑暗中有了可能。可我们心中的黑暗，永远无法被全部照亮，死亡带来的黑暗，更非人类可以逃遁。余光中的眼，不是用来寻找黑暗中的光明，知时间不可逆，生命规则不可违背，他也宁愿去独守这黑夜，“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做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余光中的作品风格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20世纪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余光中诗作赏析

《乡愁》

余光中美文赏析

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

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

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

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

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

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

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

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

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

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

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

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

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

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

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

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

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

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

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

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

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

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

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

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

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

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

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

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

我所愿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先生走了，中国诗坛塌了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