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面子与表情

发表于 2017-5-2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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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和“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

王菁

一天，与一个外国友人L君聊天。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充满兴致地提到了中国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术语的两大贡献——“面子”和“关系”。相比起“关系”，他发现“面子”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捕捉。
作为一个资深文学发烧友，L君极好比喻。他拿出iPhone 6加长版，放在面前，作自拍状：“面子好像你们中国人所说的‘水中月，镜中花’，多了好办事，少了也饿不死。照我看来，还不如通过看表情了解一个人，来得实在。”
L君这番话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看似很陈旧的问题：莫非，中国人爱谈面子，外国人爱看表情？于是，我和L君开始寻找有关“面子”和“表情”的资料，打算来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浩如烟海的文献实在太多，以下即我们的初步对比结果，考察对象极其有限，仅供参考。

1、中国人论“面子”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人严肃地把“面子”当作一个问题来讨论之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他192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首先提到了“面子”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中国人民能享受一种个人之自由，顾面子，贵谦让，并爱‘互相让步’与尊重并论。”虽然没有专就“面子”下定义，罗素先生对于中国人民性格的考察在中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也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当时“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1934年是现代中国人的“面子元年”。两位文学巨擘——鲁迅和林语堂——先后在同年发表了中国人自己关于“面子”的论述，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奉为“面子学”当中的经典。在林语堂笔下，面子是中国人“心理上的面孔”。而鲁迅则用他一贯的反讽语气，直戳痛处，称面子为“中国精神的纲领”，好像只要抓住中国人的面子，“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作为民国时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人之一，在林语堂看来，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和“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一个老爷的丑公子可以因为逛歌妓院被拒绝而动用朋友圈，带着警察去逮捕歌女、关闭妓院，挣回脸面。一个中国岳父可以因为要面子，拒绝和自己的穷酸女婿吃饭。一位中国将军可以因为要面子，坚持让飞行员多在起飞时转几圈，结果葬送了自己的一条腿。如此之类，不一一列举，但从中足以看出林语堂的良苦用心。他充满技巧性地把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对比，以便让西方人能够以己推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所谓面子的虚荣本质。

林语堂鲁迅则不然。他弃医从文，目的便是为中国人的心理诊病，像个外科大夫一般，无情地把病症赤裸裸地呈现给病人自己看，越是震撼，越能惊醒病人。于是，面对一些洋大人似乎要给中国人“面子”的做法，他不置可否。在《论“面子”》一文中，鲁迅大剌剌地把“要面子”和“不要脸”摆到一起比较。在文章的例子中，有一个小瘪三，一直希望能够和当地一个有钱有势的四大人攀谈。一天，小瘪三到处跟人夸耀，说四大人和他说过话了。别人不信，问说了什么。小瘪三骄傲地回答说：“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这个故事，听者笑过之后，不免心酸，却不得不佩服鲁迅文笔的辛辣透彻。

然而，在林语堂和鲁迅对面子的论述中，我们都极少看到对于中国人的表情描述，仿佛要了解人物性格就要剖析他们的心理上的面孔，而表情作为生理上的面孔，倒是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这么一来，L 君口中那“水中月”、“镜中花”的比喻，似乎是更加适用于对表情的描述，而通过面子来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理则“来得实在”多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说现代人类学教育有什么基本的特色，那就是通过“他者”了解“自我”。这个“他者”既包括西方控制下的殖民地、边缘化人群，也包括任何广泛意义上有别于自己的他人。而“自我”的定义，同样能拓展到考察者所在的社会文化或者考察者本身的立场和情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有必要来看一看，与林语堂、鲁迅同时期以及之后的外国作家和艺术家，是怎么通过观察中国人的“表情”，来窥探中国人的心理。

2、智利诗人聂鲁达：“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

巴勃罗· 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帕拉尔，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除了诗人这个觉得，聂鲁达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年仅23岁的聂鲁达就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等地。1928年，在从新加坡飞到上海转机的途中，聂鲁达在磅礴雨夜，被拉黄包车的上海青帮打劫，身上所有值钱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但是劫匪很人道地把护照留下了，让聂鲁达成功地回到了新加坡。

聂鲁达第一次的中国之行并没有打消聂鲁达了解新中国的欲望。早年的经历让年轻的聂鲁达成为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失去了他最好的一位西班牙诗人朋友加尔西亚· 洛尔卡。在之后去法国任职期间，聂鲁达帮助许多西班牙难民逃亡智利定居。1945年7月，他正式加入智利共产党，并且作为智共候选人当选议员。

于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智利诗人于1951年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他从苏联坐火车，从西伯利亚到达北京，当时行程中的主要目的是给宋庆龄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奖（当时是斯大林奖）。在北京，聂鲁达受到了艾青和丁玲的接待，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宋庆龄在喝咖啡期间的表情。

为了充分体味聂鲁达笔下中国人的表情变化，我和L君商量之后，决定稍稍打破学术写作的常规，大段引用作者原文，以便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我们为之授勋的非凡女士，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另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保存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物件，镶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看了看，又赞美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t6 |& y {! x0 x) L. {

- o3 |+ l8 U3 M8 c I# P% A她马上忘了归还烟盒的事，当我们起身离席时，她转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问，我的烟盒呢？”
2 H- i& S) ?* e% U
) H% ?9 W9 {& V: A! q我肯定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然而还是尽力在桌上桌下寻找一番，却没有找到。孙逸仙的夫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两只黑眼睛，对我射出两道严厉的寒光。这件圣物哪儿都找不到，我开始荒谬地觉得，自己对它的遗失负有责任。那两道黑色的寒光几乎使我相信，我就是个偷窃珠宝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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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u9 U4 Q3 n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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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些瞬间即逝的表情被一个敏感的、不懂中文的拉美诗人给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写进了他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当中。综合五十年代他在中国所见到的各种表情，聂鲁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

带着这些印象，聂鲁达于1957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当年，他从科伦坡飞越印度，经过缅甸进入中国的昆明，艾青再次接待了他以及和他同行的一对巴西夫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在聂鲁达眼中，一方面，他在某种冲天的革命干劲中看到了一个建立了几千年的国家永远在巩固、在改进管理。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的印象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它是一座巨塔，普通民众和传奇人物、武士、农民、极受崇拜的人物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轮番出现并消失。这里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连微笑都不是……我发觉，在我远离中国的五年间，这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随着这次深入这个国家，这种变化更为显著。”1951年时看到的孩子的微笑和官员的笑，被一种非自发的表情取代，“连微笑都不是“，那是什么表情呢？

3、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中国表情

1970年，意大利著名左倾导演米开朗基罗· 安东尼奥尼与他的同行一起，经过中国政府同意，拍摄一部与新中国有关的纪录片。导演在电影开头用意大利语解释道：“我们并不试图通过这部电影去理解中国，我们只是试图呈现一种大的集合，有关面孔、表情、动作、习俗。作为欧洲人，我们本来想要去探索高山和沙漠，可事实却是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我们都去不了，而我们的中国导游也严格要求我们按照预定行程拍摄。”于是，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团队最终去了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在极为有限的22天中完成了拍摄。

整部纪录片的第一个镜头当中，在行草写就的“中国”二字背后，是北京天安门前望向镜头的三张面孔。左边第一张脸，属于一个刚当上父亲的年轻男子，他的臂弯中抱着一个戴着圆边帽的小孩，孩子的左臂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男子清秀的国字脸上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深蓝色中山装把脸衬托得略显白皙。中间站着一个短发妇女，她的头正微微转往左侧，顺着单薄的肩膀看去，双眼半闭，嘴角微微下垂，面带倦容。站在女人右边的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左右的士兵，一身军绿西装，剑眉浓密，鼻梁略挺，皮肤黝黑，嘴唇微张，似乎是看到了导演的镜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口。

电影开头的三张脸，三种看似不同的身份，一种类似的表情：略显惊讶，却喜怒不形于色，笑容与惊讶、愤怒、悲伤一起，似乎与他们服装的颜色一样单色调。街头悠哉骑车、脱手打太极的老人，校园里听广播、做体操的学生，医院里躺在手术台上、接受针灸的产妇，工厂中埋头骨干、一言不发的女工，乡镇中拿着自家产的鸡蛋、换点其它生活用品的农民……整部纪录片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主角，主题只有一个——在欧洲人眼中，当时中国人的群像，普通中国人在不同场合下的各种动作和表情。

1972年，安东尼奥尼把拍摄的成果发给了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一部总长217分钟的三集纪录片，但其内容和视角触怒了中方。究其原因，这位意大利导演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华小丑”。他不但没有如实反映新中国建国以来取得的种种进步，反而拍了些无关紧要、琐琐碎碎的表情，忽视了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其中最猛烈的抨击正是基于某种类似“丢面子”的心态。仅仅是1974年的二三月间，反对该片的部分文章就被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正标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这种“侮辱”最明显就体现在对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丑化上。批评者认为，这个意大利导演把普通中国人描绘成了愚昧无知、不讲卫生、没有追求的人，而这从他们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表情可见一斑。表情上的单调愁苦与城市中的破败无聊互相呼应，更让各位看官脸面不知往何处安放。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这部电影被禁止在中国播放。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中国》这部纪录片在罗马首映三十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在中国放映。当时，安东尼奥尼时年92岁。

4、从表情看心理

“面子”，正如林语堂和鲁迅所说，揭示的是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是一层可感而不可见的心理面孔，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从“表情”这张生理上的面孔去看人类心理，也并非毫无根据。

现代西方社会中，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达，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宇宙和人性的定义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性观。在现代心理学出现之前，基督教对于人类心理的理解基本是二元论——心灵和身体。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或者一种群体的心态，就需要直击内心，而不是从身体上的表现入手。但是，现代心理学的解释打破了这种二元论，而这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

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十三年后，达尔文在出版于1872年《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考察了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与遗传演化的关系。达尔文逐一对比分析从简单到复杂的表情，从开心、愤怒、害怕到困惑、无聊、害羞时流露出来的表情。他认为，人类的表情是由情感状态决定、并通过面部运动表达出来的，而这些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从根本上受到的是进化过程当中动物性的影响。这被谱写在了人类基因当中，代代相传。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书中，达尔文不仅观察人与动物的表情，也反思自己的思考模式。他写道：“我并不才思敏捷，理解能力也不强……我很不擅长用一种漫长而纯粹抽象的方式思考……但是，相比起普通人，我更善于发现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并且仔细观察他们。”在之前的环球旅行中，他观察到的是各个不同物种在漫长的环境作用下出现的相似和差异；在对比人类和动物的过程中，他看到的是各种细微的面部表情，并试图理解背后的心理和遗传机制。
由此可见，从表情看心理，具有其特定的西方现代性背景。时至今日，心理学家对于表情和心理之间的联系也已经有了一整套系统的研究。而这种二元论的消解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文学家和艺术家审视他者时采取的视角。

在智利诗人聂鲁达笔下，笑容作为一种重要的表情，成为了他观察中国的切入点。除了高层官员宋庆龄夫人那种不可捉摸的微笑，中国人的笑容大致被分成了两种，孩子的笑和官员的笑。但哪怕是那样的笑容，在他第三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似乎也被“非自发的微笑”替代。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则把1970年看到的表情，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镜头中大多数人的表情都略显呆板、很少笑容，大多可以用无精打采甚至是面无表情来形容。

不可否认，无论是聂鲁达还是安东尼奥尼，他们的视角难免带有一些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先入为主的偏见。但是，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通过“表情”来了解另一种文化心理的这种观察视角本身，就值得探讨。

5、文化深描：表情和面子

那么对于表情和面子，还有其它的解读方式吗？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1926-2006) 对摩洛哥、印尼等地田野调查中，他对于文化、知识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格尔茨提出了深刻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举的例子正是对于表情的解读。

现在，想象一个男孩A为了要表达某个意思，正在对他的同伴B挤眉弄眼（wink）。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男孩C走了进来，看到男孩A的表情，觉得很好玩，就开始A模仿挤眉弄眼的样子。这时候，男孩A感觉不是很舒服，觉得这可能是在嘲笑他。但是男孩B认为C天性好奇，可能就是单纯地开开玩笑。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一个挤眉弄眼的表情（wink）由于观察者的角度和知识的不同，产生了很不一样的解读。而我们作为读者，通过深层描述，看到了不同男孩各自的意图，从而了解同一个表情背后不同的含义。当然，如果好奇的你这个时候想要让问题变得更复杂，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第五个参与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反思自己解读同一个表情的出发点和立场。

不同的表情会带上文化给人们的深层影响，能揭露我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情绪和性格。如果我们用深描的方法，把这些表情放到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同时对比不同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自身的立场，也能看到更加多样化的心理面孔。

正如L君在开头所说，如此看来，表情确实可以成为了解一个人、一种文化心理的切入口，而且理解的方式不止一种。在各种自拍、整容脸、表情包盛行的年代，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些表情出发，了解自己呢？

参考文献：

[英]伯特兰·罗素，《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中]林语堂，“中国人的面子”，1934。许锡良摘录于林语堂著《中国人》全译本，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6页，原出版为1934年。
[中]鲁迅，“论面子”，1934。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著，林光译，《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Confieso que he vivido），南海出版公司，2015。
[意] 米开朗基罗· 安东尼奥尼，1972，《中国》系列纪录片。
[英] 达尔文著，周邦立译，《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en and Animals），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翻，《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译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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