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保鸡丁与一代名臣 ——《丁文诚公家信读后》

文 / 嘉非

他是晚清官场的铮铮铁汉，曾国藩、李鸿章一帮中兴名臣为他点赞；他是一代廉吏，长期担任清帝国的封疆大吏，去世时却家无余财；他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所到之处整饬吏治、兴修水利、发展洋务，政绩卓著；他的家信堪与曾国藩家书媲美。他就是晚清官场的传奇人物——丁宝桢。
说到丁宝桢，我们先从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说起。

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是国人饭桌上的一道常见菜，至于宫保鸡丁是如何产生的人们知之甚少。话说同治二年，捻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朝廷派一个能吏出任山东省主管公检法的副省长（按察使），此人名叫丁宝桢。
丁省长率兵来到山东剿匪，他是贵州人，到了山东后人生地不熟，厨师问丁大人午餐吃什么？丁省长说的一口地道的贵州话，山东厨师听不清楚，揣摩着贵州人喜欢吃辣的，所幸将五花肉、辣椒、萝卜、土豆、莲藕等切成方丁状，再加入面酱和糖，还有去了皮的花生，烹制成了一道别具一格的菜。
这道厨师灵机一动创新的菜品受到了丁省长的高度评价，从此之后成为府衙常见的家常菜。不久以后，丁省长高升，被封为太子少保（古称宫保），这道菜也随之名扬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宫保鸡丁”。后人不察，时常将“宫保”写成“公爆”，失去了纪念这位杰出人物的原意。
其实历史上的丁宝桢并不以美食家著称，却无意间成了“舌尖上的中国”的传奇人物。这种光彩反而掩盖了其在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光辉形象。
丁宝桢，贵州平远人（今织金县）。咸丰三年进士，历官武英殿协修、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太子少保、四川总督。丁宝桢一生为官清廉，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扶危济贫，去世的时候却家无余财，负债累累。他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山东机器制造局、四川机器局等，政绩显著。
智除安德海，名把天下扬

安德海是晚清四大太监（另外三位是李莲英、崔玉贵和小德张）里最早成名的一位，深受刚刚崛起的慈禧的赏识。提起安德海，那在同治初年的北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仗着慈禧的宠信，安德海连紫禁城的主子们也不放在眼里，慈安太后、小皇帝、恭亲王对其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
同治八年七月，安德海借为同治帝大婚采办衣物的名义招摇出京，说是奉了慈禧太后的懿旨。
我们来温习一下清代统治者对太监的禁令。鉴于前朝有太监擅权乱政的教训，清代早期对太监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顺治帝对太监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在顺治十年颁布了“六大禁令”。这“六大禁令”是：一、非经差遣，不准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义买卖田产，从而把持官府，祸害平民。顺治还怕子孙记性不好，两年后专门命人将这六大禁令铸成铁牌立在宫中，以儆效尤。
安德海此行却异常招摇，大张旗鼓，让沿途官员高标准接待。不仅如此，还在船上举办大型派对，找了帮歌妓吹拉弹唱。更肆无忌惮的是，此行恰逢安德海生日，还公然接受随行仆从的祝贺。安德海敢如此招摇，说明慈禧这个时候已经掌控了朝局，满朝文武对此事噤若寒蝉也说明慈禧的威权此时已充分树立。安德海动静如此之大，朝野反应却一往寂静，出人意外的是连国之柱石、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也保持缄默。
安德海若是了解丁宝桢的为人的话，他肯定后悔选择这样一个路线，他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山东巡抚丁宝桢一方面派人拿获安德海，一方面向朝廷上了奏章。他在给朝廷的报告里提到了自己的疑惑：1、我朝二百年不准宦官与外人结交，从未出现过派太监赴各地办事的情况；2、太后、皇上都崇尚节俭，怎么会派人到江南采办龙袍呢？况且没有见到朝廷的明发上谕；3、如果真有此事，太监应该有朝廷颁给的通行证或其他证明文件；4、龙风旗是御用之物，太监怎么敢妄用；5、出差居然携带歌妓，一路吹吹打打，民间舆论哗然。由此可见丁宝桢心思细密，这里面任何一条坐实了小安子都小命不保。
几天后，丁宝桢收到军机处密旨。内容是这样的：
该太监属于擅自外出，和朝廷没有关系，着丁宝桢将其抓获后不用审讯就地正法。如果该太监听到消息折返回直隶，着直隶总督曾国藩将其就地正法。这件事情不用再请旨了。
仔细研读这道旨意，我们会发现只有一个内容，速速处决安德海。
事实上在旨意到达山东前，丁宝桢已经下令处死安德海。不仅处死，而且暴尸三日。
诛杀安德海，轰动朝野，丁宝桢也由此名扬天下。我们且看大清官场的反应，曾国藩接到消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稚璜真豪杰也！”李鸿章见到邸报则直接蹦了起来，说：“稚璜成名矣”！稚璜是丁宝桢的字。两位官场大佬的激烈反应说明了丁宝桢此举是如此大快人心，同时也说明丁宝桢此举难能可贵。
晚清官场的“另类”：不畏权势，嫉恶如仇

丁宝桢塑像
他刚到山东任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的时候，当时亲王僧格林沁率大军在山东境内剿捻，僧王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省部级高官一向不设座位，都是站着谈工作。
丁宝桢当时是山东按察使，到僧王的帐前拜见的时候昂然说：“我们都是为了国事，如果允许我坐的话就见，不允许的话我就不见。”僧格林沁身边的工作人员大惊，生怕僧王震怒。然而僧王听到后却为之动容，赶紧为丁宝桢设座，优待有加，可见丁宝桢敢于挑战官场“潜规则”，很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此事被写入了《清史稿》，说明可靠性很高，也可见修史者对丁宝桢此举敬意有加。
丁宝桢为政还大公无私，从他和另一位晚清名臣阎敬铭的关系可以看出。阎敬铭官至户部尚书、大学士，是晚清政坛一位理财的高手，“同治中兴”离不开此人在财务上苦心经营。丁、阎之交始于山东，丁宝桢不畏权势，敢于叫板赫赫有名的僧王，阎对其欣赏有加。
最初阎敬铭是山东巡抚，丁宝桢是他的副手（按察使），在等级森严的晚晴官场阎省长却对丁副省长异常尊重，凡事都征询丁副省长的看法。等阎离开山东是，特意向朝廷举荐丁为新的省长候选人。日后阎敬铭出任山西巡抚，光绪初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丁戊奇荒”，饿殍满地，山西向全国求援，身为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最先支援了十几万银子，也成为全国对山西支援最大的省份。对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阎敬铭感动不已，说：“明公（丁宝桢）关怀大局，事事图之于早，体国爱民，今天下岂有二人，非谀言也”，为丁宝桢的大局观与爱民如子所深深感动。
宝桢家书：一位伟大的父亲和教育家

我们且看一代名臣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试看作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以长久？”古人讲修齐治平，名臣身上最有此种风采，曾国藩家书历久不衰，成为经典名著，其实一代名臣丁宝桢的修身齐家也很有可观之处。丁宝桢强调“廉”为立身之本，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名臣的共同特征。
“至于作官，一切补、署，自有天定，不可强为。我们只尽其在己，何为尽己？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谦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是而已。”这和今天流行的反对“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颇有相通之处。曾国藩日记与家书中也能频频看到这种论述。
“但下乡务须少带人，州县供应，一切全删。”“再下乡尚有一极好处，遇民 间有官事，可以随处审断，较之在城审断，民尤感激。”“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这个时候儿子已经做了市长（山西知府），深谙官场弊病的丁宝桢不厌其烦的警示儿子如何亲民、如何约束身边工作人员、如何建立自己的官声。
封建社会官和吏的关系极微妙，官员高高在上，又不时调动，地方治理实际上把持在吏的手中。吏熟悉地方更精通潜规则，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丁宝桢提醒自己的儿子要注意此类人。此外还有约束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身边工作人员约束不严的官员栽跟头是早晚的事，这些都足为今日政府官员所借鉴。
“尔署中向有节寿、季规八千金，尔拟不收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虽是减去一层，然天下事，作事正大，即要正大到底。我意尔连季规亦必不可收，盖季规与节寿，均是名目不正，去则全去，不必迟疑。”清代官员俸禄极低，京官要靠冰敬、炭敬、别敬和其他种种灰色收入来维持生活，即如曾国藩这样的一代名臣做京官时也不能避免，地方官灰色收入的名堂更多。
所谓“节寿”，是逢年过节或上司生日的时候，下级向上级送的红包。所谓“季规”，是每个季末，下级向上级送的红包。是多亏丁宝桢，让我们知道晚清一个地市级干部一年中仅此两项居然有8000两之巨，当时知府一年的工资不足300两（待查），灰色收入是正常工资的近30倍。
不愧为一代名臣，丁宝桢毅然要求儿子全部裁掉，斩钉截铁，正气凛然。儿子没有这笔额外收入维持生计都成问题，他答应接济儿子（毕竟是总督，工资要高得多），“以成尔志，并全尔名也。”有了这样的指路人，当然不会走错路。
“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这段话对古今官场、职场都有极大意义，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自可避免陷于尴尬之地，也是立身和做官之本。这种“高大上”的话出自官场经验丰富的名臣之口，显得格外亲切。
“至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晚明王阳明讲“致良知”、“知行合一”也是从人的内心深处讲起，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官先要将名利看透，这才是做名臣的气象，丁宝桢把做人做官的心得毫无保留的交给了儿子，对我们今人来说无疑也值得时时学习、处处仿效。
“如尔在蒲州做知府，果然能作一首阳饿士，即是千秋盛事，千载传人。”“做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古来天地之报效善人，恒视其吃苦以为分量，苦吃的愈大，报亦愈大愈厚；苦吃的小，报亦小而薄，此千古至论！”有其父必有其子，丁宝桢不断告诫、劝勉、诱导儿子先要除“心贼”，做官不要以名利为念，要站稳脚跟，不为外物所多，方能有大作为。吃苦和功德的辩证关系也是丁宝桢做官的一大心得，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丁宝桢要求儿子吃苦耐劳，不计名利，他自己着实也做到了身体力行。陈夔龙在笔记里说，丁公位列封疆，每年只要养廉银，其他灰色收入几万两银子统统不要。他自奉甚俭而待人甚厚，经常接济亲戚故旧。
陈夔龙还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封疆大吏，丁宝桢在经济上却是个标准的“月光族”，时常捉襟见肘，每当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时候，他就找来一口箱子，上面打上官府的封条，派差役送到当铺去，换两百两银子来救急。等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再派人将箱子赎回来。以他的身份，自然可以瞒天过海，以一口破箱子换数百两银子。其实这个故事其他晚清名臣身上也发生过，比如张之洞，就办过这样的事情，丁宝桢是始作俑者吗？不得而知了。

“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缘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作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所以报国也。”丁宝桢可谓从思想深层意识到了民本论。他每到一地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发展洋务，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他在四川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迄今都江堰边上还立有他的塑像。
他还说：“家人、书役皆民之蠹，毋使扰民，尤为至要”，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丁宝桢是非常警惕的，也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严加约束，不许他们扰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恤民”，他还提醒儿子要“恤商”：“至关税，总以体恤商情为主。体恤商情，总以严查家人、官吏、书差为第一要义”，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丁宝桢洞悉大清帝国的官场弊病，也谆谆告诫儿子要警惕家人、胥吏盘剥商人。这种“恤商”观念在封建时代十分罕见，反映出丁宝桢的通达明敏。
“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作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救济穷苦贫民。我常谓：作事第一以养人为急务，盖活一人之命，即有一人之益。”丁宝桢向儿子传授的不仅是官场心得，也是做人的道理。
在丁宝桢的谆谆教导下，其子也成为一代廉吏。代理山西巡抚葆亨私设小金库违规给高级官员们发津贴，整个山西省只有一个官员拒绝了这笔不合法收入，此人就是丁宝桢的儿子丁体常。继任的山西巡抚张之洞知道这件事后大加赞赏，认为体常谨慎廉明，“此非常人所能”。近代政治家陈夔龙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名父难有名子，但是丁体常能够做到克勤克俭，政绩卓著，连张之洞也歆羡丁宝桢能有这样杰出的儿子。
其子丁体常，官至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次子丁体勤，任山海关通判。其孙丁道津，官至山东布政使。

（参阅《丁文诚公家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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