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旦初《最后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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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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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初

我向来不喜欢流泪。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很少流过泪。何况1957年一顶从天而降的“右派”帽子突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痛苦的内心折磨使我几乎把泪都流干了。
# E# e% h6 c* C; p, p  r然而，时过26年之后，当我得知往日真心相爱却被厄运拆散的女友正在千方百计打听我的下落时，我竟又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
这泪，是被几十年悲欢离合凝结而成的“催泪弹”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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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眼泪的日子

1952年春天。五星红旗在新中国大地飘扬的春天。我从湖南安化一个偏僻的山村走出翠竹成林的大山，沿着一条通往知识海洋的崎岖小路，来到了位于资水之滨的益阳。我考入了益阳师范学校，在这里度过了三年长身体、长知识的日子，三年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三年没有眼泪的日子。
5 G7 ?; y3 }' U' w* w5 h三重塘的波光，会龙山的竹影，教室里的钢琴声，操场上的交谊舞，组合成一曲欢快和谐的交响乐。我们在这交响乐伴奏的氛围中生活、学习、成长。
我学习很用功、很刻苦，入校不久就在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上刊登了谈学习经验的文章，一时轰动全校。第二年，我先后当选为益师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和益阳市学联主席，在当地学生界也算得上一个活跃人物了。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比较温和，选拔学生干部重在表现，学习成绩优异是个硬条件，当然还要讲热爱党、热爱祖国、有理想、守纪律等等，这些条件我都具备。何况我念初中时就入了团，早就成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因此能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3 K( [6 n( l* n; Z1 h我所在的班级是中师14班，共有45位同学。我的个子不高，同学们都叫我“旦矮子”，蛮亲切的。班里还有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学，叫曹凤楼，同学们都叫她“曹矮子”。她圆圆的脸庞上从未消逝过灿烂的笑容，薄薄的嘴唇一颤动便发出清脆的声音，说话又快又流利，如放鞭炮。两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会儿甩到胸前，一会儿甩到背后，甩过来甩过去，甩出青春的活力和魅力。她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后来提升为学校团总支书记。
2 W8 E: q# W4 _: v# \+ n我们这两个矮个子在教室里的座位排在前二排，一男一女，靠得很近。“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早已破除了，学习上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支持，思想上互相勉励，生活上互相关心。久而久之，相互之间便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种感情各自藏在内心深处。那时候，“爱情”这类关键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远远不如现在这么高，相互表白似乎存在许多心理障碍和语言障碍。两年多时间朝夕相处，彼此心照不宣。
直到毕业那年的上学期，我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倾泄我深藏内心已久的秘密，也想试探试探她的内心秘密。文笔无疑是抒情诗式的。这是我一生中写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我把信夹在一本厚厚的书里，带着到了陈锡沃老师家。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历史教师。因为14班出了两个“高干”，他工作起来省心多了，所以很高兴。我们也常到他家里去坐坐，师生之间无话不谈，亲密无间。我还常在陈老师家里看书。可这次我并不是来看书的，一进门把书放在桌子上，对师母说：“这本书放在这里，一会有人来取。”说罢回头就走了。我回到教室见了凤楼，让她到陈老师家去取书。不知怎么，当时我不敢再对她多说一句话。等她取回书来，估计她已经看了我的信后，我更不敢和她见面，老想躲着她。我怕她不能接受我的感情。我怀疑自己的举动是否轻率。我焦躁不安。
她显然觉察到了我的尴尬。第二天是星期日，她主动约我一起进城。那时益阳城在资水北岸，我们从南岸的会龙山麓出发，步行约二里地抵达江边，过轮渡上岸，穿过大街小巷，到了城北的一个小山坡上。山坡绿草如茵。初夏的气候也颇宜人。我们在一棵大树掩映着的草地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天，谈班里的奇闻趣事，谈毕业后的打算，谈各自的家庭和亲人，谈了许多许多。她那灿烂的笑容，她那放鞭炮似的笑语，还有她那甩过来甩过去的两条长辫子，早已把我的一切焦虑和尴尬化解得烟消云散。我们浸沉在初恋的幸福感觉之中。忽然，她指着坡下一条蜿蜒北向的小路告诉我，那是通往她家乡的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领我到这里来的用意。她想家了，她有大事要和她的父母商量了。
5 k- j1 `7 u: G. m$ u' H果然，这次郊游之后不久，她妈就急急忙忙来到我们学校。此行目的与其说是来看女儿，还不如说是来考察未来的女婿。她见了我，问长问短，问得很细，像老师出题考学生似的。凤楼是她唯一的独生女儿，择婿岂能有半点马虎？好在我交了一份使她满意的答卷，她高兴极了。她在学校住了一宿，是夜倾盆大雨，资水猛涨。她急于要回家，我和凤楼怎么也留不住她，只好沿着上次郊游的路线把她送过江，望着她的背影在蜿蜒北向的小路上消逝。
这年暑假，我和凤楼一起踏上了这条小路，步行30华里，到了她家。她家住洞庭湖畔，远望一片汪洋，视野十分开阔。她父母见女儿领着未来的女婿初次登门，自然欣喜若狂，待之如贵宾。凤楼和她父母同室而居，我独自住在阁楼上。一日三餐则四人围桌入座，腊鱼腊肉，香味四溢。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 W7 `5 t" G) E" G2 A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知道了我和凤楼的关系，有的人赠以或祝福或赞美的好话，有的人投以或羡慕或妒忌的目光。班主任也知道了，校长也知道了。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们，还在毕业分配时尽可能照顾我们。结果，我和凤楼都被派遣到省会长沙工作。
再见，三重塘的波光！再见，会龙山的竹影！再见，没有眼泪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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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泪的日子在梦想中继续

1955年1月的一天。一辆客车从资水之滨出发，驶向位于湘江之滨的长沙。那时的公路都是土路，颠颠簸簸的。我第一次坐汽车，朦胧中似乎感到身插双翅，飞向生活的海洋。
下车后，我和同班毕业的几位同学背着行李，走到湖南省行政学院报了到。院方告知我们，先在理论教员研究班学习八个月再上班工作。我们安顿好食宿事宜，听领导介绍了学院概况和教学计划，便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学习生活。
学院坐落在岳麓山的石佳冲，背靠青山，面向碧野，江南水乡所特有的池塘随处可见，颇有田园风味，还算是宜居之地。我们在这里按部就班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几门课程，理论水平自有长进。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党史教研室当辅导员。这年冬至第二年春，我被派到望城县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中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凤楼工作的单位是团省委，与我所在单位隔着层峦叠翠的岳麓山和漫江碧透的湘江。她和我一东一西，有如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不过，我们无须等到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每逢星期日，我便走出石佳冲，越过橘子州，直奔团省委。她每次都在机关大门口等我。我们很少逛大街、游公园、看电影，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起边看书、边聊天。我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我的“入党问题”。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对共产党的信仰，用“忠诚”、“无限忠诚”这些字眼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那简直是宗教式的虔诚，至高无上。凤楼在益师上学时就光荣地入了党。那时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但“不光荣”地未获批准，据说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还要“考验”。这“光荣”与“不光荣”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对我的心理压力更大。于是，我与凤楼有约：等我入了党再结婚。参加工作后不久，我第二次申请入党，还应邀列席过支部大会，讨论几位申请人的入党问题。时光一天天流逝。花开花落。月缺月圆。入党的希望依然渺茫。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生旅途的艰难险阻。
) t5 e2 c. X5 n* J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我和凤楼同时报考大学。她因没有赢得充分的复习时间而落榜，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这年秋，我第一次乘火车从长沙来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了雄奇壮丽的长江，心潮澎湃如大江之水滚滚东流。武汉大学坐落在美丽的珞珈山上、东湖之滨，湖光山色，如画如诗。当时的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著名哲学家李达，校长的名气与学府的声誉俱隆。中文系则名师荟萃，培养了大批创新型人才。其中写《百鸟衣》的韦其麟，写《论抒情诗》的叶橹，当时正在校就读；倡导“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周勃也刚刚毕业不久。我们深感自豪，倍受鼓舞。我们欢呼，我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我们对于生活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这年暑假，我又回到长沙，又见到了凤楼的长辫子，听到了她的笑声。一日三秋的两地相思顿时化作久别重逢的无穷喜悦。我们彻夜长谈，不知疲倦。我告诉她，入校不久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并且被支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我向她讲述大学的新生活，讲述学生宿舍2008号房间的新伙伴，讲述博古通今的老教授们的风采，讲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都是旧话重提，我在学校给她写的信中早已不厌其烦地告诉过她，她也不厌其烦地给我回过信。我们的往来书信已有厚厚的一叠，再过几年，等我大学毕业时，准能编一本新的《两地书》。可惜，我们之间这种充满青春的激情、渴望与梦想的书信往来，维持不到两年时间就被迫中断了。而原来保存的那些书信，后来又遭“文革”劫火，也全都荡然无存了。
% Q. Y3 l8 [9 }谁能想到，在我们青春的激情、梦想与渴望的背后，有着多么可怕的一条长长的黑压压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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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就是这样流干的

* o4 }$ K7 `. L7 [: n. V; q1957年。中国历史流泪最多的一年。
6 ?) A, e, E8 Q这年夏天，有一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掠过大地。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还广开言路，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素有忧国忧民遗传基因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自然欣喜若狂，如沐春风，跃跃欲试。大小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府，尤其活跃。不过，当北京高校“大鸣大放”已经热闹非凡之时，武大校园却依然按兵不动，人们或沉闷无语，或躁动不安。直至五月下旬，珞珈山上才冒出了第一张自鸣自放的大字报——《火焰报》。这是以吴开斌为首的中三几位同学办的。首期隆重推出《战斗的誓言》，慷慨陈词，痛斥“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次日即出第二期，刊发《北京书简》，描述北大学生鸣放情况，生动而具体，更加引起轰动，同声相应，如火如荼。从此，武大校园也就热闹起来了。
不知何故，据说当时武大学生在鸣放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鸣放，一派则不主张鸣放。学校当局起初显然是支持不主张鸣放那一派的，后来大概迫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转而支持主张鸣放的一派。方针既定，亟需统一思想。于是，我们中一学生党支部紧急召集包括本人在内的入党培养对象，在新二栋宿舍旁的树荫下开会动员。与会者异口同声，一致表态：积极投入鸣放，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谁知此态一表，后患无穷，入党果然成了“问题”。今天还在“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明天这“实际行动”却成了“反党”的“罪状”。我从1954年申请入党，到1982年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坎坎坷坷折腾了整整28年；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恰恰也经历了28个春秋。此是后话，顺便提及而已。
  o( q. S1 A, {! [  N1 o" U+ }当时我的“实际行动”无非是：一、我与2008号同室的伙伴们计议，步《火焰报》之后尘，办了个名之曰《铁扫帚》的墙报，以助声势；二、我写了一篇题为《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的文章，公诸于世；三、我在行政大楼的报架上看到《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标题刊载的一篇关于“取消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长文后，也不知天高地厚，发了一通议论，竭力鼓吹“教授治校”；四、当深受学生景仰敬佩的程千帆教授受到批判时，我竟不识时务，还公开为他鸣不平。我的这些言行起初似乎尚未引起校、系当局的注意，毕竟我还是一名“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嘛。直到6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在全国范围内打响后，我仍平安无事。
8 w0 z6 v* }- o0 F: V7 l+ l夏天来临，气温一天天升高，“反右派”斗争也一天天升温。以往周末放电影的学校小操场成了这场“战斗”的主战场，每隔三、五天在这里召开一次大会，揭露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中文系学富五车的程千帆教授、有“珞珈才女”之称的袁昌英教授，都在这里登台亮相，接受批判和声讨。学生中的头面人物无疑是观念超前、能言善辩的吴开斌，他曾在广庭大众之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从容不迫，纵议国内国际形势，大发石破天惊之论，讲了一些连小平同志也要再等二十多年以后才敢讲的话，他不入地狱谁入？还有众多的“一般右派”，如曾以正副团长身份率团过江去质问《长江日报》的卢斯飞、杨子仪，来自农村、常说“农民生活苦”的阳海清，因爱独立思考而每入于“异端邪说”彭启华，平时嘻嘻哈哈、爱说闲言碎语的苏贤英、程克夷，和本人那样天真地“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的蒋芳淮、吴肇荣之辈，都不够格进入这种大场面，而在系里或年级的大小会上“低头认罪”。
美丽幽雅的珞珈山被愁云惨雾笼罩着，再也听不到鸟的歌声，闻不到花的香味，从绿树丛中传来的蝉鸣声也仿佛成了凄凄惨惨切切的悲泣。一种“在劫难逃”的预感，魔影一般在我的脑际游荡着、盘旋着，挥之不去。每当人满为患的校小操场召开“声讨”大会，我总是坐在后面的角落里或场外的石坡上，心神不定，如坐针毡。这样熬过了一个多月度日如年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放暑假，我才松了一口气。放假的头一天，我就急急忙忙搭上了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
6 Y  I6 [" E& q; w这次和凤楼见面，我的心情很复杂。刚刚走出那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险境，走进一片有温馨感的小天地，自然是高兴的；但那魔影般的不祥预感仍在不断袭击着我，使我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凤楼脸上的笑容也打了折扣，不像以往那么有光彩，有时还被几朵愁云遮盖着，阴沉沉的。自“大鸣大放”以来，她一直提心吊胆，为我的处境捏着一把汗。她多次给我写信，要我“靠拢组织”“相信组织”。我又何尝不在“靠拢”、不在“相信”呢？可“靠拢”和“相信”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神仙也难预料。她安慰我说，不管怎么样，现在总算平安回来了，别再愁眉苦脸、胡思乱想了。她为我安排好了假期生活：先回益阳她家看望她的父母，再回安化老家探亲。还是在益阳念书时，她见过我父亲一面，老人的慈祥与关爱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她再三吩咐我，在她家不要久住，一定要早点回老家去看看。
短暂的心理平静使我脸上露出了一丝丝笑纹。然而，好景不长，我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但愿它不会发生的事情，终于很快就发生了。我到凤楼家不几天，还没有来得及回老家探亲，就收到了学校发来的紧急电报，催我“立即返校”。大事不好了。我立即告别凤楼的双亲，踏上了风吹浪打的旅途。她父亲划着小船送我渡过湖汊，到了资水岸边的一个码头，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登上轮船顺流而下，久久不忍离去。船至临资口转入湘江，再逆流而上抵达长沙。我一路心乱如麻，随江水波翻浪涌。凤楼早已知情，因为那封电报是她收到后转告我的。二人相见，良久无语，心如刀绞，不言而喻。后来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只有当时留下的一首题为《伤别》的小诗一直保存着，后来收入了我的文集。诗曰：“街中伤别泪，路上苦悲风。劳燕双双散，何时再度逢？”几十年后，一些诗友读了这首小诗，仍能感受到个中悲欢离合之情、酸甜苦辣之味，而为之感慨唏嘘。
我风尘仆仆返回珞珈山。迎接我的是早已贴满在2008室门口和墙上的那些口诛笔伐的大标语，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慄。空气凝固了。熟悉的面孔陌生了。平时有说有笑的同学们面面相觑，如同路人。
; z- p$ J* V6 n4 d1 a& N' m紧接着便责令我闭门思过、上会检查、当众“请罪”。交代“罪行”还好说，一五一十把事实讲清楚便罢，尽管“罪行”二字如万箭穿心，也只好咬紧牙关忍耐。“挖思想根源”就使我为难了，三番五次通不过。我又不像吴开斌老兄那样，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独到见解，可以借题发挥，系统阐述一番，只好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胡乱凑了几条。什么“我家庭出身不好，剥削阶级思想作怪”啦，什么“我多次申请入党没有通过，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啦，什么“我以前当学生会主席时对团总支驾凌于学生会之上有看法，因此对学校党委负责制也有了看法”啦，如此这般，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才算“检查深刻”，勉强过关，听候处理。
+ t# `) f' D( {. W$ M( Y* O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在那个荒唐年代，上百万有识之士无端蒙受不白之冤，欲诉无门，有口难辩，血性男儿能不弹泪吗？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辗转床头，翻来覆去，思前想后。我想：我生长在五星红旗下，一片赤子之心，苍天可鉴，何以一夜之间，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戴罪之人？想到这里，我偷偷地流泪了。
我想：以往要处分一个团员，哪怕是最轻的处分，事先都必经领导耐心教育，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三番五次，不厌其烦，而我受到“开除团籍”的严厉处分，却何以来得如此突然？想到这里，我偷偷地流泪了。
. f& y( \) G4 ~4 J2 }9 j0 p" J我还想到，一次随同年级同学外出劳动，归途参观某军事博物馆，我辈“另类”不得入内，由人看守着在门外苦等，甚于受“胯下之辱”。想到这里，我又偷偷地流泪了。
5 G9 ^3 I& k7 \- O3 D: L我还想到，有一天，原本在校分散劳动的各系“右派”突然得令，全部集中起来，被赶到长江边上运沙，日暮方归。队伍颇为壮观，亦堪称威武之师。事后得知，是日领袖视察武大，戒备森严，致使素具“可杀而不可辱”气节之“士”，复受“淘沙”之辱。想到这里，我又偷偷地流泪了。
- r! `1 R4 H1 I8 Z+ L* S& W; e泪只能在深夜偷偷地流，流向何方则可随心所欲、任意想象。泪，流向碧波荡漾的东湖。流向波涛汹涌的长江。流到湘江之滨那两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上。那辫子甩过来甩过去，甩成丝丝细雨，甩成滂沱大雨，甩成遍地寒霜，甩成漫天飞雪……
4 C  F' w: J: J0 A8 I3 ^- x+ ~泪，就是这样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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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这是最后一滴泪

" z& r1 n9 J) J( R从此，我在逆境中生存，在逆境中磨砺和思考。逆境是一所特殊大学，可以锤炼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可以铸造海洋般博大的胸怀。
& Y1 f2 b( D; A: w1958年，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我在“右派”云集的砖场用汗水换得了一个“压砖能手”的雅号。1959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皆饥的“奇迹”，我在“劳逸结合”中依然拼命读书，以知识填补饥肠。1960年初，我由“戴帽右派”转为“摘帽右派”。1961年秋，我有幸领到了李达校长签发的大学毕业证。毕业分配时，好几个边远省区都有名额，自愿去这些地方者寥寥无几。我主动报名，选择了山西，自然立刻获准。于是，我告别江南，跨过长江，跨过黄河，穿越中原大地，穿越太行山，进入娘子关，来到黄土高原。我老父亲知道后，说我到了“外国”。幸亏“反右”已过，不然他老人家也必以“制造两个中国”之罪加入“右派”队伍。其实，他说的也没错，春秋时湖南属楚国，山西属晋国，还有”楚材晋用“之说。我虽不才，亦心甘情愿为晋所用，为的是远离伤心之地和伤心之人。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凤楼仍然和我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月还照例给我寄点钱来，资助我读大学。爱心援助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这种援助，不知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后来，迫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她不得不忍痛割爱，与我断绝了联系，从此不知我的去向。
我是怀抱着新的希望来到三晋大地的。有诗为证：“苍穹碧野望中回，万里关山度若飞，北雁南飞人北去，九分希望一分悲”（《自楚赴晋途中》，1961年10月）我继续在逆境中生存和抗争，在弯弯曲曲的人生道路上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行，没有叹息，没有眼泪。
我在晋中教书为业，刚刚过了几年虽说艰苦却还是平静的日子，“左”祸横行的十年浩劫，又在我心灵上刻下了累累伤痕。“文革”初期，我被列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挨批挨斗。后来，竟在我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内定为所谓“五一六分子”，发配到吕梁山区的穷乡僻壤，名曰“插队”，实为监督劳动。插队期间，又奉命为当地政府效劳，执笔写了晋剧《三上桃峰》，再起祸端，更遭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所幸此时我已是“洞庭湖里的麻雀”，见过大风大浪的，一切皆坦然视之，静观其变。
人间正道是沧桑，世道果然大变。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推上了绞刑架，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长达20年的“左”患肆虐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也开始受到历史的清算。我的三次大冤案相继得以平反（其中错划右派只叫“改正”），长期套在我身上的精神枷锁被砸个粉碎。我把酒谢苍天，醉眼看世界，如庄周梦蝶，蝶乎？庄乎？如塞翁失马，马也，翁也。1981年5月，我入了党，亦蝶亦庄，马归翁喜。
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总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化以至被遗忘，只有两件事是永远忘不了的，那就是冤情和初恋。前者如岳飞的风波亭之冤，被昏君和奸臣捏造个“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头，他本人生前当然来不及追忆，可后人世世代代千秋万古永远也不会忘记。后者如陆游与唐婉之恋，从棒打鸳鸯到沈园相遇，直到唐婉死后，陆游先后在31岁、68岁、75岁、81岁时题写断肠之诗，深切怀念， 情意绵绵，感人肺腑。这两类事情，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从来也不像“反右”和“文革”时期发生得那么频繁、那么惨烈。此话似乎扯得远了一点，但也并非没有必要，老围着一己之情绕圈子，境界总有局限。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被错划为“右派”之日，正是我和凤楼热恋之时。这就使我更加难忘。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我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但还时时怀念资滨倩影、麓山笑靥，缕缕思绪飞越千山万水，在数千里之外的故乡上空盘桓。
/ t/ r' L# p% O9 z. L凤楼！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983年12月28日，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益阳师范的信，那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陈锡沃老师写的。他在信中说：
别来三十年矣，你的神态举止，我仍能于想象中得之。在那不幸的岁月，你路过益阳时，曾从船上托人向我问好，师生情深，令人难忘。三中全会后否极泰来，我为你也为那许多人高兴，并积极打听你的消息，可令人失望。1980年秋，我因事去长沙，在湖南测绘局会晤凤楼同志，畅谈十四班学生生活往事。然而她谈得最多的还是你。她并向我打听你的工作地点……
; S* j1 n$ f  X1 b1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朦朦胧胧似乎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呼唤着：“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声音在我的耳际回荡，在我的心中回荡，在千山万水之间回荡，在大江南北回荡。我沉入梦境。
陈老师怎么知道了我的工作地点，他没有说清。此前，在绥宁工作的益师同班同学谌寿猛，在书店翻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偶尔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即致函北京出版社，终于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在株洲工作的另一位益师同班同学贺恒升，在《名作欣赏》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即给该刊编辑部写信，编辑部把信转到了我手里。我想，陈老师为了打听我的消息，逢人就问，四处发信，很可能是从他们二位那里才得知准信的。
陈老师其所以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知道我的工作地点，其所以来信催我立刻给凤楼写信，不仅仅是出于师生情谊之深，还有着更加重要的、当时为旁人所不知的特殊原因。那时，凤楼患了乳腺癌。多么可怕的“癌”！张开三只血盆大口吃人的“癌”！她自料有生之年不会太久，一定要找到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见我一面。可以想象，她向陈老师表达这种意愿时，心情是多么沉重，语气又是多么恳切！至情至性如此，我们的陈老师能不为之感动、为之焦急吗？
6 \' f, w( K, C  x' W, C当天，我即给陈老师复信，同时给凤楼写信。收到她的回信时，已是第二年1月。分别二十几年，彼此杳无音讯，一旦书来信往，自是纸短情长，不知从何说起，无非略叙别后情形，互相安慰、祝福而已。她告诉我，她的病情已好转，只盼我早点回来会面，了此一愿，别无所求。
谁知天不作美。1984年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我妻子身患不治之症，卧床不起，住院半载，我一直守在病榻旁陪侍，未敢须臾以离。在那艰难时世，她和我相依为命，同甘共苦，熬过了20年的苦日子，刚刚见到一线阳光，便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其时儿女年幼，饮食起居虽有岳父岳母精心照料，而教育培养也还得我来操心。正在妻子住院期间，我被任命为吕梁师专校长，艰苦创业，重任在肩，不可等闲视之，许多大事都是与班子成员在病房里商定的。还是在我妻子住院期间，我母亲突然去世，我也无法回乡守灵尽孝，父亲不知其中隐情，在家骂了我几个月。
祸不单行，心力交瘁，纷至沓来的噩梦伴着我度过了1984年。年底，我回乡探亲，向老父亲讲明了事情真相，他老泪纵横，号啕大哭了一场。然后，领着我和兄、姐、弟、侄十几人，到坟山祭奠了九泉之下的母亲。是日细雨濛濛，如泣如诉。我在家小住数日，便依依惜别，返回了长沙。
8 ^3 j/ t, @4 t! ^此前，我已拜托在湖南师大任教的武大同窗好友舒其惠与凤楼取得联系，问清了她的详细住址。凤楼千叮万嘱，让我返回长沙时务必去看看她。这是我早已意料到的。12月2日下午，我由其惠陪同，从岳麓山下的湾镇乘公共汽车过湘江大桥，沿五一大道东进，至袁家岭转车南行，到雨花亭下车，再步行二、三百米，来到省测绘局宿舍区，找到了凤楼的家。凤楼知道我们要来，特意和她丈夫一起买菜去了。他们的小儿子热情接待了我们，交谈中得知，他外公已于上月去世，外婆在城里住不惯，回老家乡下去了，哥哥出差到了北京。稍顷，凤楼先回来，见了我，露出“犹恐相逢是梦中”的神态，又惊又喜，上下打量。然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凤凰牌”香烟和蜜橘待客。随后，男主人老杨也提着盛满了酒肉鸡鱼果蔬的篮子进了屋。一阵寒暄之后，他就进厨房准备晚餐去了。接着，其惠也出去了，到开饭时才回来。
客厅里只留下了我和凤楼。她那两条长辫子不知何时剪掉的，如今的一头短发已掺杂了一些银丝，两鬓微白。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涂上了阴影，病魔的侵袭也使她显得有些憔悴。但她仍不显得苍老，往日风韵还清晰可见。说话仍操益阳口音，偶尔夹着点长沙方言。谈起辛酸往事，语调低沉而缓慢。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自己的伤感情绪，甚至连我稍有激动，她也要立即示意予以制止。这是一次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交流，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悲欢离合、爱恨恩怨，尽在不言之中凝固于每一瞬间。
晚餐很丰盛。五人围坐，老杨还能喝几杯，劝酒甚勤。我也向他敬酒，感谢他对我的老同学的精心照料。是日天气晴朗，夕阳透过玻璃窗照到餐桌上，红光夺目，温暖如春。我突然想起了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一种“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悲壮感油然而生。是啊，如果正义不能战胜邪恶，我们怎么会有此时此刻劫后余生的重逢呢？
饭后其惠告辞先走了。我留下来，饮茶，品果，谈天，说地，直到夜幕降临已久，明月当空。老杨到机关要车送我回寓所，他是办公室主任，能派出车来。这时，我才发现凤楼背着我在偷偷地流泪。我从来没有见她流过泪。我对她说：“这又何必呢？一切都过去了，保重身体要紧。”但愿这是最后一滴泪。她擦干眼泪，会心地点了点头，把我送出大门，站在朦胧月色中，恋恋不舍地望着我挥手。
我回到寓所，久久不能入睡，昏昏然似梦非梦。我仿佛又看到了她那两条黑油油的长辫子，又看到了她脸上绽开的灿烂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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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 n8 a; Y/ W2007年8月10日完稿
" ?+ B. D6 ^3 ^$ P3 y应文自成师兄之约作于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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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j6 J: f* i/ s: f  p7 x& d【作者简介】李旦初，湖南安化人，1935年生。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任吕梁师专校长、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曲研究会、湖南潇湘散曲社、陕西散曲学会顾问，山西黄河散曲社社长兼《当代散曲》主编。著有《李旦初文集》12卷。套曲《中吕 ·粉蝶儿·阿Y外传》获首届华夏诗词奖二等奖，套曲《双调·夜行船·极品女人》获第二届华夏诗词获奖一等奖，新散曲《保钓歌》获“我的钓鱼岛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一等奖。历年诗词获奖作品有《蝶恋花·咏林则徐》《红豆歌》、《麓山行》、《沧港行》、《塞上江南十香词调寄渔歌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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