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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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8点，老中青三代文物修复师进入故宫，外界声音啪地被彻底关上，在紫禁城内，一个人一辈子专注琢磨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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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我在故宫修文物》摄影师张华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呆了4个月，见到的王津永远是：衬衫干干净净，领子立得直直的，裤头附近的衬衫掖得严严谨谨。他问过王津：您是当兵的吗？王津说，没有。
钟表组的木门总紧闭着。王津说，开着门不行，太脏了，尘土飞进来会影响机械运转。还有柳絮跟雪花似的，落得哪哪都是，跟煤油搅在一起，多了就脏了。受限于故宫古建保护，文保科技部不能像国外修复室一样装上防尘门、除尘管道设计。
你感觉不到屋内有人——实际上有4位师傅正在忙活。王津的徒弟亓昊楠正低头清洗一个18世纪的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顶部有个小圆钟，底部是首饰盒，插着剪刀、梳子、耳勺挖……他把清洗好后发着淡淡金光的小玩意排成一列，放置于一银色不锈钢盆内。中国古代器物大多成双成对，他和王津一人修一个。通常用煤油清洗机芯、鎏金器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稍刺鼻的煤油味，源头是王津桌旁一只装煤油的老式黄色搪瓷面盆，反盖的盖子躺着一只钟铃。王津指着清洗好的几只小神象说，“看，那时的鎏金，洗了就这么亮。”

钟表组王津、亓昊楠师徒 图/梁辰
王津演示工作状态：抽屉往外拉，身体往前倾，手里的古物即便掉也是掉进抽屉。桌子前方被白色的木板挡着，防止零件飞出去。他不戴手套，橡胶会跟煤油起反应。他右手边有个电话，几乎不响，对面的两台电脑也没人碰。偶尔窗外有乌鸦呱呱叫。师傅们都低头干活，不说话。王津说，也不孤单，干活怎么会孤单呢？没事干才无聊呢，坐在那多孤单。没有工作计划，也没有领导催着，想干的时候自然就去干了，偷懒没必要，不存在其他诱惑。亓昊楠低着头，经常是膀胱有点涨，抬头一看，11点了，该吃午饭了。
导演叶君形容这群人像树懒，但不是动作慢，是另一种慢：比如第一天进故宫拍摄，铜器组王有亮在磨一把青铜剑，影子倒在窗户上，全身静止，两只手反复来回擦一个位置，“两三个月还在擦，一直在擦。”有时他们看着钟表组的王津自己做螺丝，一点点儿锉，锉上两个小时。钟表前的小木门有个小缝隙，他得花三四天解决。
故宫钟表的功能主要不在计时而在装饰和表演——这里头的门道就深了。精确最重要。比如他修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一层就五面，每个面上有不同的功能在转，零件固定在底下的木座上，时间长了就会收缩或者变形。齿轮的咬合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不转了，要调试。轮跟轮之间调试好，还要咬合，一点不能差。王津说，调试钟表不能凑合，没法凑合，糊弄它肯定就搁停了。还不能轻易下手，稍微动错，恢复起来就更难了。耐性都是磨出来的。王津也会急，急了，他就不干了，再干有可能还出篓子，就先上周边转转。等心安了，接着干——他的师傅这么教他，他这么教亓昊楠。
王津今年55岁，个子瘦高，站立时双手叠放在身前。他说话温雅，有些害羞，采访时双手反复搓着那副金色细框眼镜的眼镜腿。他的专注力极高，一秒也不会走神，逻辑清晰，像钟表内精密的发条，这不只是出于礼貌，也源自职业素养。亓昊楠说师傅从不发火。跟着师傅两年，他在热闹的地方也呆不久了。师傅在他眼里一点不显老。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笑：这师徒可是我们科技部的颜值担当。
16岁那年，因祖父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王津有机会进入故宫。头天报到，老厂长领着他到各科室转一圈，问他：喜欢动的东西还是喜欢静物呀？他走进暗哑的钟表室，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师傅挑徒弟时，马师傅看他岁数小，就留下了。没有仪式，马上开干。起初他只能在非文物上练手，把两个残破的小闹钟反复拆，拆完了装，装完了拆，再清洗。练手一年，才开始碰文物。马师傅不太严厉，徒弟活怎样他心里有数。
当年的故宫比现在静，整个北京城也静。外地人进京还得登记。王津家在故宫南面的景山东门，每天走路上班。那会儿故宫门票才一毛钱，游客也很少。当时故宫跟景山公园隔着的马路还没有铁栏杆，也没啥车。夏天，王津中午在故宫吃完饭，先去什刹海游泳，再回来冲个澡，继续上班。冬天就出去滑个冰。
1982年王津离开师傅到广东省五羊博物馆修了一座钟，此后就独自干大活。2009年轮到一座有相当难度的 “老人变戏法钟”。这钟不大但很丰富：有音乐，有小鸟叫，还有转花，花朵中坐一小人，人的头发、眼睛会动，一手拿一小碗扣在桌子上，手一抬起来，底下是一只小鸟。扣上打开，底下变成4颗小红豆，扣上再打开，变白豆了——靠几根拨片，这一切就活了。当时里面零件几乎坏了，杆子折了，小鸟交换的气囊全被虫子咬烂。大概研究了一年多，王津和同事才让小鸟复活。跟其他钟表一样，没任何文献可参考，师傅们反复看着大钟，凭借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和想象力解决问题。
故宫有1500多件钟表，王津修过两三百件。剩下的钟破损程度很严重，也更费工夫。王津说，再难，也没有修不下去的钟，难点就是慢点，一点一点琢磨。他从不同时修两个钟，一个个来。遇上复杂点的钟，修上个半年是常事。因为现代技术的保护，多数钟也就有点小毛病。一辈子赶上一件能大修，他很珍惜。
花一两年功夫，一群玩意在眼前活了，这种征服感王津很熟悉。2007年，他和朋友自驾进入川藏北线，隔数十公里才有一个小村，路实在太陡太坑坑洼洼。夜晚，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的星星很低，四周是黑压压的小山包，特别静。大家都觉得太难了，车最后还是开到了珠峰顶，远处日光照着雪白的珠峰顶。他说他没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在三十平不到的小屋里，日复一日，他获得的也是日常语言所不能描述的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大红。铺天盖地的公众号在赞美一群故宫文物修复者，在纪录片制片人程博闻看来，这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你就觉得他们特牛逼，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做了这么一件事。”程博闻说。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摄像头对准故宫的修复部门——一个静谧的“农家院”：树很多，樱桃树、杏子树、枣树……地上跑的有土鳖、壁虎、黄鼠狼，传闻还有狐狸。天上飞的有喜鹊、乌鸦、鹰。人与环境合一：王津的手有股淡淡的煤油味，铜器组师傅手上则有锈。张华想，要是换在写字楼里，人的状态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大院，临摹组的师傅才能体会到作者下笔时的心情、触感。”他被师傅们工作的质感吸引，“特别美。”
“闯入者”多少给这里带来了骚动。采访到一半，一位姑娘走进屋来问，“王津老师，跪求您签名啊，我都给推了三次了。”王津害羞笑笑说，待会吧。“经常有人找你要签名吗？”“没有，很少，肯定都是小孩。”
最近他坐103路公交上班，俩陌生人冲他来了个“迷之微笑”。坐飞机去重庆，有空姐送枕头给他。王津还奇怪，为什么外头人人吵着要给他当儿媳妇，都没问一下他是否有儿子……但他也有冷幽默，“这下我找儿媳妇好咯。”

钟表组王津在修复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的音乐机芯 图/梁辰
在王津看来，没人关注是正常的，“普通的工厂工人，不也没人关注吗？不也自己干自己的吗？”故宫老一辈的艺人大多如此。比王津年纪大些、皮肤黑、表情有些凶的木器组师傅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父亲在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他进入了木器组。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故宫流过去了。在临近拍摄结束前几个星期，即将退休的史连仓跟摄影组讲起小时候吃过故宫的野菜。他一辈子都贡献给了故宫。然后两分钟没说话，眼泛泪光。大家也不吭声，静静等着。
5年后王津就要退休，他准备返聘。他对外界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一直跳槽？做一件事不是挺好的吗？钱对他而言，够吃够喝行了。工作桌旁放着一堆《名表》杂志，十几年来他经常参加各种展览。收藏圈过分商业，他没多大兴趣。外面钟表一生产就一万个。故宫的钟，一辈子只能见一次，修好了就进库了。他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待修的铜镀金乐箱水法跑人双马驮钟，“这在市场上，值个过亿吧。”
程博闻有过问号：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会不会很乏味？他后来想，只做一件事，一个人拥有的诚心，很可能跟他第一次做这个事一样。他不再依赖花花世界，“有他自己的幸福感。”
想到库房里还有数百个钟没有修，王津心里着急。“如果都修好了该有多好啊，起码我能看着啊。”采访中王津反复说，自己看着高兴就行了。那个大男孩在16岁找到热爱的大玩具，40年后，能跟人分享，他同样高兴。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临近结束，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还差些没修好，王津跟摄影组说，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让这座钟能留在影像中。不然，他自己也不能再看见它了。后来他做到了。王津说，他希望未来每修好一件就能录一个视频，观众手机一扫码，就能看它活过来。
有那么一刻，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珍贵。当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异常清脆的铃声——来自一座刚修好的大钟。王津说，靠现在的技艺，很难复制出同样的声音——钟铃的材质不是纯铜，制造工艺失传了。“真假完全能听出来，假的就没那么清脆。像这种小钟铃，基本上做不出来了。”
他拿起黄色搪瓷盆上的银色小音铃，“这绝对不能掉地上。这钟铃特别脆，跟敲瓷器似的，掉地上就跟小瓷碗似的，一摔就成好几瓣。”然后用一根针状的工具在小音铃上轻敲，发出一串清脆的小调，最后一声“叮……”他右手轻轻往外拉，做侧耳状，“你听，特别长。”他又敲，“Do Re Mi Fa So La……”
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跟王津轻松在故宫生根不同，生于1978年的屈峰曾用了两三年时间逃离故宫高墙。在逃离情绪最浓烈的2009年，他创造出了两个雕塑：一个叫《云翼》，小人身上背着一朵云，飞起来了；另一个叫《木偶的游戏》，一木头人手里拿着一木头在雕——意指他自己是一个木偶，玩的也是木偶。
“我不甘寂寞，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我想把事情做得风生水起，被人看见。” 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屈峰眉毛紧蹙，用极快的语速说道。对屈峰来说，故宫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复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程博闻理解屈峰：“匠人”精神如今在国内备受吹捧有个时代语境——人们太过浮躁——这也是纪录片大火的一个原因。
挤在游客群里的人很难体会到，一踏入故宫西北角的文物科技部，人就被一股冷气裹住（冬天的故宫比外面低3度）。故宫的女生大多手脚冰凉，常讨论谁掉的头发多。但跟屈峰粗犷的气质相称，木器组的环境有着蓬勃生气。隔壁组女生多，所以木器组的WIFI取名叫“你们心目中的男人”，“如果蹭WIFI，呵呵。”门经常敞着，正中搭了个棚，种过南瓜，接下来准备种葡萄。一只小野兽蹲在门右侧——由一个树根、石兽头还有两只生锈镰刀组成。花盆里种了玉米、西红柿，靠门左侧有个鱼缸。两灰一花3只猫被训练得永不进屋。屋内杂乱：墙上挂着史连仓父亲和其他文物修复者的黑白合照,角落堆着大大小小的花盆、书刊杂志，窗边挂一串干葫芦。一块紫檀嵌玻璃画插屏屏帽碎成几十块，被放在不同的工作桌上。
巨大工程刚开始，“你看这墩，一共7个，现在少了3个，得复制出来。你看，这碎的，跟拼图游戏似的。现在不好看，组合起来就好看了。你看，鱼纹、蝙蝠，还有个寿字。”屈峰说。修好的文物漂亮，比如一把立在砖地上的红木蝠寿万代椅，透着红光。
年底，他们会搬到故宫西边城墙边的新办公楼——更现代化，更科学。“只有植物留下。”全院人不舍。
200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的屈峰是招聘进故宫的第四批大学生。他原本以为故宫环境跟生化武器实验室一样，结果是个沧桑的农家院——他从农村来的，对那些植物动物不觉稀罕。签三方协议那天，他在门口窄巷子徘徊了一小时。他热爱当代艺术，专业成绩又是最好，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但在故宫工作毕竟稳定，有基本收入，提供户口。毕竟一些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同学，至今还在798艺术区里打拼。
屈峰粗眉细眼，性格火辣辣、急冲冲。年轻时留着长发，因为热爱艺术，从西安费尽艰难考进北京。他说话耿直，内心细腻，糅杂了江湖气和学者气，科技部人称“屈大侠”。有时他觉得摄影组的问题弱智，直问：之前你经过大脑考虑吗？
他在文物面前很慢，被逼的。刚进故宫不久，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下做完了，师傅说，你做快了。屈峰问，做快了不好吗？师傅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
这10年他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对着文物静下心所需时间从一小时减少到20分钟。“这家伙就是一个死的，不管你怎么着对它，它都那样，最后你就干脆算了，你这样我就这样咱俩耗，这就是一种修行。”
屈峰爱琢磨理论，文物科技部的老师傅却大多因“文革”错失了高等教育，这让他有些孤独。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有时他看到一件家具，“很丑，老想给它改了，老有那种冲动，理智告诉我这事你不能干。一个丑陋的东西，你每天还得按照它丑陋的方式给它修复。直到慢慢接受，丑陋也是一种存在。”他最喜欢看的是书画，常隔着距离围着修复古书画的人看，或在雕塑馆转悠。
起初的待遇也让家境一般的屈峰沮丧。当时他在望京租房，6点半起床赶班车，他总赶不上，老打车，月工资一千四百多，根本不够花。
大部分人不能一下适应故宫封闭、孤独的气场。摹画组巨健伟刚到故宫时，只能磨墨。又花整个月，学画一条竖线。木器组谢扬帆第一份工是严格按照尺寸要求，把木头刨平，做成大小中号3个刨子。他承认刚开始有点躁，“憋着鼓劲，老想用劲但又不敢使大劲。”
我从一位同行处听说，故宫是京城非常难打交道的机构——程序繁琐，非常严谨。叶君本打算做动画扫描，结果扫描文物的审批递交后7个月也没下来。刚进入这个院子，我确实感到有点憋。这里有故宫惟一一道电子锁。记者和摄影师被告知不要分开行动。为保护文物安全，采访时两位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陪着。
文物修复者的工作流程严谨谨：提取文物前需要一连串手续，再研究文物伤况，做实验、拍照、记录、化验、进一步论证，再试探性地去修。“累，烦琐，就是烦琐，你老是这个流水作业。尤其你要是干旧活，天天一个样。你要是经验不丰富也麻烦，还有寂寞。”书画修复组的徐建华对叶君说。
屈峰有时听外面朋友聊股票：哎呀，简直天方夜谭。他一说文物，对方觉得还不如聊股票。
今年4月，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他给毕业生提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王津那一代人对工作并无太多选择，但对故宫的中生代而言，时代是另一种面貌——经济蓬勃，世界花花绿绿，多元的价值观极具冲击性。即便如此，他们大多人也在故宫呆了10年左右。程博闻经常问他们：没想过要离开吗？多数答案是：在故宫前5年，每个人内心都很挣扎，他们不断自我对话，再自我和解。
纪录片中，屈峰有一段话被剪掉了：他希望外界不要特殊化故宫文物修复者，“外界把我们想象成超人、非人，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要面对经济压力。”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高危行业，“绝绝对对高危。”“本来可以得心应手的问题，到了一级文物身上，恰恰是由于它的‘身份’，你反而没把握。你会双手颤抖。问题是，有些东西永远不碰不行，我们只有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去（把握）。当这种压力变大了，很多人不就宁可不动它。现在形成这种慎之又慎（的风气）。外界有没有想过我们承受着这样高危压力，谁给我们买过高危保险呢？”
慢与快，守与破，并不对立
2009年，屈峰整整反思了半年，想通了：他留在故宫，把自己看成学者而非匠人。老前辈说文物修复靠感觉，但屈峰研究其中学理，介入到文物修复的理念：每进来一个文物，他和同组人都先激烈辩论，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修复方案。比如某个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那补还是不补？他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这些天他琢磨一把黄花梨六方扶手椅子：从构成关系上讲，它变宽，一宽就显得不好看了，空荡荡的，但是，它又有个办法把这个“空”给破掉了，它的横截面就跟梅花儿式的六瓣。一下子不空了，丰富了。屈峰为这张同时具有儒学价值和高标准美学的椅子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只是出现了几把？因为材料缺失呢？还是其他？”

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主创人员，左起：外联制片曹林、制片人程薄闻、摄影师李伟、导演叶君 图/叶君提供
红墙内的日子不像过去那么呆板单调了，屈峰逐渐找到自己的天地。去年他给故宫院长单霁翔写信，建议成立一个雕塑研究所，院长批了，他挺高兴。
他显然有自己的理念。比如故宫修复恪守修旧如旧的原则，但在屈峰看来，“什么叫旧，你界定了旧你再谈修旧如旧，对不对？历史的痕迹要不要？比如说《芈月传》摆了很多锈了的青铜器，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的贵族会给家里摆一对生了锈的东西吗？有人认为残缺是美，但有的残缺真的不美。你进了故宫，红色的墙上掉下来几块墙皮（漆），你会觉得它美吗？但故宫古建上的彩绘可能有一些破旧，你在原来基础上把色彩补一下。”屈峰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以日本修寺院为例，日本隔3年就把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个，它的修建观念是另一种认识观——保留的是技术。
戾气渐渐消化，2009年他的作品“云翼”也在一个展览上被香港一位藏家买走。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屈峰有个小小的工作室，他没停止自己的创作；也有个热闹的艺术朋友圈，在雕塑圈内有些名气。
在程博闻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对这些师傅而言并不对立。“这么多年，他们内心肯定找到了平衡点，才是现在这个状态。真正的大师一定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力量。”正因如此，摄影组能走近他们，大家也才那么喜欢他们。
纪录片里有不少师傅们出宫的镜头，脱离狭促的拍摄空间，风吹进大巴，他们的脸上添了放松、洒脱之意。
古典梦想
在故宫拍摄的4个多月里，出生于1989年的夜猫子程博闻每天5点半起床，从南四环花一个半小时骑自行车到故宫。叶君则从城西骑过来——好几条裤子给磨破了。拍完纪录片，他们也跟故宫的年轻一代修复者一样，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8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的时代，家境殷实让他们在人生选择上可以实现更多自我意志，但自由往往意味着在选择面前陷入焦虑。通常有两类工作吸引程博闻的同龄人：一是能经常出差，接触各类不同的人。二是能一夜暴富。程博闻属于前者，喜欢到处飘，完全安静不下来，“人生不就应该让自己爽嘛。”
但他们到了故宫，看到一群年轻人安静地在干活，抬头跟他们打招呼，“嗨！”到了中午，大伙齐齐埋头睡午觉。程博闻尤其记得其中二十多岁的周健翔，个子很高，脸上不太有表情，只是低头细致地干活。周末在外面学满文，“在故宫工作能用到满文的地方就是匾牌吧。”
大多数年轻的文物修复者是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优等生，他们喜欢对人生进行思考、自省，想要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想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跟这个国家其他文艺青年群体相比，他们少见地热爱中国传统艺术，葆有古典梦想。

木器组的屈峰正在修复黄花梨扶手椅 图/梁辰
纪东歌高考前就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读中央美院的文化遗产专业。跟北京每个小孩一样，她对故宫的红墙绿瓦有情结。她第一次去故宫是两岁，记事儿是6岁——回忆里有“建极绥猷”（太和殿）和“正大光明”（乾清宫），细腻的香灰砖。珍宝馆里的玉器珠宝非常精致，小女孩眼前一亮。长大后，纪东歌日复一日，每个黄昏骑自行车路过太和门广场。
刚做妈妈的纪东歌微信接受记者采访。她形容自己“比较独，从小喜欢自己思考，喜欢传统，比较固执”。作为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父母支持女儿的选择。后来她在北大文博学院听课时，接触到上海的陶瓷修复高手于爱平老师，主动拜其为师。后来她又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陶瓷考古与研究专业研究生。她太清楚自己的性格了，像上海师父一样做修复，收入会比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高很多,但她宁愿在博物馆做一名修复工作者兼研究人员。她就喜欢单纯的环境，不用考虑物质或名利干扰，单纯面对文物。没什么比自我价值更让她快乐。
镶嵌组的罗涵也对自我有着清晰认知。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她对中国古代玉石的兴趣源于一门古玉鉴定的课，“西方以审美为主，但东方会把人的品质比作玉，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你要像琢磨玉石一样打磨自己，把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后来在中山大学读研，她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的玉衣片进行检测分析时，再次被汉代古玉的精美工艺强烈吸引，“特别大气磅礴。”进故宫工作的愿望自然发生——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没有比故宫更合适的地方了。
罗涵一头利落短发，大眼睛高鼻梁，举止间有股侠义之气，拍照时她笑嘻嘻问摄影师：我帅吗？对于人情世故，她心思并不复杂，穿嫩粉色皮衣是因为保留了纯真而非自恋。她的微信头像是国产动画的小怪兽比丢，朋友圈很少转艺术之外的内容——最新一条是匈牙利女摄影师Little chipiee的作品《You live only in my memories》。
这份工作多少让身边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她可以去珠宝行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为杂志拍照前一天，罗涵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她心里泛起少有的失落感。然后她在一件嫩粉色皮衣和淡棕色皮衣之间踟蹰，皮衣帅酷，是她的风格，但颜色太休闲。她承认，这样的时刻，自己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月薪几千，她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故宫附近最近地铁到文保科技部也需要25分钟路程——这对每个年轻人都是噩梦。木器组的谢扬帆听了学长的劝告，第一年就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摩托车到地铁，再转公交到故宫。艺术青年习惯熬夜，前半年他根本起不来，特别困。但外地年轻人想留在北京，故宫有它的优势：工资不高但解决户口，还能有美学沉淀。
谢扬帆也有过跟学长屈峰一样的适应过程。跟屈峰一样，谢扬帆以前是留过长头发的艺术青年，刚开始会着急，做雕塑做躁了，啪，就扔了，砸了。现在不行，有责任了，得谨慎、得慢一些。在故宫两年，他显然适应得不错，这可能跟他本身稳重、温和的性格有关。在他看来，故宫工作是跟外面不同的一个体系，给予他平衡的力量。从视觉上来说，他在故宫里外来回切换，也不会感觉到疲劳。思维主要是慢、谨，而当弦绷得久了，他也偶尔搞点创作。
不惧未来
刚进镶嵌组时，罗涵反复练习把贝壳磨成片料，学雕刻能力，再学镶嵌技术中关键的粘接程序，包括传统胶粘剂的熬制、配比和粘接手法。罗涵用手指圈了个硬币大小的圈，“我修过一个很小的如意嵌件，上面的小珍珠才0.3毫米，非常多，往上粘眼睛根本受不了。”因为使用手柄式玉雕机，她的手腕时时酸痛。性子也越来越慢了。一回家母亲就说她：这孩子，怎么啥事都不着急。
部门和科组领导会委派年轻人做力所能及的修复工作。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8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特别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罗涵负责材料加固。“这种机会别人不会有啊！”她藏不住得意。去之前压力也是极大，“特吓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时她也晚睡，为了写镶嵌文物的相关论文或修复报告。她必须花时间积累经验。她还没到外面去讲课，阅历、积淀都不够，“积累比假装更重要。”

木器组的史连仓（右）、谢扬帆（左）师徒和屈峰 图/梁辰
罗涵毫不犹豫地夸起自己修复过的宝贝，“虽然在当时屏风很普通，就是一个日常用品，但它背后工艺不普通”，和当下作品最大的差异在气场：罗涵见过一只如意头——多层镂空工艺的玉雕上有一只正在飞翔的白鹭，四周连枝缠绕，第一眼就被震住了，“造型非常有风骨。”不像现在一些作品有形没神，罗涵看到的古物是“神形兼备”。她常常能感受到手中器物的制造工匠“有非常高的美学追求，手工工艺非常高超。中国古代工匠不像西方雕塑家对人体骨骼理解深刻，但古人做的东西有风骨。不像现在有些东西只有肉，没有结构感觉，没有任何力气，特别软”。
每天早上8点，罗涵从东门进入故宫，外面的声音啪地被彻底关上，只有跟鸡一样大的乌鸦在头顶嗷嗷叫。她穿过太和门广场，再走过断虹桥和一片银杏林，前后15分钟，她逐渐获得平静和思考。某种程度上而言，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反正也不用跟着未来走，你不必害怕变化对你的影响。可以不惧未来。”罗涵说。
谈起故宫，罗涵陷入长久的沉思。记者建议先聊聊她喜欢的故宫角落，她大大松了口气，描述起春天的故宫文华殿前开的海棠花很美。忽然她的回忆就荡漾到接触文物的时刻：沉浸于巨大的美感，对比之下，许多事算什么呢。
在她看来，追寻心里头最想要的，才是事。比如去瑞士看巴塞尔钟表展就很重要。此前她一直被各种理由拖着。今年她想，为什么不去？为什么给自己找理由？“我就要单刀直入，就要去见它们。这是在故宫工作给我的力量，要突出重围。”结果3月她去瑞士的照片下面一阵点赞。她想，这些朋友假期比她多钱比她多，可没人迈出这一步。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我反而更清晰了。”罗涵说。她也曾争先恐后，读书时特在乎奖学金、评级、争优秀。现在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看古代人做的东西会有敬畏感，自己小小的情感并不那么重要。”
举重若轻，活在此时此刻
故宫雕塑馆。一位姑娘拉着同伴，“走啦，我们去看国家博物馆，这边的展品只是毛毛雨。”
2012年，故宫已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的博物馆。去年6月13日起，故宫试行每日8万人次的强制限流。这8万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老老少少由旅游团带着，从午门进去，再穿过中轴线，最后从神武门出去。相比三大殿门口积攒的人头，雕塑馆、陶瓷馆、钟表馆、珍宝馆人数寥寥。
在罗涵看来，中国百姓对文物的关注度不高，对博物馆认识也滞后。故宫的宣传也不同于台北故宫，后者将翠玉白菜、肉形石写在了宣传手册最显眼位置。“陶瓷馆我们没做什么宣传，但里面放了什么呀？鸡缸杯哎。放了永乐和宣德年间的青花！随便拿一件都超贵，都没有独立展柜。宋代五大名窑摆好几件，没人看。所有人跟我说到故宫看什么？我说陶瓷馆啊，三天逛不完，为什么不看？瓷母、汉代的陶品、唐三彩，一排放着，没人看。”总有人问罗涵到故宫看什么，罗涵反问对方：你做一下功课行吗？
文保科技部火了，罗涵早有预感。“这份工作太特别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木器组的师傅将用来修复文物的一件残损复制品，与院中修剪的树枝相结合，做成一件拼贴式的异兽，博人一笑，也调侃一些当代艺术作品 图/梁辰
科室老师问过她，为什么不去故宫其他部门？她清楚这个时代“完全崇古或完全创新都不可能”，“科技部是个古今相结合的部门，需要很多新东西支撑我的修复技术。”果然，这几年文保科技部在故宫的权重不断提高。
研究生毕业时研究新材料的同学纷纷涌向国外，唯有罗涵笃信中国传统工艺已经很优秀。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了解帮助罗涵建构了清晰的身份认同——关于自己是谁，她真的很少疑惑。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情感大部分时候不会引起同龄人共鸣。有一次她跟朋友说，上世纪法国女性设计师Suzanne Belperron作品中的刻面宝石镶嵌受到东方元素的影响，朋友一脸不懂。最近故宫正在展出俄罗斯著名金匠法贝热的装饰花卉，罗涵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几张中国传统珠宝玉石盆景的图片，“有些地方不及我们清中期的工艺，你看，很美。”
她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10年之前故宫还没人关注，曝光后就完全不同，因为之前还没回到历史舞台上。我们太缺乏对传统的探讨了。大家都认为国外文化好，其实中国古人达到很高的高度了。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古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自己不要。”她认为国内缺乏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初高中历史太多政治色彩，美术课也往往被大家忽略，学生很少直观感受到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美。

镶嵌组的罗涵进故宫工作的愿望自然发生——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没有比故宫更合适的地方了 图/梁辰
在故宫罗涵获得一把校准自己位置的尺子：你试着做遥远古人做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十分之一。她认为自己还谈不上是个匠人，“工作性质不同，手艺也够不上（匠人），还是个技工。”
修复者有修复者的命运。“你没资格、也没办法自恋。做的人比修的人牛多了，他们是创造，我们是修复。手里的作品已经在一个高度了，你怎么可能自傲？充其量对自己挺满意，有些人没看到这个高度，觉得自己看到的极限就是极限，但真实的极限远很多。”
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室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一位穿着白色吊带的女孩，短发齐肩，蝴蝶停在她的手上、额前，还有的在她头顶飞。这是陈露创造的另一个罗涵。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写道，“感觉生命被延长了，谢谢陈露。”
故宫于她的意义也是，“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她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你加入到历史中了。文物永远都在，你对它进行修复，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一笔。”
文物从过去走来，又拥有无尽的未来。取消了时间的禁锢，罗涵恰好是活在此时此刻。这些文物修复师，亦是如此。
如同导演叶君告诉我的，进宫两三个星期后，他才拿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钥匙——当他看到大伙在打杏子，杏子烂了一地被蚂蚁啃食。他羡慕师傅们的举重若轻，“哇塞，这真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吗？这么破。这些人真是高手吗？有些人还是啤酒肚啊。”
周末的星巴克极其吵闹。3个小时里情绪饱满、高亢的屈峰，忽然缓慢了一会，说起自己最喜欢故宫的一片银杏林，去年冬天雪来得早，满地黄色蝴蝶状的落叶，藏在特别好看的白雪里，金灿灿的。
然后他念起中央美院导师跟他说的一句话：“真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
本刊记者|钟瑜婷 实习记者|沈杰群、林祎婧、张丹 发自北京
编辑|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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