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聪 台湾文学燃灯者丨一种关注(南方人物周刊)

2013年，尉天聪在台北 图/尉任之

“

1950到70年代，是台湾文学艺术最好的时期。他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了一幅重要画像。

尉天聪：1935年生于安徽砀山，台湾作家，从1950至1980年代，主办过《笔汇》《文学季刊》《文季》等杂志，成为台湾文坛重地。回忆故交的作品《回首我们的时代》简体版最近在大陆出版，“简直是一部战后台湾的人文精神史。”

”

2014年夏天，尉天聪出了一场车祸，颈椎神经受损，如今只能坐卧休养。但一说到曾经的文学同人时光，他依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声音洪亮：“过瘾，真过瘾。”


《回首我们的时代》，原本是尉天聪2007年在台湾印刻文学杂志上写的12篇专栏，从台静农开始，到陈映真作结。后来扩充为对二十多位战后台湾文艺大家的回顾，“1950到1970年代，是台湾文学艺术最好的时期。我写的这些人，都有程度不一样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我觉得我很幸运。”


这些年，书中人相继离世。尉天聪的好友、印刻文学杂志前编辑总监季季认为，这本书是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一幅很重要的画像。尉天聪的儿子尉任之说，父亲因车祸变成半残老人，又见到那么多文坛长辈、同辈乃至晚辈的故去，“对于自己还能好好活下来，他也感慨万千。这是一本悼亡之书，也是一支复杂的安魂曲。”

沙漠里的翠绿

1950年代末，还在读大三的尉天聪接办《笔汇》，改变了他自己和众多同好的文学命运。


《笔汇》原是陈纪滢、王集业等人所办的文化刊物，创刊一年多无以为继，刚好发行人任卓宣（叶青）是尉天聪的姑父，王集业便提议找年轻一代的尉天聪办下去。在学校闷得发慌的他，抱着初生牛犊的干劲接了下来。


“办刊的经费都是我姑母尉素秋标会（民间自发的信用融资行为）得来。姑母也是大学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她有那种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胸，鼓励我们做。那时的杂志印刷费也不贵。于是我就‘野心勃勃’地开干了。”尉天聪说。


1959年，《笔汇》革新号出版，尉天聪和一群同好以此为根据地，在台北木柵形成一个新兴的文艺聚落。他找来正在组织五月画会的刘国松担任美术设计，撰写介绍西方艺术家的文章；又向学者姚一苇邀稿讨论电影与戏剧，痖弦、郑愁予、郭枫、叶笛，及刚刚从欧洲回台的音乐家许常惠、史惟亮也纷纷加入。


作家刘大任对《界面》回忆，“从封面的设计到插图，都用了台湾当时很陌生、让人目瞪口呆的西方现代艺术，还有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通通收在一起。”因在封面放马蒂斯的裸女图，《笔汇》还遭受过非议。


“刘国松那时借了人家的破房子，在防空洞里做自己的画室。买不起好的画布和颜料，很俭朴的。大家都是穷光蛋。可是这杂志有好处，可以表达自我的思想。”从台湾青年的创作，到波德莱尔、乔伊斯、芥川龙之介等外国文学思潮的引介，尉天聪认为《笔汇》让他完成了学校之外的“自我教育”。


陈芳明说：“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因为有夏济安的引导，很早就有系统地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笔汇》则是以中国文学传统为基础，慢慢建立起与西洋文学的对话。”就在这段时间，淡江英文系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了生平第一篇小说《面摊》，接下来又写了《乡村的教师》《我的弟弟康雄》等名作。白先勇、於梨华也都曾在这里发表小说。


“那时，台北因被称为文化沙漠，只要有任何翠绿长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形成瞩目的焦点。于是，陈映真的《面摊》一刊出，就在小圈子里形成好大的轰动，又或者《现代文学》翻了一篇卡夫卡，转眼间人人满嘴也‘卡夫卡’起来……”而今还健在的画家奚淞回忆。
《笔汇》出满24期，便因各自毕业而停刊。1966年，尉素秋对侄子尉天聪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凑在一起，头发长长的，充满生命力，彼此竞争，很好。现在没有了让你们发表和表现的平台，可惜了”——于是她又去“标了个会”。

1998年，尉天聪（右）与陈映真在台中 图片提供/尉任之

这一标，便有了对台湾文坛影响深远的《文学季刊》。如果说《笔汇》是对当时台湾封闭环境的挣脱，《文学季刊》和后来的《文季》则更从本土意识出发，推出了王拓、黄春明和王祯和等优秀的乡土、写实文学作家。黃春明说，“没有《文学季刊》，我不可能开始写书。”他和王祯和写去台北打天下的农民、去台北找色情的外国人，以及台北年轻人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迷失。后者阴郁中有戏谑，前者温情中不失希望。而这样一拨人，也成为了既追随和体会过现代主义，又在乡土文学运动和论战里反思现代主义弊端的主力。

“隐忍不等于放达”

那些年，国民党政府对于各种民间报刊、出版物实行高压管制。季季说，她到台北后认识很多作家。“大家流行一句话，人人心中有个小警总（警备总部简称）。抓人都是由警总搜集资料、跟踪、布线。报纸的头版头条，肯定要听他们的指挥。杂志很多也是一样。”在她印象里，尉天聪写到的高阳，只写历史小说，很少写社会现实小说。“他本是杭州的世家子弟，到台湾后落魄。每天过得逍遥，吃美食喝酒。决不碰政治。”


这种环境下，尉天聪的老师王梦鸥，会教学生从艰苦的大时空中，去体会一个读书人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尉天聪记得，老师讲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时，声明自己的重点不在于种族的对抗，而在于：在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时代，看一个人为维持自己的风格所做的孤苦奋斗。王梦鸥说：“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们能想象得到吗？能想象得到，你们才能懂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寂寞及悲壮的所在。”


尉天聪所怀念的前辈，如台静农、高阳、子于、俞大纲、杨逵、程兆熊、何欣、王梦鸥、姚一苇、无名氏等，几乎凝聚了一个时代台湾文坛的重要人格。学者杨渡说，1949年前后，一大批“沉默的知识分子”迁入台湾。他们遭遇乱世，或隐忍或悲绝，但依然试图做一些事情，对于家国充满愿意付出的情怀。


1948年，台海风云突变，台大亦风声鹤唳。许寿裳惨死、乔大壮自杀，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台静农临危受命，继任中文系主任，之后执掌中文系20年。


台静农原本给住处取名“歇脚庵”，以为台湾只是暂居之处，不久就能回到早年求学并任教的故都。谁知在台一住就是40年，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请张大千另题斋名，写了一方“龙坡丈室”的小匾挂起来。他解释说：“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


“他房间里有榻榻米，能看到张大千的画。有太多人去求字，他又不好拒绝，于是写字写得很辛苦。书法写到最后常常是歪的。那丈室二字，或许也是他逼仄心境的写照吧。”尉任之说。


季季曾问台静农，为何来台后不写小说了？


“他住的是日式房子，书房面向一条横巷。对面还有一条直的巷子，住的很多台大老师，他说那些老师都是政治有问题的。我问他这个的时候，他就笑笑，‘我的窗子外面，很多特务’。”


在台湾的生活，台静农一言以蔽之，“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年矣。”在尉天聪眼中，后半生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不谈鲁迅、也极少对现实政治发言的台静农，表面旷达平静，内心却有悲凄的一面。台静农晚年潜心于研究古代文学史和书法艺术，是无可奈何与洁身自好。台静农写了关于晚唐书法家杨凝式的论文，他自己的生活，不正与杨凝式一样，“周旋于豺狼狐鼠间”吗？


台静农研究魏晋文人，却比鲁迅看得更透——鲁迅心仪于那种“专门跟黑暗捣乱”的态度，台静农却不同意“以个人的堕落来摧毁整个社会的做法”：“一个人要以‘自汙’来逃避，来苟全，虽然有值得同情之处，却实在不是一条健康的道路。相反的，往往会先把自己埋葬掉。”


尉天聪怀念和敬重戏剧家俞大纲，“给人最大的印象便是随和，没有学者的矜持和骄气。”1949年前后，在台北襄阳路一带围着一大片小食摊的违章建筑，每隔一段日子，俞大纲就会约姚一苇在那里共进一顿午餐，“一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亢不鄙，不俗不嫌，真正是‘无往而不自得’。”


画家奚淞说，他对时局和环境并没有不满，毕竟性格倾向本就对政治疏离。然而，他也曾对老师俞大纲提出困惑：“一个社会要进步，究竟该革命，还是靠点点滴滴的努力？”


“老师说，绝对是后者。俞老师是经历过中国巨变的，对革命有很多疑虑，认为一不小心就会生灵涂炭、矫枉过正。执着于理想所造成的伤害，他很多感触。他说，传统很像头脑，现代是乱走的脚，我们应当设法做出一个肚腹，把头脑和脚串联起来，把传统和现代衔接上，使我们有自己的风度。”


俞大纲的这段话，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奚淞工作上的座右铭。


1977年，俞大纲因心脏病去世，丧礼在台北市的善道寺举行，由其兄长俞大维主持，不收任何丧幛挽联。尉天聪在文章里写道，“其间有人报告：经国先生送来了丧幛！大维先生坐在那里，严肃地挥挥手，说：‘收起，不挂！’于是在宁静中，大纲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

迷惘与虚无

两年前，尉天聪80岁,坐在轮椅上，以《迷惘的年代》为题做了个演讲。


为何称迷惘？他解释：“刘大任老讲，我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往哪里去，有左派、右派，有人是胡闹派。他说这是什么时代，不三不四的时代。彷徨的时代。这是自我解嘲，也是他的思考。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很虚无，追求理想，追求纯粹的爱情，但最后还是把爱情廉价出卖。痖弦的诗歌也很虚无。”


“二二八”事件与1950年代的整肃造就了台湾思想的真空期及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冷感。在尉天聪和季季的青中年时代，台湾本地的学生喜欢读海明威，从欧洲回来的人又带来了波西尼亚风。有留学生到美国参加保钓运动，对过去的现代主义风产生质疑。然而以刘大任为代表的左翼热衷者到大陆，耳闻目睹“文革”，重又产生新的失落。“战后台湾经济开放，但大家心里并没有着落，我们往哪里走？两边互相对骂，不知道民族到底有什么意义？读这个书，给我们有什么好处？”尉天聪说，欧洲的存在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对年轻人都有影响。“我什么都有了，无可奈何地活着。还是没有意义。这是很大的一个潮流。但内心深处大家还是很渴求理想和关怀。”


尉任之在家中见过各种思潮和观点的文人，他感觉，不管是台湾出生还是大陆过来，或者日据时代的杨逵，或者去了美国的刘大任、唐文标，都在同一个十字路口，同一个高压下。“他们个人的倾向就好像投一个球，又弹回了和自己接近的点。”


26岁的王尚义，学的是医科，对于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一切形式的艺术，都有异乎寻常的爱好。“刚参加完台湾大学医学院的毕业典礼，自己就成为台大医院的病人。他死于肝癌，却被自己学校的医院误诊，开刀过后病逝。”还有一位25岁的作家杨唤，1954年为了看电影《安徒生传》，在西门平交道（今西门町徒步区附近）遇上一列南下的火车，结果脚陷在铁轨中遇难。这些青年才俊的早夭，也令尉天聪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与人生的虚无。




尉天聪与王祯和、陈映真、何欣、唐文標、施淑青等人合影 图片提供/尉任之



他说有人把这个虚无变成庸俗，就是鸳鸯蝴蝶派。而商禽等年轻军队作家的作品普遍具有反叛性：火车站的休息室，谁口袋里有钱就邀大家去吃路边摊，一碗米酒轮着喝，花生米、豆腐干是随手就抓的。有时无事可干，就找些点子，相互嘲谑，纾解在营房里遭受的捆绑。甚至彼此之间也经常相互以“痞”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一种台湾特色的存在主义。尉天聪举例，“你看他的诗，看到两只鸽子在天空飞，飞得那么自由，忽然看到我的手，我的手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他当过宪兵，是要杀人的，他因此感叹自己不能像鸽子自由飞翔，无法主宰他的命运……”

椭圆形饭桌，流动的台湾文坛

80寿辰欢聚，尉天聪本该做文学主题的演讲，他却只谈大半辈子的文坛老友。那时大家充满文学理想，也做过把东西拿去当掉换酒喝的荒唐事，“回首这段岁月很温暖，若不是这些朋友，我不是今天的我：活得健康，活得自在。”


但在许多人眼中，他才是照顾“迷惘一代”的老大哥。


今天的人很难想见，当时的《笔汇》和《文学季刊》的作者都没有稿费，编辑、作者均是志同道合的一帮文学友人，因此这批刊物也被称为“同人杂志”。黄春明回忆，《笔汇》的第一笔资金六万元当时可在信义区买一栋房，然而尉天聪的姑母毅然就拿了出来。





“刚结婚时，他家里很穷，朋友喜欢去聊天。一去七八个，他太太便从门后面走到当铺去当金戒指买菜。后来他在政大升了副教授、教授，房子也变大了。他们家那张椭圆形的桌子，永远都挤得满满当当。”季季回忆。


唐文标每到他家就对他太太大喊：“大嫂，有饭大家吃！”有时朋友和太太吵架，也躲到尉家来，“结果我就陪着朋友回家，一进门先帮太太骂朋友，把她们的心情抒发了，两人就好了！”


在作家郑树森的印象里，当时的同人大多清苦，年纪比较大的是何欣、姚一苇和子于先生；跟尉天聪同辈的有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等；年轻一辈的则有施淑青、奚淞等人。“黄春明不喜欢教书，喜欢写作，自由些，他宁愿每晚跟太太尤弥弄一些台式便当，有时包些粽，第二天中午推车去卖。尉天聪先生说他是‘甩绳马骝，怎肯就范呢’？”


尉任之说，黄春明就跟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起于宜兰的乡下，60年代到城市里找生活。”他身上有着乡土与现代的奇妙融合：“他会开车，打扮时髦。蛮有自己风格。懂得吃西餐，也会炒米粉，又爱讲乡下的故事。好几次他在饭桌上，菜还没上，他已经讲了三个故事，也不怕人偷了去（放到小说里）。”


一次，尉天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姑父任卓宣的一件长衫给黄春明（抵作稿费）。“当时天气冷，便拿这件长袍给他。那个年代台湾已经不兴穿长袍了，他穿着在街上走，蛮好玩的。”


两人感情好到时常互损。都是古稀的人了，尉天聪讥笑当年初见的黄春明“土里土气”，黄春明则挖苦他的寿辰现场播放的影片，“是告别式吗？”尤弥常看着黄春明跟尉天聪说：“你们俩什么时候讲过正经话？”


黄春明，在电台工作，后来加入广告公司。王祯和，航空公司出身。陈映真，在药厂卖药。“我儿子常常问我，那个谁，你是怎么认识的？有时我也想不起来了。大家聚在一起，什么都没有。谁口袋有钱，就一起吃顿饭，喝杯茶。在明星咖啡馆里要杯咖啡，坐一上午。过瘾啊，很过瘾。”这是尉天聪受访时最高频的词。

尉天聪车祸出院后，黄春明前去木栅尉府探望 图片提供/季季

由于太太、儿子都是画家，尉家从玄关到客厅挂了不少画作。尉任之叫楚戈“师傅”，他也见过蒋勋、陈映真画画。“陈映真画得很好，他先在家铺上纸。把报纸卷起来，去掉一些边角，然后沾着墨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皴法。”


对尉任之而言，陈映真不是那个台湾文学大师，而是最好的“玩伴”。“我从小就在他身上蹦跳。每次进公寓，他从一楼便开始吹口哨，我来了法国才知道他吹的是《国际歌》。他日文漂亮，英文也很好。是日本式的基督教徒，端庄、漂亮、爱穿西装，很健谈。但他可爱的一面很少示众。你能想象，他是个可以拿着吉他弹琴给你听的人吗？”


70后尉任之的童年时代，台湾还没完全解严，“经历过戒严的尾巴。”当时一票朋友中，黄春明有录像机，他们会带着刚六岁的尉任之在北投看《阿Q正传》。“那是个两层楼的旧房子，他们很小心地把窗户关着。到了1986年，我家有机器了。焦雄屏带了一卷《黄土地》，于是一群人围在我们家楼顶加盖的小阁楼里看。”


在虚无和迷惘里，友情甚或能战胜意识形态和信仰，成为暗夜和浊流中一代人的精神支撑。


何欣在尉天聪妻子生病时，塞给他一个信封，写着“住院要用钱，不管用不用得到，先摆在你这边。”


尉任之印象里，家中客厅各种人都有。“甯明杰从美国回来，他就曾和陈映真针锋相对。他们在国外走过左派风潮，看到很多。有一次陈映真穿着某某牌子的衣服批评美国。甯明杰质疑说，你身上的衣服就是压榨第三世界的产物。”


在台湾，尉天聪可算是极少数既欣赏、又能中肯批评陈映真的人之一。因为他不懂电脑，《回首我们的时代》专栏全是用纸笔写好后，送到家附近的打字行请人打印出来，尉任之做一些校对，然后发给印刻。尉任之因此了解父亲写作时的身心状态。他说写陈映真这篇，是父亲写得最“苦”的。


尉天聪和陈映真在中学便是校友，他比陈映真高出一届。发表《面摊》时，陈映真才二十出头。当时，尉天聪常骑车找他，坐在榻榻米上聊天。“陈映真创办中国统一联盟，一个月至少有两个周末在我家过。两人亲如兄弟。”尉任之说。


虽然对这位兄弟写了很多片段，尉天聪却找不到可以连在一起的办法。“这里边有私人感情，有理念的落差，也有因这边文坛对陈映真待遇不公而生的不平，他很难用合适的方式来叙述。”比如书里的一段：

2006年6月，他（陈映真）要前往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讲座教授，行前邀我和黄春明、尤弥夫妇在台北福华饭店的咖啡座小聚。那时，由于台海两地的交往已经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便像平日一样只闲谈着彼此间的家常琐事，并没有多少离别的情绪。但是，谈话之间他忽然压抑不住地说：“这些年来，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庄严的意义的。”我听了，只“哦！哦！”地作了平淡的回应。春明则张着两只眼睛，不作一语。于是这回谈话就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语，那么寂寞，那么单调。

那大约就是两人最后的交集之一。此后陈映真在北京中风，和对岸的老友再难对谈。季季说，尉天聪是个很温厚的人，“即便他写陈映真的文章，对方根本无法读到，他下笔也很慎重，同时又希望能有所表达。”陈芳明眼中的尉天聪，“总是相信，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舍弃真理。所有的理想都必须经过真正的实践，也经过落实的追求，如果只是蹈空地迷信政治信仰或立场，最后都无可避免走向悲剧。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不仅不是保守主义者，更是在这时代濒临绝种的进步分子。”

“我不忧愁，我很温暖”

尉天聪1935年生于安徽砀山。炮火硝烟，对他就如同每天的起居一样平常。“大家一起床就把行李收拾好，要打仗了就跑到山里，有坟墓的森林里。我见过日本人，也见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没什么好害怕的。”


13岁时，他随国民党遗族学校，从南京，经杭州、南昌、广东，一路流亡来台。


“有半年时间，我们三百多个学生睡在火车上，有半年住在广州的乡下，庙里。自己做饭，没有事可以做。但还好，没有挨饿。因为战争，会成长得很快，早早开始打点自己的生活。”


在尉任之看来，父亲对于祖国的想象是一幅非常田园的、小农社会的场景。迈入暮年后，尉天聪的乡音越来越重，见到混血的孙女，也会拉住她唱京戏。“相比陈映真的西化，我父亲是很眷恋中国文化的。他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乡土。”


《回首我们的时代》为读者留下了台湾文坛三四十年的宝贵群像。尉天聪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纪大事，不如借着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对那个即将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时代，作一平实的重温。


对于这一代文人的思想与风骨传承问题，季季觉得有些敏感，“民进党执政以后，推行去中国化，尉天聪写的这些作家，包括陈映真，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了。台静农，没有人读。高阳，子于，都没人读。子于曾经自己出版了一本《建中养我三十年》，说他在建国中学教数学。我的孙子考进建中高中一年级，我叫他去借这本书，他跟我说，从没人借过欸。”


她因此觉得，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了一幅很重要的画像。


相比师长和同辈，尉天聪的性格里有耿直锐利的一面。1980年代在一家大报的小说评审会上，尉天聪说了一句话：“目前的作家愈来愈妓女化。”并向记录人员表明，这句话绝对不能删掉。姚一苇望望他说：“有这么严重吗？”然而想了片刻，又点了点头，似乎颇为同意。


忆起这段，尉天聪对我说，当时很多的作家、画家都变了。有几个画家，在美国卖得不是很好。回来台湾便改变了风格——以色情画迎合大众。“我和刘大任有过一次谈话，他问我，人穷志短。我回答他，饱暖思淫欲。教育文化，真是穷也穷不起，富也富不起。钱不一定解决问题。不一定就是好的方向……”


他钦佩命运坎坷的楚戈：当兵出来，生活辛苦，后来患病，20年不能吃东西，只能灌食物，“但他一点都不灰心……陈映真一直积极做事。刘大任的发展不一样，也没有很灰心，没有堕落。现在我们那批人有的在香港，有的在美国，也有的发生了深度的改变。有的主张回到旧的传统。谁也不能强迫谁。”


唐文标去世前曾对尉天聪说：“人坏了，什么主义，什么方案，都会变质——先有人的堕落，才有艺术的堕落。”尉天聪并不悲观，他说余生还想继续写。“台湾还有别的作家，在理论和人品上都很有境界，比如胡秋原。我想写这批人。”


回首这一生，尉天聪说，自己不忧愁，反而觉得很温暖。但他比以前保守——以往是无神论者，现在则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我反对世俗的教堂，庙堂和教会不去。我心里的宗教，是那种可贵的公道，是你认为的根本的、不管是什么灾难和苦难也要去追求和探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信仰。”


（参考资料：《寂寞的时光与灵光》《别人的读书笔记——尉天聪与<回首我们的时代>》，《一位“一步一步踏进现实世界”的文学评论家——尉天聪》《早夭的天才王尚义》《尉天聪 细数文坛事 笔汇风云》《尉天聪好人缘 谈文学聊开了》。感谢尉任之先生、季季女士、杨渡先生，以及博集天卷、财新出版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张宇欣 何钻莹

编辑 郑廷鑫  mailto:rwzkwe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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