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城市去，做一个永恒的异乡人

大城市从不睡去，它庆典一些人的成功，容忍一些人的失败，满足一些人的索取，宽慰一些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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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da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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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气层之上远眺密布于中国的超大型城市，你将会看到一副宛若工蜂迁徙的魔幻图景。

朝九与晚五之间，闪烁的车灯集中在宛若光带的城市公路之上，像一艘艘摆荡在床与工作台之前的渡轮，塞满了即将成为城市供血者的办公室螺丝钉。他们如同白细胞与血小板，穿行于明亮的城市血管中，义无反顾地奔向维系生命的巨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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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片大片的灯光带是城市生命的证明，是外地青年成长的证明，是工蜂式白细胞与血小板尽职尽责供给心脏的坚持与忠诚。

他们如同白细胞与血小板，穿行于明亮的城市血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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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城市受苦

而若你再离得远一些，再远一些，去往太空远眺这颗孤独的地球——再过庞大的城市也只会融入山河湖海的浩渺烟波，工蜂与渡轮早已消失在大洋般庞大的地球秩序之中，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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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你可以站在城市陆地上重温这种荒凉的浩瀚——那些逢年过年瞬间变空城的中关村、外滩边、人民南，就像经历了一场神谕，城市变作无人的荒岛。奔波于此、贡献于此、劳累于此、开心于此、流泪于此的外地青年遵循着候鸟一般的迁徙准则，回到了他们早已陌生的故乡。留下的只是一颗庞大的城市之心，在机械的日夜循环之中，孤独、冷漠而强劲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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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中国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完成了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提升到2011年的51%，涌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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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有一部分成为“蚁族”，工作在格子间、蜗居在隔断间。有一部分成为“新白领”，硬撑着强大光鲜的壳，时时揪着一颗焦虑悬浮的心。有一部分成为“打工青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停留在仁宝、广达、富士康的厂房之中，看不见明天，摸不见未来。

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有一部分成为“打工青年”。

而城市在生长。2008年年底，中国城市总数达到655个——1978年，我国城市总数仅为193个。 2015年，中国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达到15 个。联合国有城市地图显示，中国中型城市的密度高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在整个中国的城市版图中，有约 2.74 亿城市居民目前的居住地并非自己的家乡。在广东省，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并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这些涌向城市的“外地人”，绝大部分是于连式的外省人。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出人头地必须首先脱离故乡。“他恨他的故乡。他在这里的耳闻目睹，使得想象力都快僵化了。小时候，他做着甜蜜的美梦，他梦见有一天他看见巴黎的美女，他用自己的英勇行为挑起她们的注意。他为什么不能被其中的一位所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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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们很快就会发现，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姑娘，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宽容可爱。2016春节期间，一则杜撰的上海姑娘农村逃婚记，将中国式城乡冲突上升为一场全民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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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热帖的背后，是一群“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子女教育在城镇，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断裂式城市新移民。他们在城市出最多的力，在农村享最薄的福。他们在受苦。

他们在城市出最多的力，在农村享最薄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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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如同一座繁华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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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悬浮在大城市边上的无脚鸟，在初来乍到时无一不带有雄鹰式的梦想，如同大卫·尼克斯在《一天》之中描述的爱玛：“她一度觉得自己可以征服伦敦。想象自己周旋于文学沙龙、政治斗争、激奋的政党之中，在泰晤士堤岸上演苦乐交集的罗曼史。组建乐团、摄制短片、写小说。”然而两年过去，文稿依旧那样薄，打工的餐厅依旧那么脏乱油腻，“这座城市已然把她打败。就好比在人头攒动的派对上，没人注意过她的到来和离去。”

尚未踏入城市的青年人热烈的幻想着曼妙的新生活，忙不迭地涌进了《小时代》的放映场。大城市内苦苦挣扎的青年人用自贬与自嘲安慰着无处安放的内心，一窝蜂地为灰头土脸的《后会无期》做贡献。大城市如同一座繁华围城，吸引着墙外的梦想家，摧残着墙内的螺丝钉，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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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士居住的板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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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外地青年最为荣耀的一条进城道路，是走过名为高考的独木桥。然而，“蚁族”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年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子女毕业于211和985高校、进一步成为硕士生的比例越高。年收入越低的家庭，子女为大专生的比例越高。分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作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高等教育更是代际资本传递的必要途径。

高等教育掏空了乡村、边疆、十八线小城镇。以教育为途径踏入城市的贫穷年轻人，拖拽着一整个家庭的希望。严峻的户籍、高昂的房价、苛刻的医疗与社保政策根本无法阻挡他们迁往城市的朝拜之旅——只有城市，能为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收入、更完整的政治权利以及更好的教育与社会服务。他们为此一路向前，不留退路。

高考，是一条相对公平但竞争激烈的进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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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全市常住青年流动人口数量年平均上升7.4%，2012年，流动青年人口已经占到全市外来人口的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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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在城市，高压低薪式岗位几乎被外地人承包——销售岗，服务业，代工工人，IT码农……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的调查，城市新移民大多数满意自己在城市中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相对较差的生活环境。

对这些只想进阶下一步的打拼者来说，就算捧着高学历、在大城市被复制成了流水线上面无表情的一条狗，也依然自喜于“混在大城市”的骄傲与自豪——他们用筋疲力竭的透支式攀爬，维持着冷酷城市生机勃勃的表象。

北京地铁，每天挤地铁上下班的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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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介于扎根与飘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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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城市新移民数量超过1.5亿人。偌大的城市，承载着1.5亿青年的梦想和灵魂。“在这里，前途和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迷茫。”

城市新移民发展了一种介于扎根与飘荡之间的青年文化。虽然财务根基薄弱，思想与价值观却广泛多元。他们并不认同家乡的固有观念，转而接受更自由、更独立、更自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他们自认为找到了自我，看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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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自我”与“未来”单薄得不堪一击。一旦回乡，他们就要接受小城与乡村生存准则的年终审查。在大城市，她们是无处扎根的异乡人。在故乡，他们变形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婚恋热帖中，他们成为被“污名化”的重灾区。他们的生命就像一面绷住的旗，轻薄、脆弱，焦虑在半空中，既想飞得更高，又无力抵御强风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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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人海的招聘会。

失语沉默的外地青年幻化成为当代的中国盖茨比，遥望着大城市的那盏绿灯。他们相信那盏绿色的灯，“它是一年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那美好未来的象征。从前，它曾从我们面前溜走，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再不停地被水浪冲退，回到过去。”

但他们不会离开。只有在不拒绝一切可能性的大城市里，才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大城市从不睡去，它庆典一些人的成功，容忍一些人的失败，满足一些人的索取，宽慰一些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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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忘不了《北京，北京》。他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他们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他们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他们在这里寻找，同时在这里失去。“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这里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只有在这里，我能最清晰地感觉到我的存在。”

2014年，北京新少年宫，万名家长排队为子女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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