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P6 M( k* f3 T2016年1月6日下午,以“倾听一个人的记忆”为主题,龙应台在京发表了演讲,这也是龙应台六年来第一次在北京、在大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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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记忆跟集体记忆细密地编织在一起,你的记忆决定了你会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你的恨。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一片织布,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一根丝线,如果把个人抽出来,他就会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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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9 C: ^! J f4 i6 |; T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龙应台写到,1959年当新安江变成大水坝,两个千年的古城被淹没,母亲的家乡——淳安的居民不得不迁到万里之外。母亲的两个哥哥,大哥迁移到了江西和安徽交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则辗转迁移到了江西婺源。在那里,她还找到了母亲的“书包”——一个老旧、褪色、扣子都扣不起来的盒子,里面还有母亲的笔迹,蓝色的墨水写的,右边写的是“此箱访客忽要开”(错把“勿”写成了“忽”),左边则是“应美君自由开箱”。. t( Y$ B% j4 G& u- h: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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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书包”
0 r0 y; V( a2 ~! A) t9 v10岁的美君在那个时候就对全世界正气凛然地宣告这是她的财产,只有她有自由开这个箱子;在千里流移的过程里,外婆带着这个木头盒子,从淳安到婺源,走了几千里的路,这是她对24岁便离家不复返的女儿所有的记忆;到了2007年,龙应台又抱着这个箱子,从江西婺源回到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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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龙应台很羡慕同学们还有祖母过世可以请假,而自己作为所谓难民的小孩,对自己的外婆一无所知,“因为你是被连根拔起,放到另外土地上的植物”。这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断裂,后面牵连的是集体记忆,“她所代表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江南生活记忆的所有一切跟我是断裂的,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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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过多年隔绝,龙应台不知道外婆在哪里、到过哪里、手里有什么东西还算正常,民众对“集体记忆”的“集体忘记”便显得有些奇怪:如今,大陆的观光客到千岛湖旅游的时候就是去看美丽的山水,完全不知道水下面有两个千年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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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可以埋掉1500年的记忆,两个古城在水下,这岂不是应该人尽皆知,而且都记得的事情吗?可是那个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听到千岛湖观光的游客说,‘我们导游都说龙应台的妈的家在下头’,我对旅游还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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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5 R4 {* T1 t+ }0 e& Z—— 战争过后,有些历史被划归为政治不正确的部分,遗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就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悖论,你不可能‘不记得’,但是你很容易彻底地‘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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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型的忘记,龙应台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8 S6 b0 n$ ?) U6 Y$ [# H2011年7月,龙应台慕名奔赴詹天佑的宜昌铁路,从四川搭火车到宜昌,人们在火车上聊天说,去年修建夷巴高速公路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国军的骸骨。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什么战争?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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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找资料,龙应台发现,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进犯,1941年春,国民党57军预备第四师在当地驻防,跟日军进行过四年之久的激烈战争。有一位八旬老人透露,在当地埋葬的烈士有3000人之多。
o' Z. Y4 b7 J" s8 I“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几十年、几百年都活在那个村子里,有长达四年的时间,你目睹着烽火的爆发,惨烈的战斗,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的死人。这种事情是可以被忘掉的吗? 3000个人埋在我的村子旁边,然后会不记得了,非常奇怪。”
S" v+ ^ X1 C这种彻底的割裂是什么造成呢?当然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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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某一些记忆如何重大,不管是什么国家,为了更急迫、更重大的目标,都会被有计划且强有力地封锁。记忆特别容易消失,要把它找回来,则非常费劲。
3 ^' k7 J8 {0 i; ^. O; O4 x9 x0 j$ }0 x龙应台又以二战中的卡廷惨案为例,说明战争对记忆的掩埋。她讲述了卡廷事件的真相,而这样的惨案,在中国大陆还远未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 \8 f) a# W+ e0 n- a“1941年,波兰整个国家的精英治理阶层,全部被杀,将军、上校、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记者、飞行员……共计28000多人。资料显示,二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德军,而是苏联。为什么不说?因为那个时候,德军是敌人,苏联是友军。政治家们为了所谓的大局,把真相锁在了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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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这么小的国家,2万人不见了,却被忘记了超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冷战期间,波兰都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果境内的异议人士说这件事情、做任何纪念活动,还会被自己的政府惩罚。一直到1990年的10月,戈尔巴乔夫跟波兰总统见面时,亲自把卡廷事件的资料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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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这2万多人是有家属、有后代的。这些记忆还如游丝一样飘在空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连游丝都不见了。”
C! Z0 q+ E! p“最新的信息是在2012年,12位波兰被害人的15位家属,到欧洲法庭控告苏联。欧洲法庭在2013年进行了最后的判决,承认这件事情是屠杀,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法官最终判俄罗斯政府支付5000欧元的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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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威权时代到民主开放,我以为自己的记忆是修复过、推翻过、重建过的, 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在哪个年龄上就以为已经做完了,事实会告诉你,它是你一辈子要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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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先生给我看他身上的东西,以及他手上那个还留有青色,但明显是被割除过的印记时,我非常非常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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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本以为自己的记忆是被重塑过的,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相”了,直到认识了赵先生才警醒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和记忆。龙应台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赵先生的故事:
9 C6 \- V- M- k$ u1934年出生于山西平遥的赵先生,12岁糊里糊涂地变成国军,14岁被俘虏变成共军,17岁就到了朝鲜打美军,没打几下就进了战俘营。一直到1954年,7000多人回到大陆,1万4千人的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
+ H ~9 w- c% e4 Q+ u6 S5 U s* o% q“1.23是自由日,我们从小就记得1万4千“反共义士”如何热爱自由投奔了宝岛台湾,为了表达对中华民国强烈的支持、对自由的信心,他们全身都刺青。”龙应台也曾对此深信不疑。
+ p1 j p9 \ y6 p在赵先生的记忆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在看到两个人被活活打死后,他才接受了刺青。可是他还是想回家,所以手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活生生地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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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岸的对峙,1987年之后,这些一辈子的青春都被剥夺了的人才有机会回到大陆,他们纷纷到医院,想把身上的刺青洗掉。手臂上写着‘杀朱拔毛’,怎么回家乡?”得知真相的龙应台感慨不已。
; {8 u) n6 k* U' r# s' Z从外婆珍藏了一辈子的母亲的木盒书包,到湖北宜昌高速路旁的三千具国军骸骨,再到苏联格杀波兰两万多精英的“卡廷事件”,和活生生把手上国民党国旗刺青割下来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俘虏……
7 V9 {$ j0 ~8 h) K8 ]有什么记忆是可以被忘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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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旧情人可以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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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忘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需要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的事情。自觉是一种要学习的能力,是一把剑,需要不停地打磨。客观现实如果发生了变化,“你的剑也会有另外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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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著名作家克里玛曾谈起年轻人对1989的记忆荒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1989年是远古史了。我到布拉格的各个学校去演讲,常常要先说明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不知道,需要从零说起”,而距离1989年才20年,这让龙应台感到揪心。
z/ Q! e, }" w4 ]$ P' Q) _龙应台给一位50多岁的捷克朋友写邮件,“怎么样,捷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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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回答说,“这三年来,捷克变了很多,多半是变坏。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竟然收紧。但是,这也很好,它激起你的全身活力,你知道要抵抗,无论如何都要抵抗”。
( X7 y" l/ \; t' C0 b$ q这也唤醒了龙应台对在台湾“文化部”任职的那三年的回忆,“如果要促成社会进步,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自己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必须忍辱负重,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没有时间、也不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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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读者问她,你觉得这段时间“悲惨”吗?
' o* p4 A- n, f# P2 b3 N龙应台给了明确的回答,“这是我个人的选择,绝对不能用‘悲惨’来描述一个愿意跳到工地里去做工的人。如果年轻人觉得所谓在政府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为公众服务被认为是肮脏的字眼,而且是‘悲惨’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胡适之在80年代就说‘好人要进政府’,不要觉得这句话迂腐,如果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了,那个社会才真的是‘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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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就的。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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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去统一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了解历史的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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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应台心目中,一个民族研究历史的态度,应该像欧洲的社区组织“历史学会”那样——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街坊邻居都会参加,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他们对于历史的关怀,就像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 F0 E) [/ R1 i“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龙应台说,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并且垄断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自己可能就会用马克·吐温的说法。
1 Z5 R) {; ^! P$ L+ ^. A4 R马克·吐温曾经是年轻的记者,很冲。他有一次在评论中说,“议员有一半是混蛋”,议员马上就跳出来骂他,让他道歉,他马上道歉,“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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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国史再怎么写,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如果抗议的话,我会说‘国史有一半不是假的’。”龙应台隔着百余年的历史,向马克·吐温遥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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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随着时代结构的改变,政府也不再是唯一的压力来源。在与现场读者的探讨中,龙应台指出,在当下,民族自尊心、集体性的无意识、财团、市场、跨国企业……都有能力影响人的某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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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建议年轻人,带着“国史只有一半是真的”这样一个自觉,个人的努力是每天都可以做的。“把街坊邻居的家族,妈妈的表哥、表哥的姐姐、叔公,全都列一张大表,然后去调查,有谁是耳聪目明能表达、身体也不错的,带上录音、摄像设备,一个一个去跟他们约会,一点一点做出来,绝对不会后悔。大陆各地有很多民间机构在做口述历史,可以找到博物馆,交给他们,他们就可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放在展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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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年轻人在这里,你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根本不要管它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红的。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 R/ h% {3 [( h( t9 c“很多台湾年轻人觉得两岸之间没有集体的记忆。您认为两岸之间要怎样串联集体记忆,来拉近两岸的疏远?”来自台湾的读者抛出了自己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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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回答温和中不失犀利,“两岸的人都要磨亮自己自觉的那把剑,去照亮别人为你造成的集体记忆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个时候两边就会自然地接近,否则都在两种假象之中争吵。在努力的过程里,不管是对于两岸,还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再多一点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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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还特别寄语两岸的年轻人,如果从慈悲心出发,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无论它是蓝的绿的还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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