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病毒”入侵悉尼华人移民析抑郁症四大诱因-ZT

发表于 2015-12-23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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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洲新快网报道，身处异国他乡的悉尼华人，经历着移民决定、环境突变、学业、职场、情感、家庭、疾病等各种人生际遇，处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不易，也容易引发种种精神危机，患上有“蓝色病毒”之称的抑郁症。

有的人自我排遣，有的人求助亲友，但也有人一蹶不振。其实抑郁症离每个人都不遥远。
　　抑郁症患者自述：

　　悉尼王女士：家庭矛盾导致极度失眠曾想自杀

　　今年8月的某一天，和往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于两个孩子的母亲王女士来说，蛰伏的抑郁情绪再次爆发。她的家婆喜欢深夜做家务，当天夜里11点多还在拖地，这让王女士觉得自己会睡不着，结果果然整夜失眠。那段时间，失眠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时时吞噬着她。

　　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最严重时3天只能睡不到3个小时。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更焦虑，甚至一想到晚上要睡觉、一看到床就害怕，一整天都在恐慌和痛苦中度过，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王女士自认天性乐观，朋友也多，万万没料到自己会得抑郁症，几十个小时不睡也不打哈欠。

　　谈起诱因，王女士分析可能是自己和家婆在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冲突积累导致。家婆通常很晚还做家务，声响让她难以入眠。她也弄不清楚究竟是长期睡不好、心情烦闷导致抑郁，还是抑郁情绪导致了失眠。失眠短短数天之内，王女士的体重掉了将近10斤，并总觉得心慌。

　　有一天，王女士带孩子出门，脑子忍不住浮现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她闯了红灯也没有感觉，孩子哭了也不去哄，恍恍惚惚的，只觉得内心极度煎熬。

　　这种状态吓坏了她的老公和家婆。老公原以为王女士的抑郁是闷出来和闲出来的，还给她布置任务，希望她忙于做事摆脱低落情绪。但当时王女士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任何事情。

　　记者问王女士，发病最严重时会特别纠结什么事情，还是大脑完全一片空白？王女士说，失眠非常严重时，每天就是想3个问题，我怎样才能睡觉？我今后睡不着了怎么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康复之后会觉得原先纠结的问题不值一提，但是当时就是钻在里面出不来，“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无法想象那种痛苦。”

　　难过、无助和绝望的心理，还伴随着生理的变化。王女士说：“不要以为抑郁症就只是不开心，事实上身体也在垮掉，有时会出冷汗，头疼欲裂。”

　　悲观到极点时，王女士曾想过自杀，“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孩子，当时会毫不犹豫就选择死。”后来王女士终于去看了家庭医生，经诊断是急性中重度抑郁症。后来，她开始吃抗抑郁药治疗，还服用安定药进行睡眠辅助。家人也给予她贴心的支持。

　　随后王女士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还和悉尼的抑郁病友群和国内的抑郁病友群进行交流。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治疗，王女士目前恢复得不错。

　　悉尼赵女士：产后抑郁症严重内疚感

　　孕期一直开心的赵女士，在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开始经常以泪洗面。在医院时，白天家人来探访，同病房另一床的新生儿总哭，赵女士无法休息好。晚上家人回去，赵女士便感到无边的孤独和无助包围着自己。

　　她不敢睡觉，害怕有人把宝宝抱走或者掉包。虽然明知自己的想法很无厘头，但是她无法克制自己这样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护士巡房看到赵女士的状态很差，便提出把宝宝带到育婴室，让她好好睡一觉。但是赵女士躺下不到5分钟，又把孩子抱了回来，她还是担心孩子被抱走。

　　回到家后，赵女士不知如何才能把幼小的婴儿养育成人，之后一个多月里，赵女士经常哭泣，一哭就控制不了，虚弱不堪，而且出现幻听，总听到宝宝在哭，很紧张。但是真的看到宝宝在哭，她也不知如何去哄。

　　后来赵女士不愿出门，不愿看到其他人。孩子差不多满月时，亲戚一家来庆祝，赵女士则一直躲在房里。

　　孩子两个月大时，赵女士带孩子去社区幼儿健康中心(Early Childhood Health Centre)做检查，幼儿护士给她一份关于抑郁症自检表。赵女士这才了解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随后开始看医生进行治疗。

　　“一开始觉得自己很没用，不知怎么应付母亲的责任，而且内疚感重。我应该很开心才是，为什么会那么悲伤呢？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后来和医生聊天，这种内疚感慢慢减轻，也开始对胜任母亲一职有了信心。”赵女士说。

　澳洲每年成人抑郁症患者：100万人
　　澳洲抑郁症协会Beyond Blue介绍，抑郁和焦虑是生活和工作中较常见的状况。澳洲估计有45%的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每年澳洲大概有100万成年人患有抑郁症，以及超过200万人有焦虑症。

　　抑郁和焦虑虽是两种不同精神状况，但两者在同一时间发作并不鲜见。据统计，超过半数人在遭遇抑郁症的同时也存在焦虑症状。某些情况下，两者可互相诱发。

　　平均而言，每6人之中就有1人(每5名妇女就有1人或每8名男子就有1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经历抑郁症。抑郁症有多种不同类型，范围从轻微到非常严重不等

此外，和华人赵女士一样，女性患上产前产后抑郁症的情况并不鲜见。澳洲有关研究显示，9%的妇女在怀孕期会经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的比例更高，将近16%的妇女在孩子出生后的1个月到1年之间遭遇抑郁症，其中80%的女性是由于分娩后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或者是不堪重负且缺少恰当的支持所导致。
　　对于新移民来说，由西澳医学研究会曾进行的研究显示，移居澳洲但无法保障工作与其学历相当的技术移民，在工作3年后比其他人更易抑郁。

　　有关数据还显示，在任一时间内，新州大约有170万人有潜在的或确诊的心理健康问题，占州总人数的23%。焦虑症是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随之便是抑郁症。

　　华人社会工作者剖析抑郁症4个诱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抑郁症？这种蓝色病毒如何入侵灵魂？记者采访了悉尼从事辅导及心理治疗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邓润璋(Christine Tang-Pearce)，她拥有超过20年的社会服务经验，也有10多年服务移民、社会工作者和精神健康服务的经验。

　　今年7月，为强化社区人士对抑郁症的认识和了解，更生会南区办事处举办“如何面对抑郁症”讲座，邀请邓润璋讲解。

　　邓润璋介绍引发抑郁症的原因有多种，在她进行治疗和辅导的案例中，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4个方面。

　　一、性格方面的原因。有的人比较内向、孤僻和敏感，不喜和外界交往，也不善于表达，会将压力和负面情绪堆积在心理，长期如此容易陷入焦虑和忧虑之中。

　　二、身体方面的原因。长期疾病、身体不适或者激素分泌异常都有可能导致抑郁。比如有的人长年遭遇病痛容易抑郁，有的产前产后以及更年期也有可能导致抑郁。

　　三、除了精神压力、身体疾病，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抑郁。对于新老移民，来到异国他乡，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生活和工作上不如意、被孤立、被排斥、找工作不顺、失业太久、难以升迁、无助失落绝望感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低落的情绪无法排解。

　　四、各种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引起。比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父子关系等家庭关系、同事朋友之间、和领导的关系等等。当这些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又无法妥善处理的时候，也容易引发抑郁。

　　邓润璋表示，当今社会每个人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学业、工作、经济环境、子女教育、情感、婚姻、身体等等，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让人心力交瘁、闷闷不乐。

　　而处于中西方文化冲击中的华人，更容易感受到生存和心理的压力。不仅仅是根基未稳的新移民才容易感到抑郁，一些老移民、甚至还有非常年少的孩子都有可能面对抑郁症。

　　曾有一名8、9岁的孩子向邓润璋寻求治疗和辅导。邓润璋说，年少的孩子也有可能患上抑郁症，家长应随时留意孩子的成长动态尤其是心理发展。

　　有的孩子总是吃不香、睡不好、做恶梦、不愿上学、喜欢哭闹，那么就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寻求专业的帮助。孩子是否患抑郁症的评估和对成人的评估有所区别，治疗和辅导也会专门由具备儿童心理治疗资质的医生进行。

部分华人对抑郁症认识的误区
　　相较以往，华人如今对抑郁症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

　　邓润璋介绍，10月澳洲本地媒体、政界、名流、本地居民举办了许多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抑郁症。澳洲人对抑郁症多有一定的认识，也普遍接受。相较而言，华人对抑郁症的接受和认知的程度还比较低和浅，也有较重的病耻感。

　　有的人认为抑郁症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而忽略了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觉得情绪低落不是病；有的人即便患有抑郁症，但是碍于面子，感觉承认精神方面出现问题是羞耻的，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怕自己被贴上“脆弱”、“狭隘”、“钻牛角尖”等标签；有的担心华人圈子太小，容易被别人知道患病；有的人担心公司知道自己患有抑郁症，会对工作和前途造成影响；还有的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年轻时的一些遭遇，信任度不足.

种种原因让一些华人长期处于抑郁当中却不愿求医进行治疗。令人遗憾的是，有的抑郁症患者后来愿意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多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
　　除了一些认识误区，华人在实际求医情况中还会遇到一些障碍。首先是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有的华人因为英语不好，难以向说英语的医生很好地表述自己的病征等。

　　新州精神健康厅厅长Jai Rowell提到，一些移民人士由于各方面语言或者文化的原因，难以或者不愿获得新州政府提供的有关精神健康辅导和康复方面的服务，对此情况，新州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专门为移民社区，而且确保移民社区能够充分了解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项目，让移民人士能够全面参与。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和他救

　　有的人认为抑郁症不是什么病，可能就是心情低落，熬熬就过去了。对此邓润璋特别强调，抑郁症和情绪低落不同。

　　有的人可能会情绪低落，而说到症，就是一种病了，需要进行治疗。抑郁症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心情不好，如大脑的调节机制已经出了故障，就要吃药，还会伴随着生理上的问题，比如头痛、胃胀、胃疼、头晕、失眠等症状。

　　抑郁症就和其它病症一样，需要进行治疗，有可能需要通过药物控制。如果连续两周以上在饮食、睡眠方面存在问题，精神难以集中，情绪持续低落而且不断有负面想法、对事情失去兴趣和参与感，那么应考虑寻求帮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谈到抑郁症患者应如何自救和他救，邓润璋表示，首先在认识上需要正视，抑郁症就是一种病，需要治疗。抑郁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但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抑郁症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睡眠出现问题，一睡不好就容易胡思乱想，身体机能也容易出现问题；而乱想和身体糟糕的状况又会让人更加睡不好，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

　　其次是患者尽量敞开心扉，多和亲友或信任的人聊天，多和别人打交道，慢慢解开心结，并及早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辅导和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自测：你的情绪生病了吗？

　　新州已推出一系列针对多元文化社区需求的心理健康服务，以不断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在获得精神健康支援方面的需求。

　　更多信息(包括中文信息)可参看新南威尔士州跨文化精神卫生中心(The NSW Transcultural Mental Health Centre ，简称TMHC)的网站。在该网站还可以下载有关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精神疲劳和抑郁症在最近4周时间的水平问题评估表。

　　在澳洲抑郁症协会Beyond Blue的网站上，则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医疗专业人士(如全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健康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执业护士等)为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指导和服务等信息。(李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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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3 18:27

本帖最后由快乐港湾于 2015-12-23 14:32 编辑

移民加拿大：为何患抑郁的总是我们？

提到抑郁症，大多数人也许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抑郁症是全球因疾病而缩短寿命的第四大主要原因。在移民群体中，由于生活压力、经济压力、环境改变、家庭问题等诱因而引发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酿成家庭和社会悲剧。但在正视精神疾病和获得专业治疗方面，移民群体却因为文化习俗和语言问题，面临重重困难。正视抑郁症、寻求合理专业的解决途径，需要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也需要相关服务和医疗机构之间的更多合作。
抑郁症席卷全球的重症

2014年8月11日，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格莱美奖等荣誉的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窒息死亡。警方判断其为自缢。这个在荧屏上饰演了无数喜剧角色，给世人带来欢乐的良师益友和心灵导师，却没能迈过自己心灵的坎。在罗宾‧威廉姆斯去世后，他酗酒、吸毒、患抑郁症多年、情绪消极悲观的事实，才被身边好友一一回忆起，展示在世人面前。
患抑郁症的名人并不在少数，喜剧演员卓别林、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歌手张国荣、张惠妹、演员葛优等许多人都曾被抑郁症或巨大的心理压力所困扰。

罗宾‧威廉姆斯的自杀，引发了全世界对抑郁症的讨论。相关统计显示，全世界共有一亿两千一百余万人患有抑郁症，是继传染病、心脏病和呼吸道感染之后，全球因疾病而缩短寿命的第四大主要原因，甚至位于艾滋病之前。到2020年，抑郁症有可能成为继心脏病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病症。抑郁症也是导致自杀的最常见精神病症。

是情绪低落还是精神疾病

抑郁症究竟是什么？是否心情不好、对生活没有热情，时常感到灰心、绝望，就是抑郁症？是否心理素质低、经常哭泣，就是抑郁症？

BC省七家致力于精神健康及癖瘾症治疗的非盈利组织合作推出了一个名为HeretoHelp（来求助）的项目，对精神疾病、癖瘾症、暴力问题制作了详细的分类和讲解手册。该手册指出，由于每个人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不同，有些人可能患有多年的轻微抑郁症，但从未察觉。可是一旦遇到强烈的诱因，就可能毫无预警地出现症状。

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不同，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病症是因生物或遗传因素而致，有些因素甚至与日常生活问题并不相关。生理因素所致的精神疾病，需要通过医疗手段进行治疗，但由于人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情绪，因此许多人很难将精神疾病的信号与生活中正常的情绪起伏区分开。

加拿大心理学协会（Canadi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相关资料指出，与抑郁症相关的情绪问题包括：悲伤、对生活感到无趣、食欲改变、睡眠习惯改变、性欲改变、注意力不集中、社会活动减少、自责程度加重、有自杀的想法甚至计划等等。如果有五种以上的上述情绪问题，并持续两周以上，开始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往往就是临床抑郁症的前兆。临床抑郁症的情绪症状明显，但发病时间较短。相较而言，如果有三种以上的上述情绪问题，持续至少两年，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抑郁症。 51.CA 加国无忧

在很多人看来，抑郁症是一种羞耻，是软弱的表现。患上抑郁症的人通常也如此认为，因此抑郁症患者往往得不到倾诉的机会，在心理上与外界隔绝，越走越极端。当听说某人患有抑郁症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心理素质差”、“承受不了压力”。正是这样的主流态度，令抑郁症患者羞于求助。无忧资讯

加拿大卫生部（Health Canada）和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的资料显示，近8%的加拿大成年人将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经历一次严重的抑郁症，每一年有约5%的成年人有此经历。其中，经诊断患有抑郁症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两倍，在一生中，有约5%的男性和约10%的女性曾患上临床抑郁症。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患抑郁症的比例高，因为男性也许更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或由于男性的自尊心理，而较难获得精确的诊断。

此外，加拿大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比率特别高。2002年，加拿大统计局曾对本国青少年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6.5%（超过25万人）的年龄介于15-24岁的青少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在BC省的一项研究显示，约有8%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曾经历严重的情绪低落，感到“十分难过、沮丧或绝望，从而怀疑一切是否都有价值”。

抑郁症的病症

自觉毫无价值、无助或绝望
比平常睡得较多或较少
比平常吃得较多或较少
难以集中思想或作出决定
失去参加活动的兴趣
性欲减退
躲避他人
感到极度悲哀或忧伤
感到异常内疚和绝望
失去活力，感觉非常疲倦
有死亡或自杀的念头- f {) y& V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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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压力不诉说精神崩溃悲剧频发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移民群体出现精神疾病的比率，但是新移民的的精神压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悲剧事件也不断发生。2006年，纽约少林寺武僧释恒善因经济压力、自尊心受损等原因上吊自杀；2007年，拥有美加两国双博士学位的中国移民蒋国兵从多伦多的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跳下，当场身亡；今年7月25日，一名50岁的华裔男子在纽约闹市区的酒店内自杀身亡，有报道称，死者自杀前刚失业，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人们普遍认为，移民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工作和社会地位的落差等原因，比当地人更容易遭遇抑郁症。这一情况虽未得到医学界的证实，但有研究证实，移民群体与自定义为加拿大人的群体相比，更难获得专业的帮助。BC省危机调停和自杀预防中心（Crisis Intervention & Suicide Prevention Centre of BC）的联络官Kyle Tiney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有研究显示，移民接触到专业的精神健康服务组织的机会是加拿大人的一半。

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移民群体难以获得专业服务，原因之一是一些移民群体的传统文化中对抑郁症的不重视甚至歧视。西方社会中，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仅代表其个人，而不代表其家庭。但是在亚洲文化中，一个人往往代表着家庭，因此无论是在抑郁症患者的家人还是外人看来，精神类疾病的存在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种抹黑和羞耻。这种精神包袱更导致抑郁症患者不愿开口诉说病情。

但是，隐瞒和压抑并不能解决问题。加拿大华人情绪健康协会的创会人陈雅莉女士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出门在外的华人，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直到最终崩溃。陈雅莉告诉记者，大温地区曾发生过一起惨案。来自中国的留学生D先生，父母在国内均是学者。

2002年，D先生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在本地工作、结婚，但不久后婚姻发生问题。2004年，D先生在温哥华一家酒吧与另一名酒客发生冲突，争执中，对方的衣服被水果刀划破，D先生随即遭到警方逮捕。由于他当时情绪极度紧张，经医师诊断后，送入精神病院，后被判三年感化教育。离开精神病院后，D先生向感化官申请回国探亲及学习烹饪技术，得到了感化官的批准。2005年，D先生最后一次返回加拿大时，被移民部拘押，要将其遣送回国。D先生无法接受这个打击，自杀身亡。

陈雅莉告诉《加西周末》记者，D先生的父母在爱子自杀后近三个月才得知噩耗，整个家庭如今早已崩溃：D先生的母亲不愿接受儿子已经离去的事实，坚持要为儿子伸冤并守墓；D先生的父亲需要时常往返加国和中国，照顾家中的老母亲，不久后签证遭拒，无法再来加拿大。对此，陈雅莉感到十分悲痛和无奈。她向记者表示，华人在异国遇到问题和压力，往往不告诉家人，也不知如何处理，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高，就更容易诱发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甚至导致自杀。

抑郁症跨龄化人生转折是关键

情绪健康和精神疾病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新移民中。中侨互助会家庭与青少年问题的顾问Jason Chan告诉《加西周末》记者，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之后，由于生活发生变化而导致情绪低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只要通过当事人的努力，逐渐改善和适应生活，一般移民都可以熬过转折期。
但是在他服务中侨的20多年里，Jason发现，在因情绪疾病而致电中侨求助的人群中，抑郁症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且占了很大一部分。他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发生改变，网络的流行、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许多人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长，缺少正常的社交活动，容易产生极端想法。生活环境的改变、人生的转折点，都是人们需要注意自己心理精神健康的时候。例如升学、移民、失业、换工作、孩子出生、子女独立离家后的空巢期、退休等等。

抑郁症的低龄化，在移民群体中也有所体现。Jason指出，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学生在经历中学升大学的时候容易出现情绪问题，但是现在这一情况愈加低龄化。Jason向《加西周末》记者强调，家长需要从小训练孩子的心理素质。如果从小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引起家人的过度关注和保护，孩子容易放大对自己体验的敏感度，不懂得控制情绪。

这样的孩子在长大后，在压力面前更容易失控。Jason表示，青少年在9-10年级期间的改变较大，三联市将学校分为三级：Elementary school、Middle school和High school，而温哥华等城市不设Middle school，因此学生在转折期缺少一个缓冲过程，家长更需关注。

忽视疾病社会家庭问题恶化

精神压力及抑郁症不仅对当事人造成身心伤害，也会给其家人、朋友甚至社会带来危险。2008年，硅谷一名华人工程师在失业后，情绪陷入低谷，持枪杀害包括老板在内的三名同事；2008年，加国华裔李伟光在灰狗巴士上斩首邻座的乘客，酿成震惊加国的“灰狗巴士案”，李伟光事后表示，自己从2004年起就产生幻听，但并不知道自己患上精神分裂症；今年2月，纽约一华人孕妇涉嫌殴打两岁儿子并致其重伤，据报道，该孕妇在第一次产后已患上产后抑郁症。

近年来，许多家庭问题、家庭暴力事件也往往与当事人的精神压力、抑郁等精神疾病相关。家庭问题通常与伴侣关系、经济负担、子女出生等事件相关，因此面对家庭暴力事件，大多数人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或社工协调来解决，而忽略了精神疾病在其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BC省精神分裂症协会在其信息手册中指出，失业等外在因素也许不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直接原因，但却能诱发或加大潜在的精神疾病问题。家庭问题和精神问题，究竟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在医学界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英国科学家Karen Devries在2013年发布了一项针对家庭暴力与抑郁症的研究。围绕这项研究，科学家发现，患有抑郁症的女性更易忍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家庭暴力，而有抑郁症状的男性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

家庭问题容易导致精神健康疾病，已是人们的共识。而精神健康疾病导致家庭问题、家庭暴力，也已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在解决家庭暴力等问题时，司法途径和医疗服务往往需要双管齐下。但是在这些环节中，男性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

根据BC省Coroner’s Service（验尸官服务）在2012年的报告，在2003至2011的8年内，本省共有147名IPV（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的受害者死亡，其中72%的死者是女性，83.7%导致死亡的施暴者是男性，超过一人（包括儿童或非相关人员）死亡事件的施暴者则100%是男性。
从上述医学研究和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男性在家庭问题中起到主导作用，也能反映出关注男性心理和精神健康对于解决家庭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在加拿大公益法律咨询机构Access Pro Bono的官方网站上所罗列出的BC省社区服务中心、诊所、庇护所等机构联系方式列表中，《加西周末》记者发现，针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救助组织相对较多，而专为男性提供的服务组织却寥寥无几。

在家庭问题中，人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经济纠纷和人身安全上，忽略了精神健康的治疗；而在社区和诊所服务中，人们又大多将中心放在女性这一传统的弱势群体身上，忽略了主导问题的男性身上可能存在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这样普遍的信息闭塞和偏颇，使得精神疾病一再诱发家庭悲剧发生，却又一再被忽视。

治疗精神疾病跨越中西障碍

对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医学界一向建议积极治疗。BC省精神分裂症协会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对家庭成员所构成的暴力威胁，比对外界公众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家人更需要关注自己亲人的情绪健康问题，并积极采取医疗和法律相结合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研究显示，接受合理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会给家庭和公众带来影响。

但是对于移民群体，正视精神疾病的存在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寻求正确的帮助渠道。多伦多大学的学者Tahany Gadalla曾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她指出，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在西方是一个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话题，但是当前的医疗体系缺乏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的精神疾病问题教育。

在许多移民文化中，患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感到孤独、与外界隔绝，而其家人亲友即使意识到他的情绪问题，也很难与精神疾病相挂钩。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精神疾病是一种心理疾病，治疗方式就是找心理医生，与之交谈，接受开导。但精神疾病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内科疾病，患者需要解决的往往不仅是心理问题，也包括病理问题。

但是，现有的诊断方式往往不适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温哥华海岸卫生局的Soma Ganesan医生曾在接受本地西人媒体采访时指出，西人所习惯的精神疾病问诊方式需要改变，不仅仅是增加多种语言，而是要意识到文化差异。Ganesan指出，在精神疾病的问诊中，临床医师需要询问一系列问题来判断病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但有些问题触及文化禁忌，导致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患者隐瞒真实回答，误导医师。

此外，西方社会鼓励家人和朋友帮助患者面对和治疗自己的精神疾病，例如，BC省精神分裂症协会在宣传手册中鼓励患者在一位家人或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诊所。但是在许多移民的传统文化中，精神疾病是自己乃至家人的耻辱，隐瞒还来不及，更不要说是在家人或朋友的陪同下前去治疗。

迈出这一步，患者的家人朋友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关心，因为他们往往是最早注意到患者发生问题的人，因此也有必要学习和了解有关精神疾病的知识，从最初发现问题就开始以正确的方式鼓励患者约见专业医护人员。

如何求助，什么样的渠道才是专业、正确的，是移民群体面对的另一个难题。菲沙卫生局的资深顾问Tasleem Juma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通常来讲，在家庭医生的帮助下，患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有关精神健康的知识和有效救助组织。因此，约见家庭医生往往是正视精神疾病的最好方法。家庭医生能够为患者详细检查身体，并将其推介给其他更为专业的服务，例如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或家庭咨询员，进一步诊断病情，提出相应的治疗计划。

求助热线是另一种常见的援助服务。BC省有多个精神健康组织提供针对不同群体、不同症状的查询和服务热线。虽然，这些热线电话中没有专门的中文服务，但是不会说英文的移民还是能够在翻译的帮助下进行咨询。

BC省危机调停和自杀预防中心的联络官Kyle Tiney告诉《加西周末》记者，该机构的所有热线都配有翻译机，可以全天24小时提供服务。不会说英文的移民只要能够告知对方自己所说的语言，接线义工就能够通过翻译进行对话。菲沙卫生局的Tasleem Juma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卫生局没有专门的国语热线，但是其危机热线（Crisis Line：310-6789 (无需区号)或 1-800-SUICIDE (1-800-784-2433)）提供翻译服务，非英语人士打入电话后，工作人员、翻译和致电者可以同时进行三方对话。

本地的多元文化环境，促使各服务机构和医疗组织不断增加对移民群体和非英语人群的服务。Tasleem Juma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菲沙卫生局的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项目经常与本地的移民服务机构合作，增进服务，卫生局也希望通过这些机构来了解移民所面对的困难。《加西周末》在此列出本地相关机构的联络方式，以供有需要的读者收藏、咨询，通过正视并疏导精神健康问题，来改善移民家庭的生活质量。

大温地区部分诊所及服务机构

（查询更多诊所及服务机构，可登陆法律援助机构AccessProBono的网站http://accessprobono.ca/，在页面最下方点选：FIND A CLINIC）
本拿比
Burnaby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2055 Rosser Avenue
S. Burnaby Neighbourhood House，4845 Imperial Street

高贵林

加国华人网上家园
SHARE Coquitlam，200-25 King Edward Street

Success Coquitlam，Suite 2058, Henderson Place, 1163 Pinetree Way
素里加拿大

Diversecity Community Resources Society（仅服务女性），1107-7330 – 137th Street

Newton Resource Centre，102 – 13771 72A Avenue
Sources Legal Resource Centre，106-13771 72A Ave
Sources Women’s Place （仅服务女性），15318 20th Avenue

Surrey City Hall, City Plaza，13450 104th Avenue
Surrey Women’s Center（仅服务女性），10075 – Whalley Boulevard

Success Pender，28 West Pende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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