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立风 我的歌治愈了他妻子的抑郁症丨对话

●图 本刊记者/梁辰
朴素而直抵人心，
要做到这一点，
心里得有多少的养分啊
无论音乐还是文字，钟立风总给人诸多想象。
父母原本给他取名钟立峰，离家后他却自己易名“立风”。“他们要我站在山峰上，但我到北京后发现，自己不要抢在制高点，我要让人家捉摸不透，但又能感受到你的存在，就像有首诗里写的：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但树叶颤动时，我们就知道风在那儿了。我没有一下达到某个高度，但我可能拥有更多无形丰厚的力量，其实立风就是树立自己的风格，那多棒啊！”
这些年，钟立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晚睡前都要看篇文章：一篇短的小说，一则明清笔记，或是一首诗。“读完我会带着那篇作品奇异的感觉入睡，有时梦里就在构思了。不管前夜多晚睡，第二天六七点我都会起来，醒来吃早点前我就去书房，把梦里杂七杂八的碎片记下来，联系过往经验或阅读杂感，写成个札记，可能还会拾起家里某样乐器，漫无目的弹拨几个音，用手机把它录下来，之后我会忘了这个旋律，直到某天想起拿来再听，一首歌可能就这样写下来了。”
歌手李健说，“小钟是个真正的行吟诗人，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歌手，他将那些世俗甩得远远的，诗意地栖居着。他的音乐和生活混为一谈，他的生活跟世界打成一片，而且毫不和解。明明很绝望，但有勇气继续绝望下去。”
2016年上海书展期间，钟立风带来他的第五本文字作品《书旅人》，又一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弹拨笔记，近百篇随性短文，集结了他近几年阅读、行旅的经历和感受，平淡中不乏趣见。
“你有多少年少时的贞洁，就有多少成年后的欲念，而纷纷欲念里依旧闪耀着少年时贞洁的光芒。”
那个风声飒飒的夏夜，坐进老上海武康大楼底下的“大隐书局”，钟立风漫谈他的江南情结与北漂际遇，坦呈他那“表面温柔好意，骨子里漠然不羁”的真实个性，3个多小时聊完，他半开玩笑地提醒摄影师：“一定要把我最佳的侧面，那个冷酷的一面给拍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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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最爱的人》，
从F调到D调
Q：你早年有本集子《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这样难忘的悲欣交集的时刻？
A：要说这方面，我觉得还是童年遭遇最难释怀，比如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之间吵架，母亲离家出走，然后我跟哥哥走很远的路搭很远的车去寻找母亲，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难过，因为那时候不明白父母之间怎会有那么巨大的这种对抗。直到长大后，明白了一些事理，才会慢慢释然。当然这些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面对它，别的小孩怎么不会遇到这些事，单单给自己遇到了？然后内心的孤独没法排解。
也正好是那个时候，父母去了趟香港带回来一个录音机，带回来邓丽君、侯德健这些，在我那个小乡村里不会见到这些事物，我觉得恰恰那样东西又开启了另一个自己。我记得还是小学吧，一放学回来就趴在那个五斗橱上听邓丽君的歌，听着听着，感觉自己好像岁数那么小，怎么成熟得那么老啊！
Q：哪些歌曲还记得吗？
A：很多呀，《漫步人生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歌，好像是日本的地名，（清唱）“海边掀起浪花，激荡了我的心”（《襟裳岬》，日本北海道一地）。那时候那么小，感觉自己心真的被激荡了。1995年刚到北京，让我面对的又一件难过的事就是邓丽君去世了……我可能跟很多做摇滚的人一样，最初受到很多港台音乐、邓丽君的影响。命运使然，她把我引上音乐之路，一直引着引着，从家乡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真的迈到北京开始自己的音乐之途时，她突然消失了……
Q：《再见了，最爱的人》前面一段哼唱挺动人的，有点像呢喃，又有点像梦呓，依稀听到莎扬娜拉之类的日语字眼，但又不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A：对，最初我也没什么经验，人家问我，我想总要给人一个答案吧，里面有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但其实本来不是这样……就自己随性地哼唱。这首歌其实很有故事，后来不是被水木年华翻唱了嘛。在我看来，告别是一件想说又没有多少话要说的那种事情。
Q：欲言又止？
A：对，欲言又止的感觉。我本来写这首歌是F调，水木年华拿去翻唱时升了3个调，因为在他们看来，我要告别了！这种告别的姿势、姿态……比较激昂，高的，是吧？怎么说呢，一种外在的表达。当然，可能这个年代，或者任何一个年代主流的确需要这种比较外向的表达，我的内心非得喊出来让人听见。那时因为我没机会录专辑，为了几个月的房租就把这个歌卖了，生活能维持一段时间。人家说，你怎么把那么好的歌卖了？那首歌你要留着自己唱可能就成名了。后来我自己2006年有机会出专辑，我本来是F调，他升了3个调，我发歌时给它还降了两个调，我用D调来唱，来录音。为什么呢？就是回答你刚才的话，因为他们用高昂的调，在我看来，我有一句话说不出口，那么说不出口我该怎么办，我就用了前面那段别人都听不懂的话。识货的人都觉得那句很棒，因为告别嘛，总有话是留在心头的，所以也像一个密码一样，我是想等待有心人去解开它。其实写书也是一样，在书里面，多多少少我也会留下这样一些情事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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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谣歌手是现在所谓的那样，
那我觉得是耻辱
Q：北京这座城市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A：包容。我到北京，是作为一个歌手、一个创作者过去的。当人说我是玩音乐的，我就特别不喜欢别人这么说，我觉得音乐是一件特别郑重的事情，它很灵动，很活泼，带给你轻盈的感觉，但我听人家说，“啊，你也是玩音乐的？”我就觉得特别不尊重音乐，甚至现在看一些选秀节目，那些导师说，“你来飙一段吧”，我就觉得特别秀的感觉……有句话说，“任何艺术都希望获得音乐的属性”，可见音乐太高级了，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
Q：你的音乐类型通常被大家归为民谣，那爵士、流行、古典等等其他音乐风格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滋养？
A：我是不太喜欢贴标签的，尤其当今这个年代我不喜欢别人说我是民谣歌手，如果民谣歌手是现在所谓的那样，那我觉得是耻辱的。我不排斥不同类型的，只要打动我的音乐，我觉得很好。那这个营养纯粹是音乐上的吗？也不是，我觉得所有一切归根到底会落到文化这两个字上面去，听爵士乐也好，古典乐也好，或者听别的一些音乐类型也好，到最后我就觉得，音乐之下的那个文化的东西刺激到我，激发到我再去写作的一种源头。

●钟立风拍摄单曲《傻瓜旅行》MV 图/六郎
Q：不喜欢贴标签，那你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创作？
A：我觉得就我的名字吧，钟立风，以后我要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品牌，我叫飒音乐，其实就是“立风”两个字合在一起嘛，树立自己的风格，因为飒其实也是一种声音，风声飒飒。
Q：你说40岁的目标就是要做个偶像歌手，那你怎么定义偶像歌手？
A：偶像歌手肯定不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小鲜肉，一个个换，太快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偶像歌手是非常有质感的，在我心里，偶像歌手就是法国的塞吉·甘斯布（SergeGainsbourg），加拿大的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越老越有魅力，不管多少岁月和时间的洗炼，他总是保持着一份高贵和优雅，同时又那么平易近人，朴素而直抵人心，要做到这一点，心里得有多少的养分啊！
Q：科恩的吟唱近乎在你耳边诉说呢喃。
A：对，那种温柔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含而不露的力量，我觉得比摇滚所谓的那种嘶喊、快节奏还要直抵你的内心，所以，我书里也写到科恩和鲍勃·迪伦。我更喜欢科恩，科恩早年说“我要做加拿大的迪伦！”后来有人采访迪伦，“给你一两分钟换做别人，你愿意做谁？”他说，“我想，还是选科恩吧。”就是说他们两个的能量其实旗鼓相当，在三十来岁最好的年华，科恩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但当时美国代表了主流文化，所以科恩在美国根本就没人追捧，但他在欧洲巡演一票难求。我骨子里比较喜欢欧洲文化，轻轻一弹拨，我的旋律出来可能就有斯拉夫的感觉，意大利、俄罗斯、法国那边的文化给了我很多养分。
Q：科恩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A：（哼唱《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其实旋律非常简单，但这个简单并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这个简单跟那个民族延续下来的传统非常有关系，比如王洛宾这种，民谣真的是有源源流淌下来的传统的，就像我名字里面的风一样，《诗经》风雅颂不就是当时的民谣嘛，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去采风吧！”其实就是采集各地的风俗故事、风情歌谣，真正的民谣应该是这样的，真的是一个民族好多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共同的人类的情感和记忆，他们把这个旋律和记忆捕捉摸索到了，封存起来形成了旋律和诗篇，这就是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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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治愈了他妻子的抑郁症
Q：年过不惑，跟年轻时候相比，心态有什么较大的变化？
A：到目前为止，连这张10月即将发表的最新专辑，我一共出了7张专辑，包括这本《书旅人》，我一共出了5本书。我有时对着镜子，觉得自己是不是别的某个人？就觉得，哎，很奇怪。有时不经意听到自己的歌，我一听就觉得很恍惚啊，这是自己写的吗？有一次我自己去坐地铁，地铁站有对流浪歌手，一个打手鼓，一个弹吉他，唱了一首我的歌《开往春天的马车》，我写完后并没在很多演出场合唱过，甚至要淡忘掉的一首歌。打手鼓的水平不怎么样，唱的呢，节拍都不对，但我突然感觉他们好像是另外一种表达，我才发现自己好像变了。那时歌唱伙伴里还有非常主流的像陈羽凡，他当时有首歌叫《开往春天的地铁》，为电影写的，我写这首歌要跟他对着干，我说，那我来一首《开往春天的马车》吧！
Q：地铁太快了，改坐马车，有一种《从前慢》的感觉。
A：对对对，就是《从前慢》的感觉，然后速度由自己控制，慢也好，快也好。那时候创作这首歌，我的音乐伙伴可能需要这样一首歌代表他们的一个世界观，代表城市里的一种感觉，那我用什么来表达呢？也要到春天里去，那我就想，马车吧！但现在我肯定不会这么去写歌了，所以你说我的成长变化，可能都要从这些地方去。有时候去看照片，反而觉得自己比少年时要年轻一点，少年时就那种老练老成的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现在可能离年轻更近了。
Q：你怎么看待时间的流逝？
A：时间流逝过程中，幸运的是，我一直让它充满了歌声，40岁时我觉得有些恐慌，有些悲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比较快乐的人，虽然小时候受过一些创伤，但通过文字的梳理、音符的弹拨，把那些埋藏内心的郁积的东西释放出去了，直到40岁那年，突然发现那些东西并没排解掉，就觉得很恐慌，我只有通过别的方式，将那些不快乐的东西根除。拔不掉怎么办？就让它在阳光下暴晒，长途跋涉，到处行走，把自己消耗干。有次我在海南演出，后台签售时，有个中年男人见到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后来他才告诉我，我的歌治愈了他妻子的抑郁症，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治愈别人的人，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痛苦？后来我读了爱默生一个短文，在那不勒斯，有段时间正在上演一个喜剧，整个那不勒斯的人都欢乐极了，从此悲伤痛苦的人都没了，完全沉浸在喜悦当中，有天一个人去敲医生诊所的门，“给我治一治吧，我不快乐。”然后医生给他开了药，“赶紧去看戏，你一定能治好。”“对不起，我就是那个演戏的人。”我就想，哎！自己就类似那种感觉。当然，时间流逝，慢慢发现会释然一点，既然人生本身就是个流逝的过程，那又如何？在流逝的时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一些情感，一些缤纷的记忆，其实这些在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里早就看过了，当到达这个岁数，可能就更理解这些东西了。所以艺术的奥秘就在于，不同的年龄段，它给你不同的养分，我希望自己的歌和文字，也能像那些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不会过时。就像我在一首歌里写的，“时间的流逝，充满了歌声，你轻轻地吻一吻，那个站在屋檐下的人。”
（实习记者郭汝菁协助整理录音）
本刊记者丨李乃清
编辑丨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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