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你过得也不好，我才安心

海明威（左）与菲茨杰拉德（右），成就美国文坛上最著名的一段友谊，他们既是生活上挚友，又是文学上的对手。

“对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击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在人间的游戏中，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

文/于青

文人相轻当然不是一句玩笑话。大作家之间的撕逼史从莎士比亚时就没断过——与他同时期的英国戏剧才子罗伯特·格林就曾公开将莎士比亚形容为“一只暴发户式、自命不凡的乌鸦，在演员的外皮下包藏着一颗虎狼之心”。也有因为共同恋慕一个女人而造成恩怨纠葛的，比如“故意”追求雨果妻子的评论家圣勃夫、暗恋上大仲马妻子的内瓦尔、因为爱上同一位女演员而与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成为情敌的波德莱尔。而除了爱情，妒忌也可以用在事业方面：比如对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和欧仁·苏的成功难以忍受的巴尔扎克，以及公开透露自己获得三万法郎稿酬，实际上只进账一万法郎的福楼拜。

最清楚人类世界恩怨情仇的，当然是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说：“成功总让最好的朋友难受。”朱尔·勒纳尔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别人的成功让我很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符其实，我会更加难受。”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中这样说：“对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击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批评可以燃起作家超越别人和自我超越的欲望，激励他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去争取流芳百世的美誉。在人间的游戏中，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

“荣誉就像一个金球，得到它是一回事，控制它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能利用它的时候不及时利用，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滚向对手那边。”——莱昂·都德

在美国人安东尼·阿瑟所写的《明争暗斗：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中，马克·吐温与布雷特·哈特位列冤家之首。很多冤家都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这一对也不例外。成名较早的布雷特·哈特在创办《大陆月刊》后，就把马克·吐温以“天才的幽默家”推介给读者，成为吐温的老师并刊登他的作品。

但是，马克·吐温毕竟是个百分百的现实主义者，天性喜欢竞争的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浪漫主义作家布雷特·哈特长久的联系在一起。更不要提在马克·吐温与富家女奥维利亚·兰登结婚后，布雷特·哈特就经常嘲笑吐温夫妇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以及用金钱堆积出来的排场，这让一向以嘲讽中产阶级为己任的马克·吐温记恨了三十年。而在布雷特·哈特沉醉酒精、无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后，马克·吐温拒绝借给哈特更多的钱，同时邀请他与自己合作创作另一个剧本——在之前的一次剧本合作让两人不欢而散之后。愤怒的哈特拒绝了吐温，这促成了两人的正式决裂。

尽管后来的哈特继续一蹶不振，事业急速上升的吐温依旧不想放过他。在已经被逼到要为肥皂写广告的哈特得到了去中国做外交官的职位后，吐温写信给新总统的朋友，只为阻止哈特得到这个职位。在其他一些朋友的“联合上书压力”之下，最终哈特被派往德国克雷费尔德城担任“商务代理”——知晓此事的吐温继续把哈特往死里黑，认为派他这样肮脏的家伙就是去玷污德国的城市。

布雷特·哈特（左）与马克·吐温（右）。

尽管哈特在此后的20年都没有再回到美国，也没有对马克·吐温做出任何回应，在50岁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一线作家后，吐温依旧对哈特念念不忘：他指责哈特曾试图掩盖犹太身份，暗示哈特是一个同性恋者，认为哈特的好作品都是剽窃来的。甚至在哈特饱受喉癌之苦去世之后，依旧称他为“狗娘养的”。

而哈特却从未收回对马克·吐温是个文学天才的判断，也从未对吐温做过任何回击。他只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女儿：“马克·吐温是一个病态的人。”

马克·吐温其实并不孤独。记得硬汉海明威与美男菲兹杰拉德是怎样化友为敌的吗？面对海明威的攻击，温柔细腻并死于酒精的菲兹同样没有回应——似乎在一个强势却躁郁的硬汉，与一个温柔但缺乏自制力的“浪子”之间，故事唯一的结局，都只能是相爱，再相杀。

“别人的攻击让人难过，但它实际上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为创作增添一丝愤怒。”——埃德蒙·德·龚古尔

接下来是一对“异国友人”的爱恨情仇。1940年，带着犹太妻子逃往美国的不出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结识了心肠很软、其貌不扬、喜欢小把戏、玩笑和讽刺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几乎认识国际文学界所有大咖的威尔逊曾公开表示，在他一生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四位杰出人才在思想、成就以及国际声望上能够与他相比，其中就有纳博科夫。

作为培育了菲兹杰拉德和海明威的评论家，其貌不扬的威尔逊与颇具绅士风度的纳博科夫几乎就是一对典型的高瘦与矮胖经典组合。在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中，纳博科夫称威尔逊为“小兔子”，威尔逊则称纳博科夫为“瓦洛嘉”。而两人在文学欣赏上的分歧，在还是亲密朋友时就已显现出来：对于威尔逊推崇有加的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以及安德鲁·马尔罗，纳博科夫均评价不高。最终，二者的分歧落在了《洛丽塔》上——纳博科夫的“小兔子”认为，这部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淫秽之作，令人不悦。”

而在纳博科夫于1958年完成了艰辛的翻译工作，将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带入英语读者视野后，威尔逊这样评价纳博科夫的译本：“一个令人失望的东西，就是在炫耀辞藻”。纳博科夫花费几年时间完成的三卷注释和编辑注记，被威尔逊用几行文字就否定了。

埃德蒙·威尔逊（左）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右）。

一向以绅士气度著称的纳博科夫，忍住了威尔逊对《洛丽塔》的否定，却没有忍住他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差评。纳博科夫在《纽约书评》上如此回击：“威尔逊先生的批评漏洞百出，他的语气非常离奇，是浮夸的自恃与别扭的无知的奇怪结合。”而这次回击却让更多作家越发坚定地支持威尔逊——他们认为绅士如纳博科夫之所以被激怒，恰恰是因为被威尔逊捏住了软肋。这也让两人的友谊加速毁灭。正如安东尼·阿瑟所说：“两人争吵的真正原因绝不仅限于字词和写作动机，而是他们对文学自身的目的，以及他们期望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什么理解不同”——这也是大多数作家反目成仇的直接动因。

1972年，威尔逊去世，纳博科夫认为威尔逊的临终留言言不由衷。但在两年后，纳博科夫重新忆起了那个幽默亲密的“小兔子”——他在给威尔逊遗孀的信中这样写：“这些信件属于我们交往初期最耀眼的一段时光，重读这些信笺，感到痛苦万分，你应该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说起死亡，不得不提到吞枪自杀的海明威。当全世界眼里的著名硬汉海明威自杀之后，除了他的死对头福克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在将死看作归途的福克纳的认知里，海明威是没有勇气的——他没有勇气面对世间的苦熬。福克纳这样说：“海明威所显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

还能怎么说呢？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最讨厌你的那个人。

“仇恨和友谊一样，有时也需要对象具有相似性。” ——莱昂·都德

到了光鲜的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战场上出现了“美男”式新型撕逼战：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尔。

这两位当时的风云人物除了都有好长相、才能以及雄心外，在人际关系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卡波特善用魅力和奉承，维达尔则善用智慧以及与肯尼迪家族的亲密关系。

虽然维达尔一直与上流社会关系良好，但在文学界，他的名气委实不如写出了《冷血》的卡波特。维达尔对卡波特的看法是矛盾的。作为朋友，他承认卡波特所具有的魅力。而作为作家，他却否定后者的一切——正如1948年，维达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杜鲁门无处不在，他是迅捷的，疯狂的，我认为他不在工作，只是依靠他本人的魅力。”与此同时，他认为卡波特的写作是“采用了一种特别低劣的方式，用装饰第五大道撒克斯商店的橱窗的方式创作出一些东西来，然后把它们称作小说。”

戈尔·维达尔（左）与杜鲁门·卡波（右）。

众所周知，维达尔的成名免不了与肯尼迪家族的亲密关系，但后来的他却如同混迹名利场的卡波特一样，共同得罪了肯尼迪家族。而本来就有罅隙的两个人，也因为一场“肯尼迪家族”事件彻底成为仇敌——在后半辈子成天泡在酒精和可卡因里的卡波特，晕晕乎乎地告诉《花花公子》的记者：“戈尔·维达尔唯一一次受邀到白宫作客，就喝得烂醉如泥，羞辱了杰基的母亲，被卫兵拖出去扔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后，维达尔向纽约州法院对卡波特提出诉讼，要求对方道歉，并提供100万美元的赔偿。于是在法庭上，二人产生了这样的对峙：

法官：你最后一次见到卡波特的时间？

维达尔：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聚会上。

法官：在这个场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维达尔：我坐在他身上。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维达尔：我没有戴上眼镜，我坐在我认为是凳子的物件上，结果是卡波特。

法官：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卡波特是坐在什么地方？

维达尔：坐在一把更小的凳子上。

维达尔曾经在给奥尔德里奇的信中这样写：“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撰文指出，美国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精神、总是相互敌视的作家。”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和与他相似的卡波特互黑了一辈子——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朱尔·勒纳尔觉得文人真奇怪，“他们彼此敬重，又相互攻击。”儒勒·雅南则解释了文人之所以奇怪的理由：“只对敌人充满仇恨，对朋友充满友情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或许法国人安娜·博凯尔道出了这些撕逼战的真相：“作家的野心是绝对化的、无条件的。无论他是否才华出众，都渴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双重承认，即文坛和社会的双重认可。这两方面相互影响，难以区分。”——不论文豪们如何看透人性、心怀悲悯、超凡脱俗、才华横溢，他们也逃不开那道名为“普遍人性”的咒语：不论成就有多少，只有看到你过得也不好，我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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