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一个“城里人”，中国人要过多少关？

电影《盲井》，王宝强饰演的元凤鸣一进城就被骗。

青年选择进城，需要很大的勇气。少数人追求理想，大多数人为生计所迫。当他们走出这一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还有整个故乡。

文/邝新华

北京人把北京以外的人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北京、上海是最能体现中国城乡差异和歧视的地区，这种差异与歧视包括求学、就业、生育、社保、买房、购车，等等。北京爷们、上海土著的优越感从何而来？外省青年为何没有归属感？是什么阻止外省青年在大城市扎根？

著名外省青年罗永浩生动地描述过他们家的进城之路：“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

从孙少平到罗永浩，从罗永浩到凤姐，一个个由平凡而成功，由默默无闻而声名鹊起，勾画出中国式“外省青年”的进城路线图。曾经，他们是“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杀马特”“凤凰男”“蚁族”“地下通道歌手”，现在变成了“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广州人”“新深圳人”，甚至是“新纽约人”“新伦敦人”“新巴黎人”。然而，“外省青年”的身份焦虑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永远挥之不去。

罗永浩的进城路也不容易。

“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外省青年

青年选择进城，需要很大的勇气。少数人追求理想，大多数人为生计所迫。当他们走出这一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还有整个故乡。

每次我们填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格时，都会发现有一栏写着：籍贯。这是一个尴尬的词语：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籍贯；它跟我们所填表格要申请的诸如入党、找工作、出国签证、嫁娶殡丧等事宜，似乎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籍贯是什么。词典解释为：祖居地、出生地，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籍贯是古代政治术语，在一个宗族管理的社会，你在外省杀人放火了，官府会追到你的籍贯地去。现在，籍贯的功能被户口取代。

户口捆绑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关联，它连结着你分的田地、你的医疗保险补贴、你孩子高考的所在地，以及你被投票选为人大代表的权利。当一个人扔下所有这些不要，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时，就成了最早的“飘一代”。

2016年8月《今日悉尼》报道，一澳洲人在电台节目上把中国户口解释为“一个县/市里发的护照”。

费孝通把这种脱离籍贯地而成为外省青年的过程，解释为从血缘社群发展成地缘社群。“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但是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费孝通这样形容这些跑到别的地缘去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这个刻板印象一直维持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此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有了新称谓：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等等。

进城务工人员“漂”在城市，回家的路也很艰难。图/纪录片《归途列车》

中国人进城要过五关斩六将

每一个外省青年在第一次跨越省界的瞬间，都有一个美好的憧憬，有些甚至是野心。他们不满足于青山绿水，他们要在新中国更中心的舞台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从小城挤入省会，从省会挤入北上广，从北上广挤入世界的中心，这是每个“外省青年”的灼热梦想。然而，当他们来到了原以为的中心所在，却发现有许许多多不可逾越的门槛。

一套城里的房子是外省青年最急迫的理想，除了倾三代之力在城里买到房子的人，72%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而居。最难的是户口，一个安徽来京在通州买了房子的年青人遇上一次人口普查，才发现自己必须要去办一个暂住证，他自嘲道：“我要暂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

农民工在路边将就着解决了一顿。图/纪录片《归途列车》

这一点尚不如商业繁荣的宋朝。宋朝的城市里也有很多外省青年，在建康府（今南京市）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但宋朝的户籍管理规定：只要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30%。

在中国，从一个十八线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立足一线城市的外省青年，需要跨越无数道门槛，过五关斩六将，有些甚至需要运用无数种正当与不正当路径。亿万鲤鱼逆流而上，最后能跃过龙门的只有少数。

《欢乐颂》中令人感同身受的，是穷人难以愉悦的阶层障碍。

我们永远摘不掉“外省青年”的帽子

专栏作家许知远在《外省青年》中写道：“对这一代来说，我们都是‘外省青年’，我们的家乡是北京的外省，中国又是世界的外省。那些克制灼人欲望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家庭教养，早就被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摧毁，只有各种欲望——权力、金钱、名声——驱使我们向前。”

永远摘不掉“外省青年”的帽子，是外省青年最大的心结。这在社会学家看来是阶层认同感的问题。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了一项阶层认同调查，4759个城乡青年（18—40岁），认为处于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人比例最高，占34.5%和28.4%，自认处于中层的人占28.3%，自认位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人只有2.4%和0.2%。

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认为：“阶层认同，是社会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新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更多是建立在阶层认同的基础上的。”

英国摄影师Jasper James 拍摄的《城市轮廓》系列图片之一。他用人物剪影轮廓叠加在城市景象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人与城市的对抗与融合。

有怎样的阶层认同，就有怎样的社会态度。社会认同低的人容易成为网络暴民，社会认同高的人会代表亚洲向奥巴马问问题。阶层认同的另一个侧面是城市认同，正如你问一个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白领青年在哪里住，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北京。

新莞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的称谓，已经给外省青年准备好，只要你积分够，或者有足够的财力买个户口。即使真在北上广买到房子，每当医疗保险、购车买房、上学出殡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户口，要去办居住证，这时才猛然惊醒——原来我一直漂在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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