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这个美国奶奶在中国行走 64000 公里，拍下了这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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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马格南摄影师伊芙·阿诺德从成为摄影师那天起，就把“到中国去”放在在日程表的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直到1979年才被允许前往中国。那年，她在中国行走了64000公里，拍下了那时中国最真实的面貌。

文 | 南无哀

1979年1月31日，玛格南图片社的美国籍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在伦敦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阿诺德的行李是两个大箱子：一个装满了胶卷，另一个装满了包装精致的牛排和奶酪，是她为在中国拍摄准备的“公关”礼品。

24个小时的旅行之后，阿诺德抵达北京。此时正值一场大雪飘落京城，北京的确如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所说就像一座巨大的村庄，没有几座高层建筑，白雪覆盖着高度几乎相等的平房房顶，城市被道路和胡同切成一个个的方格子。

街上，人们穿着蓝灰色衣服蹬着自行车匆匆来往。看上去，北京或者说中国，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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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完的妇女被用板车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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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阿诺德67岁，为了这次的抵达，阿诺德等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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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等了10年的签证

在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时候来到北京，阿诺德可谓是在“正确的时间”到达了“正确的地方”，但在这之前，仅是为了获得中国签证，阿诺德也花了近10年的时间。

阿诺德是20世纪最出色的女摄影记者之一，1957年加入玛格南，1960年代初定居伦敦，1960年代末开始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杂志摄影记者。她对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和好莱坞明星新闻的的报道——特别是其拍摄的玛丽莲·梦露，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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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儿童的空地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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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自言从她成为摄影师起，“到中国去”就在日程表上占据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但在1979年前，她的申请一直被拒绝，但她从未放弃，一直在等待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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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毛离开后的中国，是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转向新的方向，成为留给世界的巨大悬念，无数西方记者想尽办法试图进入中国探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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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巴黎的摄影师马克·吕布也曾尝试过向中国驻法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要求前往北京拍摄中国人民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和毛主席的葬礼，他的申请被拒绝。“我们知道你是中国的朋友。”使馆官员告诉他，“但现在我们家里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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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乱糟糟的，自然没有心情待客。好在这种局面在1976年10月戛然而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中国以一个外交上的华丽转身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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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的稻田

而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 “右派”平反、“地富反坏右”摘帽、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建立、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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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3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1979年，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 m! c* K4 v2 ?▲ 内蒙古

1979年初，她如同往年一样递交了签证申请，很快就接到使馆电话：签证申请通过，经延长她在中国的居留时间可达6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旅游者的身份，经国家旅游局安排，在中国境内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 内蒙古草原的牛仔

“1979年，中国还没有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和高速磁悬浮列车，岳敏君的一幅油画也卖不到200万英镑。在西方的想象中，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一大群穿蓝制服骑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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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英国《独立报》资深评论员苏西 • 拉什顿（Susie Rushton）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写评论，在提到1979年的中国时如此写道：“穿蓝制服骑自行车”是西方对毛时代中国人的基本印象，而当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也仅限于此。

64000公里的中国摄影之旅

到达中国后，国家旅游局为阿诺德配了一名翻译，并帮她制定了一份十分紧张的拍摄日程。每天早上阿诺德会在5点钟醒来，从床边的暖瓶里倒出热水泡一杯茶，从6点开始一直工作到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再一直工作到晚餐，晚上拍摄人们的娱乐活动。

“那种化妆和演出都很复杂的戏剧，以及天真的孩子们欢乐的游戏，在很多工厂和公社里都有。”阿诺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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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内，阿诺德以北京为中心做了两次长途旅行，行程达40000英里（约64000公里），北到内蒙南至西双版纳，西北走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南到了西藏拉萨——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所允许的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极致。

除了法院审判罪犯和海军舰艇没能安排拍摄之外，这两次旅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把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贫穷中知足常乐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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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中国还处于“后文革时代”，“文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处处可见， “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也还远没有解决。

在北京，阿诺德拍摄了既带有“文革”余韵，又被当作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象征的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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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工人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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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拍摄上海黄浦江上，一艘双桅帆船缓缓驶过；医院里，医生先用传统的中医针灸为产妇做麻醉，然后做剖腹产手术(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人们也看到过同样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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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镜头下也有苏州郊外的大运河，船在行驶，孩子们吊在船尾嬉戏；河边有一个粮所，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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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万县县城的十字路口，交通民警手里拿着喇叭指挥着并不拥挤的地排车和挑担人通行；重庆市的一块空地上上演着“山羊走单杠”的乡村马戏。

云南西双版纳，一边是手工插秧，一边是手工割稻，一个女孩用手将稻子撸下来，装进书包；赤脚医生挑着担子在田间地头行医，两只桶里一只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械，一只装着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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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大运河上，人们将晒谷

在西藏，哲蚌寺的喇嘛摇着法鼓念经，妇女放牧着牦牛；人们用地排车运土修路，藏族妇女的铁锨上拴着一根绳子，当一名妇女铲土的时候，另一名妇女就向上拉这根绳子帮助她——多么古老，就像回到了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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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西北地区落后的体力劳动给阿诺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摄影集《中国之行》（1980年出版）中特别写到：“中国所见，两点让我铭记在心：在过去30年（1949-1979）中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为了摆脱令人吃惊的落后的体力劳动——中国有千百万人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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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1979年的上海

在上海，阿诺德记录了与“文革”缠绕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知青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底，当时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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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必须有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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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5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1200万人。1979年初国务院同意知青回城，但回城后很多知青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一些城市——包括上海——知青们举行了要求安排工作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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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知青们拿着写有“全市知青联合起来”等字样的标语，喊着“要工作”的口号，年轻而苍老的面容，眼睛里满是迷惘。阿诺德看得出来，在这些人激烈的情绪背后，是被压抑的痛苦和对生活的最基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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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市卖花草茶的小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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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真地询问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和这些人的命运遭际，并为这些青年人的蹉跎青春扼腕叹息：“让我始终难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1979年，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中浮出水面，那是清洗与反清洗、摧毁过去也打碎未来的十年，整整一代青年人成为这场动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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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保存着农业社会落后的劳动力形式、传统的生活习惯以及淳朴的人情。阿诺德镜头中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如同北京一样没有高层建筑，远远看去，整个城市的房顶线平得像没有风的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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