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卖肉夹馍怎么了？不丢人，也动摇不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

波叔刷微博，刷出这么一条微博——“老师辞职卖肉夹馍”。

山西一对80后夫妇，男的当民办中学地理老师，女的也是公立学校老师，教师之家。两口子生了宝宝后，日子过得紧巴巴，于是两年前辞了职，去西安卖肉夹馍。

哪儿有早市，就上哪儿赶集，一个月收入有将近1万元，比当老师时翻了一番。

微博下跟着上万条评论，有一条波叔看了很感慨——

对啊，该怎么让孩子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呢？该怎么让呢？

上万条评论中，还有不少冷嘲热讽抖机灵的，看得波叔胃里泛酸，一阵恶心。今天就专门讲讲师道尊严与知识尊严这事。

先亮观点镇楼：波叔认为，知识分子为改善个人生活而打拼，一点都不丢人。丢人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环境，以及那些冷嘲热讽的看客。

今天有中学老师卖肉夹馍，十多年前有“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再往前推，就连民国时鼎鼎大名的文化巨人，也不会嫌弃做小买卖。

闻一多，都知道吧？

著名学者和诗人，响当当的民主斗士。初中语文课本就有一篇课文，《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高中时又学了他的名诗《死水》。

可是在生活拮据的时候，连闻一多这样的大教授都不得不放下身段，自食其力，挣一些外快。

闻一多去美国留过学，二十多岁一回国，就开始当大学教授，日子一直过得很优越。

那时候月薪有300银圆左右——这是什么概念？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来算，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多块吧，但实际上更经花，一般家庭一个月30银圆就足够了。

1932年，33岁的闻一多应聘到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教授，月薪还是300银圆。

看起来没涨，但社会地位高，读书人当清华教授，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活也轻松，每周上课8小时，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两堂课，其他时间由你自己掌握，专心做学问。

而且，不用做房奴！有单位解决住房！还是豪宅！

清华给教授们提供住宅，闻一多分到的是新林院72号，他带着一家子住在一套有14间房的屋子里。

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14间房……北京……中关村和宇宙中心五道口附近……懂行的小菠菜就脑补一下今天的价格吧。

可是，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抗战一爆发，好日子就结束了。

波叔前几天写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zY2ODA1MQ==&mid=2649399905&idx=1&sn=df6334eff0a5b6e44f802062363b478e&chksm=838119ddb4f690cb1b04595006e0d20f0d8cd3751245a626c8fe59dfb6f2073f40a5e2c62109&scene=21#wechat_redirect，提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就跟着老清华来到云南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从账面看，工资还能保证原来的水平，每个月都有五六百元，换算成现在有两万多，高薪。

可问题是，钱不值钱了。国民政府从1935年起用法币代替银圆。

一打仗，物价蹭蹭的往上涨，通货膨胀来了。

一张100元的法币，能买到的东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1937年两头大牛；

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

1939年一头大牛；

1940年一头小牛；

1941年一头猪；

1942年一条火腿；

1943年一只母鸡；

1943年一只小鸡；

1945年一条鱼或两个鸡蛋；

1946年一个鸡蛋。

后来国民政府经济崩溃，一张钞票出现了500万元的面额，吓死人

物价涨、工资不涨，这日子怎么过？

不但不涨，反而降薪。1941年，教授平均月薪只有抗战前的1/12（今天的1100元左右）。

闻一多家里夫妇俩加上五个孩子、一个长辈，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入不敷出，一个月的工资10天就花完了。

闻一多全家福，一家八口

一家人住得也是又破又挤，租的是昆明典型的“一颗印”民居。

什么是“一颗印”？就是当地人形容像一块印章那样狭小的房屋。这种房屋上下两层楼，楼下堆杂物，楼上住人。

开源节流，可裤腰带已经勒得够紧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挣点。

他的朋友罗隆基在做茶叶生意，偶尔会请他帮忙画广告，当做接济。

有一个同事的朋友姓郭，是做实业生意的，也拉过闻一多当合伙人，而且不用出资金就可以分红，有点像今天创业者的技术入股。

但闻一多不愿意。他知道人家的好意，但不愿占人家的便宜。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多打几份工。

所以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讲课，下午在昆华中学当国文教员，上语文课。

晚上呢？批改完学生的作业之后，他熬到半夜，为别人刻印章，再挣一份钱。

刻印章，本来是文人雅士的艺术创作。之前闻一多把它当做闲情逸致，现在迫于无奈，只能挽起袖子，用来卖钱。

闻一多在刻印中

1943年9月，闻一多开始挂牌刻印。他把刻好的印章盖在一本自编的印谱里，题名“匡斋印存”。匡斋是他在清华居住的那套大房子，如今蜗居在昆明，只能怀念以前的宁静了。

既然是下海，就要定好价格。他的朋友浦江清帮他写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润例是什么意思？就是价格表。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大概意思是说：刻印章这门艺术，源远流长，大有来头，不是牛人干不来。闻一多学问大大的，谁不知道？从前他刻印章是为了好玩，只在好朋友之间流传，现在终于肯拿出来，你们总算有机会见识了。好东西值得拥有，想买吗？价钱写在后面。

这广告打得好。到底价格怎么定？

刻石头的，每个字100元法币；刻象牙的，每个字200元法币。

这里面有门道。一是因为象牙比印章石贵重，二是因为象牙质地更坚硬，所以更难刻。闻一多第一次刻象牙，还试过把象牙泡在醋里，想软化它，结果用了整整一天才刻好一颗，手指都磨破了。

闻一多刻印用的刻刀

当时西南联大教授靠刻印章挣外快的，不止闻一多一个人。这是由12个教授共同发起的，价格表也是一起制定的，不搞价格战。

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1944年4月，价格升到了石章每个字600元，牙章每个字1000元；1945年3月，又分别变成1000元和1200元。

涨这么快？是不是太黑了？

别误会，不要冤枉教授们。这只是法币贬值造成的后果，按购买力来算，完全没有提价。

要怪通货膨胀。

更何况，对有的刻印请求，闻一多分文不收。

历史学家吴晗就记得一件事：

“时代评论社”章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刻这枚图章前两星期，我在逼死坡文具店用一千元买到一块旧石头，长方形，一边刻有双鱼。他也很喜欢，夸我眼力不错。问愿意刻什么字，是一句诗，还是连名带字刻在一起？我说，随便，你喜欢怎么刻就怎么刻吧！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要一个公章。他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十月三日的早晨，在枪声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的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

1946年7月15日，一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闻一多在做了“最后一次讲演”后，被暗杀。

他留下他的“匡斋印存”，里面盖有1400多方印章。

那些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刻出来的。它们为他和他的家人换来了生活的必需品。

“闻一多印”边款写的是“时在西南”边款写的是“联大家骅”，家骅是闻一多的原名

闻一多写信给朋友说：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一个海内知名的大学问家，本职工作的收入只能占三分之一，得依靠每天熬夜兼职，才能勉强养活自己和家人。

这不是闻一多的耻辱，而是国家的难堪。

而且闻一多不是特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大多如此。

不光教授，连校长也不例外。

闻一多的上级、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身为一校之长，日子也没好到哪里。

梅贻琦

为了补贴家用，他的夫人韩咏华放下校长夫人的架子，亲自把自己做的蛋糕拿上街卖。

教授们的月薪，（1940年后）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原注：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即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很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定胜糕

里面提到的潘光旦、袁复礼，都是很出名的学者。他们的夫人都亲自上阵，自己也想办法多挣一点生活费。

潘光旦，社会学家、性学家、民族学家袁复礼，地质学家

对“辞职卖肉夹馍”的那位老师，这就是波叔的态度：

只要是靠自己的正当劳动挣光明正大的钱，不丢人。

但是就围观群众，波叔还有另一番意见。

闻一多刻印章、梅夫人卖“定胜糕”，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动。在正常的年代里，他们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理应获得的优厚待遇，不需要为养家糊口而整天焦虑，专心致志做学问，或者专心致志教导学生。

任何一个让“研究原子弹的”去“卖茶叶蛋”的时代，都是不正常的时代。

如果那位卖肉夹馍的中学老师，能够继续留在学校教地理，也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想必会更让人安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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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叔说

每一个付出劳动的人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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