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奋斗了十六年，并不是为了给导师买咖啡……

然而你奋斗了十六年

并不是为了给导师买咖啡……

转自:科研圈(id:keyanquan)

来源:Sixth Tone   撰文:Guo Quanzhi

翻译:杨晨    审校:张士超

Jessie 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今年25岁。过去20周里，她没有做任何与她研究项目相关的事情，但她的导师还是无休止地给她安排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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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 每天都忙于管理杂事：填报销单、用有折扣的学生卡买馒头、安排出差行程、改PPT、修理实验器材，节假日还要买花。这些事都不是她自己要干的，而是给老板和他家人干的。

Jessie 对 Sixth Tone 说：“只要看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我就非常紧张，因为他肯定又有一堆事情要交给我做。”

Jessie 在宿舍给导师整理报销凭证。（ Jessie 本人 提供）

北京大学是中国两所顶尖大学之一，身处优越环境中的 Jessie 却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挖掘出自己的科研潜能——有这种感觉的人并非个例。

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学生经常要去做一些日常杂务，比如实验室设备管理，给老板取邮件之类的事情。大学很少招聘辅助管理人员，所以这个空缺一般让研究人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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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的报告，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在中国高等院校是个普遍现象。2010年，周教授为写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曾调查了1392名研究生、毕业生、教授和行政管理人员。

不过，实验室里的这种剥削现象，在今年早些时候一下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位25岁的研究生李鹏，在为导师工作时死于化学品爆炸。据李鹏的姐姐说，李鹏的导师张建雨强迫他去自己的蜡厂工作。就在出事前几小时，李鹏还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再坚持一段时间，霉运就要过去了。”李鹏的经历是师生关系变质的典型例子。

苏州大学物理学家 Steffen Duhm 说：“中国大学生确实要做很多日常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们有的实际上就是给导师做秘书。” Duhm 来自德国，2012年到中国工作。他又对比了德国的情况，指出中国大学不给教授安排勤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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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在科学创新领域建立主导地位，这一态度催生了国内学者竞相在知名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风气。而他们面临的这种特殊压力，也影响到研究团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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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一位物理方向的美国博士后 Kevin Huang 说：“中国大学的评估体系，把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看得比什么都重，学生福利也得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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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Jessie 在内的学生们也明白教授的压力，但还是对中国大学的研究环境深感失望，以至于有些学生已经打算离开学术圈另谋出路了。

在过去一年里，Jessie 每月都和导师见一次面，讨论财务方面的事情。除此之外两人很少碰面，不过导师常用QQ和她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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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 已经完成博士论文主体部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经费申请。她的导师则专注于建立人际关系：做讲座、参加会议、与企业代表会面、筹集资金等。

Jessie 去年七月就跟导师提交了论文，不过至今仍没有收到反馈。她说：“他就是扣下我的论文不放，好让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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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礼教授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章条例规定导师可以让学生做什么、不可以让学生做什么。他说：“导师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才能，但具体的培养方法就是灰色地带了。”

导师去年叫她管理开销的时候，Jessie 还比较犹豫，以助教工作太忙推掉了，但下一次就不再好拒绝。她说：“可以说，导师有不让我毕业的权力，只有他看过我的论文然后交上去我才可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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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很高。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对 Sixth Tone 说，他们必须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才能毕业；上海交通大学的理学博士则必须发表至少两篇高质量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要发表到 SCI 收录的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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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对论文投递有最终发言权，这一点基本没有例外。如果他们不在论文最终稿上签字，学生就不能投递发表，而不发表就毕不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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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工程学研三的 程（音） 同学告诉 Sixth Tone，越是尊敬导师的学生，越容易被利用。她说：“我原以我们（同学间）都是平等的，结果每周末都是我给导师整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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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hm 认为，中国工作文化中内在的等级观念，也会造成学生与导师间的隔阂。他对 Sixth Tone 说：“学生通常不会质疑导师的要求，双方缺乏交流也会导致研究上的误解。”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导师对研究生待遇的讨论，研究生普遍都有不满的情绪。在问答平台知乎的一个问题里，300多名用户竞相吐槽自己的导师，点赞最多的那些回答都在讲学导师如何压榨学生、钻学术体制的空子。有匿名用户写道：“感谢导师，我现在知道六种套取项目资金的方法。”

Kevin 指出，圈外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体系很残酷，但导师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其实也不无道理。他说：“许多实验室的设备都非常专业，让新来的学生打打下手，可以让他们熟悉实验室。这样一来，他们也可以跟师兄师姐学一些必要的技能。”

Kevin 告诉 Sixth Tone，学生们做过费时费力的实验室杂活，日后会更尊重实验室的勤杂人员。他说：“我在美国时发现，许多学生觉得勤杂人员为他们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Jessie 前往实验室路上。（承蒙 Jessie 本人提供，2013年12月13日）

但在 Jessie 看来，现在的体系充满压迫与不公：“如果早知道读博就是干这些，我怎么会来？说不定都找到满意的工作了。” 她说，“我来这里是想做有意义的研究。我觉得，只有在学生有真正的热情、导师愿意培养学生、经费压力没那么大的地方，才会出现真正的科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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