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小旅馆 之九 两位陈先生（2）
另一位从台湾来的陈先生叫陈天飞，他有一副高大的外形身板，浓眉大眼的五官。开始我以为他是台湾的外省人。
他登记时我在国家这一栏填了他护照的国籍------中华民国，陈天飞坚定地说“请填台湾。”我这时已有经验了，不再多问，按他的要求填好。
北京来的生意人王先生，在这之前正在接待室里看报纸，见报上新闻说李登辉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正在大发议论，现在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台湾人，活生生的不愿登记自己的国籍是中国，甚至连中华民国都不愿写，肚子里的火气一下从鼻孔里冒出来：“哼!”有点恶狠狠的。王先生转身上了楼，蹬蹬蹬走到他自己住的201号房的门口站住了，出粗气。
陈天飞先生随着一声“哼”，转身一看，什么也没看见，脸色顿时也凝重起来，提着行李上楼去找自己的房间。
看到这情景，我估计两个人一旦碰到，可能要“擦枪走火”，急忙追出门外，抬头看看楼上，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救场。这时老陈的清洁车正在203号房的门口，我赶紧跑回接待室，打电话给老陈，叫他留意一下201号房的门口是否有吵架。老陈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大声告诉我：“已经吵起来了，我去看看。”就扔下了电话。
我急忙跑到外面院子里，已听到楼上王先生正大声嚷嚷：“你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你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说自己是日本人的孙子。你们这种连祖宗都不要的人配做人吗？”
陈天飞的声音一点也不示弱：“我们台湾人不怕死，还怕你们大陆来的中国人吗？! 你们大陆来的国民党，没有把我们台湾人杀绝，你们大陆来的共产党也杀不完我们台湾人! 不要以为你们有飞弹，我们就怕你们。我们台湾人什么都不怕!
”
“哎哟哟!”王先生一阵冷笑：“打你们还用飞弹？大拇指一按，跟捏臭虫一样容易。你等着瞧吧，有那么一天的。”
我一听，糟了，小客栈楼梯口，不过方寸之地，居然爆发两岸口水战，真是冤家路窄
! 再这样舌战下去，其他房间的客人也出来搀和，不乱才怪。
我赶紧向老陈摆手，转身从另一个楼梯口上了楼，，推着老陈的清洁车，假装清洁房间，匡啷匡啷地向201号房间走去。老陈也心领神会的拿起摇铃，叮呤叮呤地站到了两个吵架人中间。他拉了一下北京王先生的衣领：“王先生，息息火。”然后悄声凑到王先生耳边：“你跟这种兔崽子说什么理呢! 走走走，那边208房间的张先生送我一包大中华香烟，我们抽去，别跟这种二鬼子讲理。”说着说着，就把王先生推进了201号房门，又随手从清洁车上摸出一包大中华烟，和王先生一人一根点上烟进屋抽去了。
我侧过身把陈先生的手提箱提过来，一边示意陈先生跟我一起去找他的房间，一边
劝慰他：“陈先生，这个旅馆隔音不好，其他客人能听到吵架。”
我边说边察看他的脸色：“这里的客人都是世界各地来的华人，什么样的都有，你千万别生气。”
“这是216房间，是我们旅馆最好的无烟房。你若缺什么，打电话到柜台来告诉我，我们会为你准备好。哦，回头我叫清洁工给你送一瓶开水来。”陈天飞的脸色渐渐和缓下来。见我把他的行李安置在行李架上，他露出了感谢的笑容。大概是看出我和老陈的良苦用心，向我说了声谢谢。老陈安抚好了北京王先生，马上又赶来给陈先生送开水，换新毛巾。事后他告诉我，他觉得陈先生是个有教养，有钱的主儿。
陈天飞先生与陈家财先生不同的是，他是一家工厂的厂主，厂里有几百工人归他管。他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说话做事都斯斯文文的。大约看我戴了副眼镜，像是个知识分子，就常找机会来接待室跟我聊天儿。事后回想，我觉得他是在做我的统战工作。
他讲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讲了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射飞弹时，他与一些朋友乘船出海去迎接“飞弹，”以示不怕死的抗议活动。讲了他的厂里几百工人上街游行，反对中共要武装解放台湾的“叫嚣”。最后他说“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变成大陆的红色统治区”。我听他孜孜不倦的讲这些政治话题，总觉得他有点像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文革”时的红卫兵-----对政治着魔了。不过我还是蛮恭敬的听，因为他讲的这些，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第一次听一个台湾本土的普通老百姓讲。
终于到他要离开美国前的几天，陈天飞先生早出晚归，穿戴特别正式，神秘地对我说：“我们这几天都在开会。你知道李远哲吗？”
“不知道。”
天飞先生说：“李远哲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台湾之光，他会支持我们的。” 而我那时确实不知道李远哲是谁。
“哦!”我茫然地回答。不知诺贝尔奖得主支持一个工厂主要干什么。
我想，正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才大胆地把一个秘密透露给了我。
大约过了半年多，李远哲在陈水扁竞选总统时突然站出来表态支持阿扁，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李远哲的出现，使当时台湾的政治天平明显的偏向了阿扁。这才使我想起天飞先生说过的话：“李远哲会支持我们的。”
天飞先生虽然常常与我摆谈，但我总觉得他是在宣传，布道，统战。我们都客客气气的，心里其实都有一道防线。
过了大约一年，天飞先生再次来到小旅馆。令人惊讶的是，他面色晦暗，头发全白了。变成了大叔。
跟我聊天时，他说他有肝病，肝已经硬化，上次来美国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请李远哲出山。现在大局已定，民进党已胜，他也可以安心退休养病了。他自知肝病是无法治疗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耽误了不少治病养病的机会，但是他不后悔。
听他这么一说，我同情起他来。原以为他只是个业余政治家，没想到他是玩真的，还把命都搭上了。我开始安慰他，说肝硬化若是保养治疗得好，还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不会像肝癌那样。我把话说得模模糊糊。
天飞大叔说，他打听过，没有好的治疗办法，美国也没有。我说，西医的办法不多，可是中医中药好像有些办法。中国大陆的中医中药对这个病有些独到的研究。
天飞大叔问：“为什么？”
“大陆人多嘛，而且大陆得肝病的人不少。日本人得肝病的也比较多。
而且日本对肝病的治疗也有许多先进的办法。 但是太贵呀，还是中国大陆比较合适。”
“既然你退休了，何不到大陆去寻找一下中医中药的治疗。大陆的生活便宜，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养养，兴许就好了呢？”我尽往好里说，安慰他。
天飞大叔摸摸自己白了的头发，问：“大陆人会容忍我这样的台湾人吗？”
我说：“其实老百姓都是善良的，你去治病，谁会在乎你是什么政治观点呢，大陆的老百姓经历文革后，清醒多了，我倒觉得你们台湾人现在的选举有点像大陆文革时的打派仗。”
“我们不是打派仗，我们是推动台湾的民主。”
“民主？文革时，我们也以为自己是搞民主，结果是被骗了一场。”
天飞大叔笑着指指我“你好像对政治有恐惧症？”
“倒也不是” 我有点抬杠了。“反正我觉得政治家的民主和老百姓的民主不太一样。”
天飞大叔突然不说话了，停了一会，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人心难测啊。” 看他欲言而止的样子，我不知自己说错什么了。想想，何必要一个台湾人认同我们大陆人的观点呢，在这里争些用不着的。
第二天，也是无巧不成书，上次跟天飞大叔吵过架的北京王先生又到美国来了，而且又在接待室看报纸，边看边发表评论。
我远远的看到天飞大叔从大路对面向旅馆走来，脑子突然嗡的一声：“不好，王先生在这儿，天飞大叔如果进了接待室，这不是冤家路窄吗？”我猛一下站起来，紧紧的盯着大叔，心里盘算着是否先出门去挡住他别进来。
只见天飞大叔顶着烈日，匆匆从外面大步走进门来，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进门刚说了一句：“我头晕，休息一下”就趴在柜台上了。我急忙奔出柜台，扶他坐到沙发里，摸了摸他的脉搏，问他，“有什么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车？” 天飞大叔轻轻摇摇头，低声说：“我可能是低血糖毛病犯了，给我一点糖水吧。”
站在一边的王先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听到天飞大叔说自己是犯病了，急忙跑过来问：“我能帮忙吗？”
我示意王先生扶大叔躺在沙发里，然后赶快去咖啡桌倒了一杯糖水，送到天飞大叔嘴边，王先生帮着喂他喝完了糖水，我又急忙打电话叫楼上做清洁的老陈下来，把他平时收藏在冰箱里的糕点糖果拿出来。等到老陈把他的糕点、果汁摆了一桌时，天飞大叔已缓过劲来了。见我们三个人都弯着身子探着头看他，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声音弱弱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我有发过这个毛病” 。“幸亏你们帮我，不然真麻烦了。”
王先生长吁了一口气：“你真把我们吓着了，幸亏你还能说话。” 王先生突然扭过头来：“唉，雪莉，我看你跑得很快，你不害怕？”老陈说：“雪莉人家以前是医生，当然不害怕了，哪像你! ” 天飞大叔这时脸色也恢复了正常，靠在沙发里，饶有兴趣的看着老陈打趣北京王先生。
第二天，天飞大叔说要请我们三人吃饭，以示答谢。老陈说，你出门在外，来到这里就是客人，应该我们请客。
北京王先生帮着老陈包了一大堆韭菜猪肉水饺，特地请天飞大叔与我们一起吃晚饭，为他压惊。还请了也是台湾人，现在在巴西做面粉厂老板的许先生作陪。
许先生最喜欢加入我们这种打工仔的晚饭桌。他说每天在餐馆与客户吃饭吃到烦，到这里才可以轻轻松松的吃顿自由饭，而且他是喜欢站着吃，边说话，边转来转去的找好吃的。
天飞大叔那天很高兴，完全不像那个穿着西装，爱讲政治的陈先生了。清洁工老陈的大嗓门这时俨然成了指挥官，不管是面粉大王许先生，还是生意人王先生，这时都乖乖的听这位清洁工的调遣。天飞大叔直称赞老陈和北京王先生的手艺好。
快吃完饭时，天飞大叔对王先生说：“上次小弟与你争吵几句，多有得罪，还望你多多包涵。”
王先生赶紧放下筷子，抱了抱拳：“不敢不敢。我也是一时说气话，别往心里去! ”
许先生说：“唉! 都是中国人嘛。谈政治伤感情。谈友情，谈友情。”
过了几天，天飞大叔要回台湾了，他与许先生联合作东，仍由老陈和北京王先生主厨，包了一百多个饺子，买了一大桌子的下酒菜，还请来老陈的表哥表姐，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饺子宴。
从此，只要天飞大叔和许先生来美国，我们总会聚在一起吃饺子。
无情的政治使陈先生们和我们疏离了，善良的本性又让我们大家变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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