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周:东京，追寻父辈的足迹

                      （原载2018.2.2《光明日报》）

沿着东京饭田桥神田川步行，宽阔的河道与陆地有着将近两米的落差，冬季的神田川平缓流淌，如果不是堤岸边不时驶过的火车，整个区域十分宁静。神田川流经东京都，主流总长24.6公里。曾經作為水上交通的大動脈而支撐著物流。过去也曾经河水泛滥，水质污染，经过整治，现在河水清澈，河堤上种植了樱花，一到花季繁花似锦。我却在一个无花的冬季来到这里，不是为赏花，却是为了寻找先父叶以群年轻时的足迹。那时父亲才只有18岁，只身来到日本留学，考取的学校就是神田川岸边的东京法政大学经济系。我抬头四顾希望还能从校舍中找到历史的踪影，陪同我前往的日本华文笔会前会长华纯女士看出我的心思，急忙解释：历史的校区因1945年美国空袭，大部分校舍被烧毁。后来在原来的区域内又重新造了新校区。难怪抬眼四望，河川两岸立起了许多幢高大的建筑，高处悬挂着法政大学的名字。

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是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都心千代田区的私立大学。该校的成立可追溯至1880年成立的东京法学社，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学校，1920年改称法政大学。该校法学部以及社会学部的历史十分悠久，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第一所设立这两个学部的大学。该校与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立教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齐名，同时也是东京都非常难考的私立大学，有“难关私大“之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位名人，周恩来，沈钧儒、宋教仁、陈天华、杨度、还有汪精卫、周作人等都曾在那里学习过。记得读到过父亲的自述：“赴日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向往日本左翼文艺的蓬勃和日本对苏联文艺理论和作品翻译较多。在东京进了法政大学经济系，但更多的时间是用在翻译日本左翼和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上。”在杭州从商的父亲一直不放心这个不安分的小儿子，不断地催促他早日成婚。可是父亲把刀狠狠地插在桌上，说不让他去留学，他宁愿死。想不到晚年那么沉稳内在的父亲，也曾有过年轻时的狂飙刚烈。

1930年夏天，19岁的父亲由日本回国度假，恰逢“左联”在上海成立，他在上海认识了丁玲、茅盾、冯雪峰等进步作家，与他们商定了建立“左联”东京支部的计划，并由以群回东京负责筹建。在东京，他和一些留日同学成立了“左联”东京支部（分盟），先后参加的还有谢冰莹、胡风、聂绀弩等十多人。通过日本进步同学的介绍，以群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会”和“中国问题座谈会”曾与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日本作家、诗人、戏剧工作者有过接触。在活动中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现状和斗争情况。这时他以华蒂的笔名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一些文艺书简。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因在东京参加组织大规模留日学生爱国反日运动，在日本警察的追踪监视中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回到上海后就由楼适夷介绍，参加了“左联”。

这次在东京，华纯会长为我安排了一次聚会令我十分难忘，就是与郭沫若的外孙女藤田莉那教授和田汉的侄女田伟的会面。会面就在法政大学附近神田川上的一家餐厅里。“东方文化艺术团” 团长、田汉文化交流会理事长田伟带来了她的著作《田汉、聂耳 中国国歌八十年》，我则以记录了文坛前辈故事的散文集《地老天荒》相赠。我曾读到一则新闻，前不久东京的松山芭蕾舞团刚刚举行了舞剧《白毛女》的演出，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森下洋子女士今年已经69岁，但依然活跃在芭蕾舞台上，生动地演出了“喜儿”一角。在他们排练厅里举行的与中国友人欢聚中，田伟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可以想见那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松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中日国家间的关系起起伏伏，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却源远流长。而田伟最喜欢唱的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活动的场合都有她率领的艺术团的歌声。

     与我同年的藤田莉那是安娜的外孙女，生于中国天津。幼小时经过文化大革命，曾随母亲下放。1980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文学。毕业于二松学舍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 我们同样成长于中国大地，经历自然有所相似，我可以理解她年轻时的坎坷。她告诉我她最新的研究著作《詩人郭沫若与日本 》已于9月出版。该书主要探讨郭沫若日本留学十年和流亡十年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及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从医学，恋爱到新詩創作；从政治避难到甲骨文与古代史研究，多方面探讨他的文学与学术研究、对日本文化及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吸收。 

我们交流了相互间近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我特别告诉两位一些关于父亲以群和两位的前辈在革命的年代紧密的联系。1932年父亲以群才二十一岁，三月经冯雪峯，楼适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上海举行的秘密入党仪式在南京街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同时入党的有丁玲，田汉、刘风斯三人。瞿秋白代表中央组织部讲了话。而以群与郭沫若则是在上海相识，在许多文艺界的活动中经常见面。1947年11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周恩来亲自委托以群护送郭沫诺、茅盾撤离上海去香港。在香港生活期间以群更是经常去拜访郭先生。我的母亲就住在郭先生的楼下，父亲就是那时认识了我的母亲。这段良缘始于那时。一直到建国前夕，父亲配合潘汉年将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送往前往解放区的船回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说到这些历史，曾经素不相识的我们彼此的心一下子靠得越来越近了。藤田莉那拿出她带来的日本学者小谷一郎所著的《1930年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史》，细心的她翻开夹着的小纸条书页，告诉我，其中有二十多处写到以群在日本留学期间，筹备组织东京左联支部等一系列文学活动。我匆匆翻阅着那本日文书，并不能读懂日文，却可以依稀认真字里行间辨认出文中提到的叶以群、田汉和郭沫若的名字。

     其实明治维新后，在前辈的眼中，日本是传递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地方。不仅在那里可以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西方和俄罗斯先进的人文思想。父亲早年翻译的一系列俄国文艺理论著作，都是通过日文版转译。而他年轻时名声鹊起，也就是开始于他文艺理论方面的翻译，那些译作成为文学青年启蒙的读物。田汉更早去日本留学，而以群留学时，郭沫若和茅盾也都在日本避难。郭沫若因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 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茅盾则是1928年到日本。而在1931年9/18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留学生都先后回国投身于爱国反帝的社会活动中。以群曾在一篇短文《一点印象》中记录了东京9月18号当天的情况：10点左右忽然响起警铃，到处都是号外号外的叫喊声。报纸的大标题写着日军已占领北大营，主力进军奉天市等等。同时9.18事变的新闻传到东京引发了大规模的留学生爱国运动。大家在东京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军警密集监视，有的学生被捕。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大家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午餐后，华纯会长陪我参观了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纪念馆，晚上，又邀请曾在上海交大教学多年的日裔教授深雪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深雪教授了解了我父辈的故事，特地推荐了一家位于江户时代特色小巷中的日式饭店，餐后她又导引我们踏着夜色中的石板小巷漫步。虽然天有些冷，却让我感受到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日本街道和民居的韵味。木制的门楣，数盏灯笼和门帘之后是洁净的和室，走进去可以闻见灯心草的味道。赤脚走在以灯芯草做成叠席上，有如徜徉在大自然一样。我们喝着清酒，品尝着精美的日式餐饮。而环顾街头，一家连着一家的木制建筑，石板的路面，在暗黄的灯光辉映下，散发着江户时代的气息。郭沫若、田汉和叶以群也许曾经走过这个区域，他们的脚步匆匆踏过那儿，最后走进了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