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薇系列散文之二《那年我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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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八岁》

作者：梦薇

        1966年夏天，在我生命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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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的天津，天气还很闷热。清晨4点刚过，一阵粗暴的砸门声把我们全家从睡梦中惊醒。爸爸妈妈边穿衣服边忙不迭地去开门，还不等我们姐妹几个把衣服穿好，一群穿着绿衣服戴着红袖章手持长木枪的红卫兵已经站满了一屋子。我们吓做了一团，大姐的一只鞋怎么也找不到了，光了一只脚慌忙站到地上，我和四姐在床上缩成了一团，抽泣起来，爸爸妈妈被两个红卫兵翻转着胳膊冲墙押着，他们开始抄家了。所有的东西能砸的全都砸了，包括父亲一直当宝贝的那些清花瓶，一个不剩地全都搬到房子中间用大木枪砸个稀烂，还边砸边高喊口号“把四旧砸个稀巴烂！”，那惊天动地的响声啊惊得我浑身打颤，我偷偷地抽泣不敢出声，从大姐的臂弯里看过去，只见爸爸被押在墙角，妈妈则脸色苍白地闭着眼睛斜崴在墙边，不能自持。

        砸得差不多了，开始往外搬东西，砸不动的全都搬走了，在爸爸的房间有两只箱子似乎很沉，“拿钥匙打开！”他们高叫着，妈妈慢慢睁开眼睛被推搡着去找钥匙，箱子打开了，里面全是线装书，还有一些字画，一个红卫兵不由分说地抱出一摞扔在地上，“拿出去烧！”话音未落只见爸爸扑过去，想捡起地上的书：“同学们不能烧啊，那都是医书，是祖宗留下的啊！不能烧啊！”不等爸爸话音落地，几支大木枪一齐落下来打在爸爸的头上背上！我们一起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妈妈当场晕了过去。“带走！”说着，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把爸妈带走了。

那些书终于没能逃过被烧毁的厄运，爸爸也终于没能再反抗，他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噩梦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开始了。

        从那天起我们姐妹便被关在了房间里，失去了自由，我再也没能去上学。屋里四壁空空，我们都蜷缩在水泥地上，心里惦记着爸爸妈妈，终日以泪洗面。爸妈被带走后，每天不停地被拉出去批斗，敲锣打鼓地去游街。在那段日子里，只要一听到敲锣打鼓，我的心就缩成了一团，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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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这样煎熬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夜晚母亲被抬回了房间，一个领头的红卫兵高叫着：“老妖婆跳楼对抗革命，这就是下场！”说着把抬着母亲的木板放到地上扬长而去。灯光很昏暗，我看到在地铺上平躺着的母亲青肿的脸，好像已经没有了五官，浑然一片，惨不忍睹。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吓得身子直往后缩，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快把小妹领走，别吓着孩子”说着回过头去。眼泪从母亲那青紫的眼角默默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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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忙把我拉起来说：“别碰了妈妈的胳膊”我这才抬起头仔细看，原来妈妈的左臂还打着石膏，腿上也裹着绷带……

        那个夜晚我做了噩梦，梦见我在黑夜里找不到母亲了，一个人瑟瑟地蜷缩在墙角，房门紧闭，但在我们房间上方的小窗上，却有魔鬼伸进头来，用一个圆形的多爪的大铁钩子伸进来朝我的头钩过来……我尖叫着醒来，浑身湿漉漉的，发起高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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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来，我仍然记得这个梦境，似乎那些年中一直重复做着这个噩梦。我也一直害怕敲锣打鼓的声音，文革之后很多年，甚至现在，只要听到那种声音，心跳就会加剧，很惊慌不安的感觉，很久很久挥之不去……

        日子就这么惊一天恐一天地挨着。

        还好，妈妈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又可以给我们做饭了。表面的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其实爸爸还被关在牛棚，每日每夜在外受着煎熬，家里的日子也很艰难，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本来妈妈是个精明能干的主妇，原来家里的日子总是有滋有味的，每天的饭菜营养又美味，姐姐们的穿戴也是优雅又精致。可如今停发了父亲的工资，让母亲怎样维持这一日三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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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母亲说：“我去找点钱吧”。

       “到那去找呢？”我们差不多是同时望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自从文革开始，家被抄了，亲戚朋友哪个还敢与我们有来往啊。

       没有办法，母亲硬是要去试一试。转天早晨，母亲早早起来，把我叫醒，说要带我到老院那边去串门，我知道那是父亲很多年前在那边开诊所的地方，当年父亲总是救济有困难的街坊，常常免收诊费，也常常允许邻居们赊账。母亲也爱帮助别人，老邻居们都很好，这么多年来都象亲戚一样往来的。

        那天差不多是抄家后我第一次在白天和母亲一起出门。母亲领着我，匆匆向公共汽车站走，我的心慌慌地乱跳，还不等我转过神来，一块砖头飞来落到我背上，随后是一阵哄笑和喊叫：“老妖婆出来了！”“狗崽子出来了！”母亲低着头把我揽在怀里更加快了步子。我悄无声地抽泣着……总算逃远了些，上了公车，妈妈这才用手给我抹了抹眼泪，长长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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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到了老院儿，先是到了我们原来的老房子。这是一个青砖石阶的四合院，很格局。前些年因为我们家搬进了楼房，这所老宅子就闲了下来，邻居孙婶家一直房子不够住，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很多年，母亲就把我们的房子借给她家住，后来住了几年孙婶可能觉得过意不去，就说算是租的吧，她自己说了个价钱，母亲也没反对，就这么每月三块钱，算是租给她家住了。文革一开始，半年多也没收房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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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先是到了孙婶家，只有孙婶一个人在家，见我们母女进来，她似乎很惊讶：“张娘，你怎么……？”母亲明白她意思，一定是看到母亲变化太大了，忙说：“我这样很难看”。我这才仔细抬头看着母亲，原本一头秀发，清秀美丽的母亲，如今看上去实在是太憔悴了，鬓角的头发不知从哪天起已经灰白，眼窝深陷，脸色惨白，一条胳膊在腹前弯曲着，再加上穿了一件破旧的灰布褂子，衬得母亲那张脸更加灰暗……

        寒暄之后，母亲红着脸艰难地开口说要借几块钱，而没好意思说要收欠我们的房租，没想到孙婶很淡也很坚决地说：“张娘，你是知道我们家的情形啊，哪有钱借给别人！”

        母亲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冷在那里。我心里那种滋味啊，至今我还记得，好像我和母亲做了什么羞愧难当的事，恨不得一时钻进地缝里去。我感到母亲领着我的手轻轻地有些颤抖，但很快，母亲站起身：“没关系，孙婶，我们走了……”我们刚走出院子，院门马上被关上了，我听到身后木门闩上门的声音，抬头看母亲，一串清沥的泪珠正从她的面颊缓缓滑落下来。

        母亲见我忧伤地望着她，急忙抹了抹眼泪对我说：“没事的，咱还可以去李婶家，刘婶家，还有王叔叔家，他们那里都有赊着咱家的诊费呢。咱现在有难处，借几块钱没问题的，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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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记不清那天我们又找了几个婶婶大娘，敲了几家的大门，我只记得母亲再没掉过眼泪，只是一家一家地走，我还记得有的门只开了一条小缝并没有让我们进去，当然我也记得在王伯伯家还给了我两块淡绿色的薄荷糖，记得那凉彻心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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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蒙蒙黑的时候，我和母亲才回到家，这一天我除了王伯伯给的那两块糖，什么也没吃，母亲则真的是滴水未进。同时这一天我们也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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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是个倔强的人，虽然当时也只有十四、五岁，但很有主见的样子，见母亲一筹莫展，她说：“妈，别担心，咱饿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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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傍晚，我和四姐早早吃了点饭，找出两个口罩，她一个，也给我一个戴上，四姐从厨房门后头拿出一个破篮子，里面还有两根铁丝弯成的钩子，见母亲不注意，拉着我便跑下楼去。

        天黑下来，街灯很昏暗，我心里不住地打鼓：“姐，咱干什么去？”

       “别管，到那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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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不远有一片亮灯处，那是副食店前面的空场子，右手边用大棉被盖着的是大白菜垛，姐停下脚步，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也呆呆地站在那:“姐,你想干嘛?”四姐朝那白菜垛努努脸，算是回答了我。我吓得直往后躲：“你想偷白菜吗？”“嘿！你想什么呢！盖着的是白菜，地下的是白菜帮子啊，这是没有人要的啊……”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委屈了，呜呜地哭起来，姐过来抱住我，把口罩给我摘下来，替我擦去脸上的泪：“别哭了，冻皴了脸，明天你别来了，我自己来拾……行行，都怪我不好，不该带你来！”

        其实我哪里是怪四姐呢？我是实在不明白，好端端的生活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

        还好，四姐选的时间正是人们在家吃饭的时候，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人看见我们，一篮子菜帮子、菜叶子很快就拾满了，回家的时候，我们似乎还有了些许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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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楼门口时碰到了二楼的李婶，我和姐都躲着她，怕她看见我们的样子，李婶却特意迎着我们过来：“姐俩回来了？冷不冷啊？”李婶很关切地问我们，然后拉起我的手把我们带到楼道里，左顾右盼之后塞到姐姐手里五块钱，姐忙说：“李婶，我不要……”

        李婶说:“快拿着吧，这就是你们家的钱，是李叔叔病时你妈妈给我的。”说着李婶眼圈就红了。

        这时,听到有自行车的声音,李婶忙摆摆手示意我们赶快走,我们没敢再出声赶紧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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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害怕，每天晚上我和姐姐都出去拾些菜回来，后来我们还到很远的地方，把头蒙起来，混在那些拾荒者中间，寻找烧剩的煤渣，回来取暖。

就这样，我们终于熬过了那个寒冷而残酷的冬天。那一年，我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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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朗 诵 者

梦 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薇电台：美文美声》创建者，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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