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热血长文引爆舆论场 直言中共应该退场了

政改难产之因

1月3日，海外中文圈热传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长文《政改难产之因》。文章一开篇就点名中共历任党魁数次提到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却始终停留在口头的原因。

他总结了中共领导人提出政改的言论包括：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中共为何要提出政改呢？文章说，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中共党魁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 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经济的操控。
• 法制的健全，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
• 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执政党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
• 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一直应对社会多样性、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中共有望做出载入史册的事：淡出历史舞台

文章说，在中共建政的70年来，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演化到今天，这个党已经不能为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人们加入它就是为了做官，捍卫它也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为了“保江山”，中共历任领导人对不同政见者的仇视与日俱增，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而当前，中共可以做的一项符合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三个代表” 代表谁的利益？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是中考和高考政治的必考知识点。“三个代表”声称中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郑也夫说，中共在执政期间，大多数政策方针都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强取豪夺人民利益。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之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导致中国房价居高不下，无数公民成为房奴，进而形成国富民穷，怎么能说代表了人民利益？

被逼着自上而下的改革仅有一次

文章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稀罕的东西， 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作者只是在1978年看到一回，“只此一回”，但当时的改革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

作者表示，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他认为，“不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了改革。是毛泽东（折腾）造就的。”

台湾能民主 中国人却惯坏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还说，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造成多元局面，使蒋经国做出选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塑造，恶性循环也是双方造就的。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也是中国人逆来顺受造成的。中国人把共产党惯坏了，想走出恶性循环，只有弱势者站出来发声。

他还说，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开放党禁、报禁的要求，中共领导人想这么做，他的同僚都不会同意。如果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期待一位明智的领袖

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路实在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作者说，因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最后表示，“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公开资料显示，郑也夫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多次批评“糟糕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界黑幕，著有《吾国教育病理》，及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吾国教育病理》一文的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

郑也夫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接触他的人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反对科研腐败，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在北大官方网页关于其介绍的最后一项“奖励及荣誉”中，注明“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