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美关系，令人怀念往日的甜蜜，北京和华盛顿的智慧大考来到了 ... ... ... ... . ...

卡特接到普雷斯博士的电话时，北京时间已是7月10日下午，人们在每天必读的《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闭幕式。

科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京联合召开第二次理论讨论会，澄清“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要革命，不要“官官相护”。

鸭绿江上的友谊花——记朝鲜同志抢救我重病渔民的事迹。

乌干达总统阿明看望因公负伤的我技术人员。

而在第四版，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消息中有这样的文字：

普雷斯博士在宴会上祝酒。他说，我们整个代表团对你们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计划印象很深。你们全面地和坦率地估计了自己的需要。在你们希望以最大速度发展的科学部门里，你们确定了现实的优先步骤。你们为高速发展制定了合理的计划。我们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他说，这次访问的结果，使我看到了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两国科技界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广泛交往的前景，我们在空间、能源、公共卫生、农业、海洋学、自然资源勘探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普雷斯博士在讲话中提到了“交换留学生”。而这几个字，在1978年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要么是陌生的，要么是久违了。

就在这条新闻的旁边，是一条新华社发布的简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团长莱斯特·沃尔夫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77年国庆节过后不久，中国宣布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1977年冬，570万考生走进考场；1978年，610万人参加高考。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这表明，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对人才的需要达到饥渴的程度。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完有关人员的报告后，作出这样的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

半年后，在麦迪逊一户普通美国人家中，柳百成愣住了，房东七八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房东告诉他，在美国，连儿童都能自如操作。而46岁的柳百成出国前从未见过电脑，他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名教师，1978年12月26日，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52位赴美留学人员中的一员，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

柳百成仍然记得，当他们抵达纽约机场时，大批记者已经等候在那里，闪光灯照亮了大厅。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语宣读了在飞机上起草好的声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