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杨绛、钱钟书和季羡林的老师，他曾拒绝哈佛，他是一个美国人 ... ... ... ...

1984年，一位名叫斯特恩的美国教授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彼时外国人在中国尚属于稀有品种，上街有时会被围观。不过在北大，他碰到了同在西语系任教的一名美国同事，与刚到中国的斯特恩教授不同，这位叫温德的教授已经在中国呆了60年。

“温德”这一中文名，拟音自“Winter”，取有温良恭俭让之德之意。1923年，温德赴华，梦想在中华沃土实现“天人合一，琴瑟和鸣”之乌托邦。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来会是六十年。

他亲历了中国北伐、抗日、内战与文革；施教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

与吴宓、闻一多、李约瑟、费正清并肩；曹禺、李健吾、杨绛、钱钟书、赵萝蕤、季羡林等人皆是他的学生；

战争的硝烟战火从未曾让这位理想主义冒险家泄气过，终其一生，他都忠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理想。

他在家里给学生办音乐沙龙；忍着饥饿，也要站在讲台上；建国后，他选择留在北大……

但他的理想并未走到终点，60年代后他被禁止再站上讲台。

他去世前，有些糊涂，常回忆不起过去。但他还是选择把骨灰，洒在了北大的校园里。又过了40年，他已经快被我们这个时代忘却，还好，他用一本书，给世界留下最后的印记。

这是一本讲述温德先生的一生经历的书。它并不试图揭露什么，或是颠覆什么，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脆弱而坚强的生命，在中国这六十年的漫长之旅中，几个值得记取、回味、引人深思的片段和故事。它想告诉我们，曾经，中国有过一座最好的大学。让温德先生这样的教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留在那里。

杨绛的老师

2007年，96岁的杨绛用《走在人生的边上》回顾了她的一生。在书中有一篇名为《温德先生爬树》的文章。讲的是一次温德养的猫窜到了园中的树上不肯下来，找杨绛借来的梯子又难架起。杨绛口快，说了句“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未曾想温德竟真挽起袖子上了树。温在枝丫间穿行得信心满满，杨在树下却是看得提心吊胆。直到他下了树回屋泡茶时，杨绛的手还在止不住的抖。之所以她会如此恐惧，一方面是因为在那时她对被打成右派有着强烈的“压抑未泄的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才还抱着树窜上窜下的温德先生已经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杨绛写下《走在人生的边上》的用意是在近百岁之年时整理沉淀自己此生有感之思。自然，在这本不到二百页的书中所提及的每个故事一定都曾深深的改变过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这就是温德先生对于杨绛的意义和重量。

杨绛、钱钟书、季羡林都曾拜其为师

温德先生本名Robert Winter，是个美国人，原来执教于芝加哥大学。1923年他经由闻一多的极力推荐来到中国，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的教授。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杨绛借读清华之时初识了钱钟书，和他一样也成了温德的学生。温德博闻强识，课讲得生动有趣，古典诗句，种种典故信手拈来，因而节节爆满。而课下的温德丝毫没有洋教授的架子，还在家中办起了唱片音乐会，杨绛和钱钟书都是这家庭音乐会的常客，温德也很是喜欢这两个得意门生，总为杨“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她喜爱的唱片”。

温德与闻一多是亲密挚友，在闻推荐下来到清华外语系任职。

杨在《我们仨》一书中记下过一次钱钟书不在，女儿又低烧没法陪同，她生性胆小，一个人在去温德家的夜路上徘徊了许久。虽然连试三次也没能鼓起勇气过去，然而这也足以证明温德的音乐会对于她的意义了。在清华的那些年里，钱钟书成了杨绛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而温德也成了她这一生的牵绊。

新中国成立之后，温德作为屈指可数的选择留在中国的西方人颇有些寂寥，杨绛和钱钟书就常常前去探望，为他解劝心烦。纵使在温德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偶遇他的杨绛也曾和他一如往常的交谈，等下了车回过神来才觉得后怕。

后来温德老了，病了，头脑常常不清楚。杨绛来看他，他也是一脸看着陌生人的表情。杨自觉心伤，之后也就去的少了。

再后来温德在他满百岁那年于北大溘然长逝。那年伴着「人民日报」上那一小片讣告的是杨绛写的《纪念温德先生》。那时代政治挂帅，文中多是为温德正名，怀恋反而未能抒发。

现在，由温德的校友斯特恩教授拟写的传记《温德先生》的出版，算得上是对这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传奇教授真正的纪念了。

英文版封面是温德先生的画作

作者介绍

(美)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

1930年生，曾长期执教美国Wabash College，现为Milli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English。曾出版诗集，Steerage（Ibbetson Street Press，2008）。

温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温德先生和他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