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的楼群

感谢上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终于罪有应得。笼罩在白银上空的乌云散开，愿受害者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幕。

想不到我的家乡白银，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这一串词而被全国人民知道，加上之前在四川师大发生的白银学生凶杀案，白银瞬间将“工业小城的压抑”“变态疯狂”“杀人狂”连成一条线，一座阴郁的恐怖之城似乎就这么成立了。 

我出生在白银，户籍在16岁那年随母亲迁到了兰州。我在白银实际生活了大概18年，之后辗转兰州和北京，如今定居在云南。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在忙着下载更新自己，几乎将白银完全抛在了脑后，和那里的关系就是我父亲还在白银。

我是个离家很久的白银人，其实对这个连环杀人案没有什么概念。有段时间听人在传白银出了变态杀人狂，专门攻击穿红衣服的长发女人，我当时也不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小城生活永远是流言蜚语漫天飞，无非是闲人们又多了个拌嘴的乐子而已。直到上个月有朋友给我发来“白银连环杀人案”重启侦查的新闻，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是真的。朋友发来的新闻里还附带了九起案件的详情和受害者的名字，看到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我汗毛都倒立了起来：1988年，第一个受害者“小白鞋”。

这个名字我已经完全忘记二十多年了，她居然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我眼前。“小白鞋”是我家的邻居，和我家就隔着两排平房。那片地方最早叫“万寿街”，后来改叫“永丰街”。她死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当时听家人和邻居们说发生了凶杀案，死的人叫“小白鞋”。我只知道她家在哪里，对这个人却没有印象。案发后警察和法医不准邻居们靠近现场，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场到底是怎样的，父母担心我们害怕，在家里也从不提起这个话题。模糊听到邻居们的传言，有说是被斧子砍死的，还说是因为情杀。

“小白鞋”是白银公司的女职工，当时23岁。白银是建国后为了开采矿产而兴建的城市，建市前那里只有几个本地人的小村庄，市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家属。“小白鞋”应该是白银移民的第二代，八十年代小城欣欣向荣，工人还是很体面安定的身份。从这个绰号可以想象她的样子，小城里年轻时髦的漂亮姑娘，她身边应该有很多追随者。八十年代还没有“变态”这个词存在，人们无法理解无冤无仇的命案。一个年轻姑娘的凶案，大家都迅速判断为“情杀”，这也是警方破案的障碍之一。我想她的追随者们，那时应该没少在派出所里承受盘查。

永丰街是白银公司的一个家属区，里面住的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上班的的职工和家属，所以没有人对安全有什么顾虑。我们家左面隔壁是家东北人，秋天在院子里面晒很多萝卜条做咸菜，做好后总会给我们家送一些。右面有家上海人，院子干净的进门都不好意思多走路，他们家吃饭用很小的碗，邻居们都说他们吃米饭用“酒杯”。每到周末，总有谁家的录音机用很大的音量播放着港台歌曲。邻居们家家敞开着大门，做家具、洗自行车、下象棋，准备饭菜，互相随意地串门聊天。那时的白银肯定没有“工业小镇的压抑和变态”这个东西存在。人们跟着工厂的循环上班下班，老的一代退休了新的一代接班，谁也不比谁穷，谁也不比谁富，一起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

我看到新闻里“小白鞋”案情描述说，她被害时是下午五点，凶手作案时把录音机音量开到最大，遮住了所有声音。看到这些，我脑子里邻居们其乐融融的生活的场景就变形了，心里觉得很堵。

“小白鞋”死后，我们就再没有从她家门口经过，本来她家是我和我姐上学的必经之路。在我所能达到理解里，“小白鞋”已经成了聊斋志异里的那些冤魂，她家所在的那条巷道，即使是白天也让我的神经紧绷。我曾在家里使坏，往窗帘下面摆一双白色的鞋，然后指着那里跟我姐说：“你看，小白鞋来了”，吓得她一阵尖叫。 

除了聊斋志异的气氛，我不记得“小白鞋”的事情到底对永丰街造成了什么影响，因为隔年我父亲调动工作，我们家搬去了另一个家属院。那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属院，门口有保卫科二十四小时执勤。那两年我父亲回家经常在说一些新的词：“优化组合”“编外”之类，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词其实就是后来全国轰轰烈烈的“下岗”的前奏。白银迈进了九十年代，随着国家极速转型，曾经日夜循环的机器突然停顿了下来，无数人被这个停顿甩了出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父业”可以继承，街上闲人如潮，治安逐渐混乱。

白银市的主体“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率领着其他小兄弟工厂企业们向着深度改革前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兄弟们理所当然地提前感受了“改革的阵痛”，其中就包括我父母所在的两个单位。我父亲本来是音乐教师，他调到工厂是为了组织一个职工乐队，为此他频繁地去兰州买回来很多乐器，但是当单位开始响应国家号召“自负盈亏”时候，文艺工作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我母亲在纺织厂工作，如果你见过曾经的五十市斤粮票和第三套人民币里的五毛钱，就会知道纺织女工曾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改制开始后，国家定购分配停止，我母亲单位的库存堆积如山。她和同事们都改成销售人员，拉着成车的针织品四处销售，有几次她们一直开到内蒙边境，和外蒙古人换回苏联留下的物品，然后拉回白银摆摊卖掉。

1993年，我姐考上兰州的大学，我母亲也调动工作去了兰州。我和父亲留在白银，他调去一个铁路中学教音乐，每天早上坐火车去上课，晚上再坐火车回家。各种坏消息不断降临在白银，国家文件里的一行字，成千上万的职工生活就变了，全城人心涣散。那时我每天就和朋友混在一起，出门我们一路都在说“去哪儿”，它就像口头禅一样，说出来也没有人回答，只是隔一会儿就有人说“去哪儿”。我们在千疮百孔的白银城里四处游荡，谁都没注意到，凶手又出来祸害人间了。

我是上个月看新闻才知道1994年发生了连环人杀人案的第二案，被害者是个19岁的姑娘。再之后1998年凶手连做四案，其中有一个八岁的女孩，据说案发现场桌子上有一杯水。我小时候曾自己在家遇到过小偷，他们撬门进来发现了我，对我说他们是我母亲的同事，我母亲让他们来取东西，我傻乎乎地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水，然后就看着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吃光我家厨房里中午的剩饭菜就走了。家人回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是母亲的同事，而是小偷。我很幸运，遇到的是小偷，而1998年这个小女孩遇到的却是恶魔。

高承勇1998年残害的小女孩和他的小儿子几乎同岁，他杀小白鞋时自己的大儿子也是刚出生一年。我没法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案情报告，我不能也不想分析他的心理。魔鬼就是魔鬼，人永远也无法明白它。1994到1998这四年，白银一直在绝望的处境之中，大小工厂纷纷倒闭。依附在工厂的一个个家庭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生活，我母亲的纺织厂甚至有人因此跳楼自杀。我的一个同学和全家人在路边摆摊，我曾在深夜看到他们全家人推着车回家，除了货车轱辘在路上发出的声音，其余就是沉默和无边的沉默。可这样的家庭还是幸福的，更多的家庭里的主题是分别、破裂、凌乱、难堪。几乎全城的年轻人都在往外跑，拼命地逃离这个困境。留在那里的人背着时代加在身上的全部压力，仍然在努力地活下去。他们承受着压抑却并没有疯狂，他们在前进的浪潮中被推往相反的方向，虽然无能为力却还是试图握住自己的舵。

而高承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给白银人制造更极端的痛苦和恐怖。我们乐队的郭龙也是白银人，他比我晚离开白银几年，也是辗转北京如今在云南。上个月他告诉我，白银警方曾对几乎白银全部的成年男人做过指纹采集，其中也包括他。就是说在凌乱中挣扎的每个白银男人，都曾替高承勇背负着“变态”的猥琐嫌疑。这几天有些报导里白银被解释为“工业、压抑、变态、疯狂”，还有说高承勇家境贫寒、没有考上飞行员，“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没有考上飞行员......真的省省吧，可恨就是可恨，不要再提可怜这个词了，在那片地方比他可怜的人多了。多少人在黑夜里辗转反侧第二天还是怀揣希望走出家门，英雄不光是万众瞩目凯旋而归，在黑暗中守着做人的尊严，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的人更是英雄。 

高承勇是白银三十公里外的青城镇人，那里是黄河的弯道，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青城有个建于唐宋的古镇，沿着河道有农田和果园，甚至还有旅游业。小时候我常在春天骑自行车去那里郊游，从白银骑到黄河边就能看到一座桥，过了桥就是青城。我们去青城的同学家里做过客，他们的家都是传统的甘肃民居，客厅就是家里的火炕。我们一帮孩子围坐在火炕上的方桌四周，吃着同学父母从自家果园摘来的水果，临走时每个人包里都装着青城的水果和特产。

青城以前和白银同为兰州市的一部分，后来白银改制成地级市脱离兰州，虽然心理上它和白银就是一个地方，但行政上青城却留在了兰州辖区内。这就是为什么白银警方数次排查没有找到高承勇的原因，因为过了那座黄河桥后是兰州的辖区。高承勇九次作案后，就是从那座桥上回到青城，家里老婆孩子坐在火炕上浑然不知。我家里有我和郭龙1994年在那座桥上的合影，两个长发背着吉他的小伙子。前几年我的一个白银同学得了癌症，屡次治疗失败后为了不拖累家人，自己从白银走到了黄河边，从那座桥上跳进河里结束了生命。

高承勇，他不能代表青城，也不能代表白银。魔鬼就是魔鬼，它可能降临在青城和白银，也会是北京上海、叙利亚或巴黎。它们并不受时代、地域和生活的限制，来到世上只为了制造惨剧。从收到朋友发来白银连环杀人案重启侦查，到破案这一个月，我其实很不舒服。上个月有天晚上给我母亲打了两小时电话聊起这个案子和白银的往事，结果那晚我俩都失眠了，因为白银这个词也包含着我们的痛苦。痛苦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谁也无法躲开。所以我们更要去理解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并努力创造更多的美好。只有这样，才能走在战胜魔鬼的道路上。

 另外：大家不用替白银担心，那里的人正和全国人民一样用手机刷着朋友圈，在淘宝上下单买东西，团购聚餐看电影。越来越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又返回白银，明天早上他们会和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学校看着他们开始新的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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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连环杀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