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皮尔伯格同台，首个登上哈佛毕业演讲台的中国男孩说了啥？ ... ...

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10点半，北京时间当晚10点半，在历史悠久的哈佛园，身穿博士毕业服的中国留学生何江自信地站上了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作为毕业生中的优秀研究生代表发言。

图说：何江毕业演讲现场图邹思睿摄

短短六七分钟的演讲，何江赢得了现场三万多人的掌声。

28岁的何江就此成为了首位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学生。这被视为哈佛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之一，每届仅有三位毕业生可享此殊荣。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图说：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资料图

TIPS:哈佛大学毕业演讲有多牛？

哈佛毕业演讲的习俗始于1642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九个人，每人都要演讲，并且用拉丁文或希伯来语。
今年哈佛毕业典礼有三位演讲嘉宾，分别代表研究生、本科生和拉丁语演讲者。其中代表研究生演讲的是中国学生何江，他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毕业演讲台的中国人。

图说：何江毕业演讲现场图邹思睿摄

不想出风头的“中国学霸”

却想让世界听“中国声音”

早晨8点半，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忙到很晚的何江，背着包出门了。距离毕业演讲还有整整两周时间。这天，他要去和教授讨论演讲稿，逐句推敲，缩短讲稿中的长句，以适应演讲需要。

“日子越是临近，我就越紧张。”

何江说，经过反复修改和推敲，倒数第10天时，讲稿才最终定下来。

认真、严谨，是何江在哈佛攻读生物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6年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事。而像毕业演讲这样“出风头”的事，似乎离他很远。

图说：何江工作照

去年12月，在和一位相熟教授的闲聊中，对方鼓励他试一试。

“起初我真的不确定能否做到。”

何江说，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对中国学生而言，是陌生的。极少有人申请，更不用说申请成功了，但他很想，让大家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多方听取意见后，竞选开始前一个月，何江确定了演讲主题。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三轮竞选。

首轮为海选，今年3月30日，他向学校提交了个人材料和演讲稿。不久，何江进入第二轮初赛，12名入选的研究生同台竞争，10位不同专业的教授投票选出4人进入复赛。最后一轮是脱稿模拟演讲，何江成为最终的幸运儿。与他一起站上演讲台的，还有一名本科毕业生和一名用拉丁文演讲的毕业生。

图说：何江毕业演讲现场图邹思睿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中。”

何江笑道，或许是与众不同的理科视角和相对新颖的题目打动了评委。何江说，历届哈佛毕业演讲者的选拔过程中，偏文科专业的学生更受评委青睐，今年的情况也类似，最后一轮的4名竞选者中两人来自肯尼迪政治学院、一人来自教育学院，讲的也是自由民主、身份认同等热门题材。

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语言也是演讲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不过何江不担心这一点，刚到哈佛时，他确实对自己的英语毫无信心，于是“逼着”自己做了本科生辅导员。四五年的时间里，跟美国学生打交道，英语提高地很快，表达越来越“美式”。读博士期间，何江已经可以给哈佛本科生上课了。

图说：何江生活照

区别：中美演讲风格大不同！

思考：农村知识贫乏怎么破？

一遍遍背诵讲稿，接受演讲教练培训，学习现场互动、情感表达等技巧……距离上台的日子越来越近，何江也越来越忙碌，每天生活的重心由熟悉的实验室，转移到了演讲台。无论是何江本人还是学校，都对演讲十分重视，做足了准备。

其实，何江已经不是第一次以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身份站上演讲台了。2009年，他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学院毕业时，拿到了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图说：何江在中科大郭沫若奖颁奖典礼上发言资料图

比较下来，中美的演讲方式和内容着实有很大区别。国内以综述为主，美国的思维方式大多从具体事例入手，由小及大。

1988年出生在湖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何江，选择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入手——读初中时被毒蜘蛛咬伤右手，而因为医疗条件欠缺，妈妈用火烧的“土办法”为其疗伤。由此讲到科学知识的传播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 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图说：何江毕业演讲现场图邹思睿摄

何江说，这是他心中的结，也是触动他写这个主题的原因。 “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的知识都是最前沿的，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想到我成长的乡村，那里医疗条件不好，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也无法接触到这些最先进的知识和科技成果。”

演讲中，这更偏向是一种反思——作为接触高精端教育的哈佛毕业生，思考如何打破科学知识在全球分布不均衡的局面。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 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图说：何江毕业演讲现场图邹思睿摄

遗憾："虎爸猫妈"没能到现场

感叹：农村孩子成功之路“窄”

最近这几天，哈佛校园里到处都是合家团聚、庆祝孩子毕业的场景，何江却形单影只，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免有些羡慕。

何江说，这次最遗憾的就是父母无法亲临毕业典礼的现场分享喜悦。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听说儿子要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开心不已。又怕远赴美国手续繁琐，给儿子添麻烦。

图说：哈佛大学毕业现场何江供图

何江说，农村孩子的成功之路很“窄”，如果没有父母的鞭策，他和弟弟两人最后很可能与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或留下务农。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父母两人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一直留在孩子身边，陪伴他们成长。

何江父母的教育方式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虎爸猫妈”型。“用湖南话说，父亲的教育方式很‘蛮霸’。”放学后小伙伴都在田间地头玩耍，他跟弟弟则被关在家里，做完了作业，还要继续自习。

父亲管得严，母亲总是“和风细雨”，对兄弟俩以鼓励为主。 “每天我们都把在学校所学讲给妈妈听。”

图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现场何江供图

严厉的父亲也有柔情时刻，每晚他都会给兄弟俩讲睡前故事。如果他们表现好，父亲还会有额外奖励：夜深了，小哥俩拿着小油灯在前面带路，父亲拿着捕鱼工具，父子仨到水稻田里捕鱼，捉黄鳝和泥鳅。回忆起这些，何江的语调都轻快了不少。

目前，何江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他的博士后研究。弟弟今年也将从中国电子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7月到上海工作。

图说：何江生活照

以下为何江哈佛毕业演讲的全文。快来看看这位农村男孩都讲了些啥？

（视频：何江哈佛演讲现场建议在wifi环境下收看）

演讲全文：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地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得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疗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即简单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李若楠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