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是有“政治”基因的——它是以反法西斯之名而成立的。
墨索里尼上台后,意大利政府于 1932 年创办了威尼斯电影节。虽然它以电影展映和交流的名号亮相,但在墨索里尼政府的控制下,威尼斯电影节划清了艺术中值得表彰和有害的边界,为自己国家歌功颂德的纪录片是值得表彰的,好莱坞的电影则是有害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政府联手,共同在法国创办了戛纳电影节,以对抗墨索里尼。不过,本应 1939 年举办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取消。
电影作为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的文化载体,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1968 年“五月风暴”中的戛纳电影节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从春天开始,学生就举行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
法国的电影界也没有忽视这场运动。法国新浪潮的代表戈达尔、特吕弗被特意派往戛纳以阻止电影节。数百位决心斗争的电影爱好者在巴黎投票决定要中断电影节表示支援罢工的学生和工人们。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戛然而止。
因此,每年戛纳片单上透露出多少政治元素,也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年,媒体在形容戛纳电影节片甚至用到了“充满政治意味”这个词。其中有关于难民题材的《多余的人》,有关于探讨人与动物关系的《玉子》,也有讲述抵抗艾滋运动的《每分钟 120 击》……
戛纳电影节理事会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在谈到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时还表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紧张不安的局势中。特朗普每天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我希望朝鲜和叙利亚不会给戛纳造成阴影。”
而反过来,戛纳电影节作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电影节,对政治也有持续的关注,有时甚至会成为电影人表明自身立场的工具。
1956《夜与雾》阿伦·雷乃
阿伦·雷乃的这部纪录片,是受到法国二战历史委员会的委托而拍。电影把人们拉回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揭露纳粹的恐怖残忍行径。
影片入选第九届戛纳电影节后,惹来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书面抗议,大使称影片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戛纳官方取消了电影原本的放映安排。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抗议。最终,戛纳在非竞赛单元低调地放映了《夜与雾》。

1978《大理石人》安德烈·瓦依达《大理石人》在第 31 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影评人费比西奖。波兰导演瓦伊达在电影里运用了大量真实的纪录素材,通过表现一个国家宣传制造模范工人的神话,来揭露压制自由体系的真实面目。瓦伊达的这部电影违背了当时波兰的舆论导向。瓦伊达在之后甚至还拍过续集,也就是上一篇在戛纳“国际化”提到过的获得了戛纳金棕榈的《铁人》。

2004《华氏 911》迈克尔·摩尔
反映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局势、探讨布什总统发动战争原因的纪录片《华氏 911》获得了第 53 届戛纳的金棕榈。
有人把这个决定,解读为是以昆汀·塔伦蒂诺为主席的评审团在肯定“反布什”的元素。不过在评委会则声称它的获奖仅仅是对电影艺术价值的肯定。

2007《我在伊朗长大》玛嘉·莎塔碧
伊朗导演玛嘉·莎塔碧根据同名漫画改编出了这部动画长片。通过讲述小女孩的成长,来反映 1970 到 1980 年代伊朗的变迁。伊朗官方曾要求戛纳电影节撤映这部电影,不过最终遭到了法国官方的拒绝。
电影最终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在颁奖典礼上,玛嘉·莎塔碧说:“虽然电影是全球的,但我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所有的伊朗人。”

2009《法外之徒》拉契德·波查拉
法国导演波查拉的《法外之徒》中有关于法国 1945 年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塞提夫大屠杀”事件的详细描述。
可想而知,影片在戛纳上映时,法国是怎样的一番抗议景象。大批反对影片的人士在戛纳街上游行。

2011 《这不是一部电影》贾法·帕纳西
伊朗新浪潮运动代表导演贾法·帕纳西在 2010 年被伊朗禁止从事电影相关活动。2011 年第 64 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戛纳组委会却收到了帕纳西的一部特别短片《这不是一部电影》。
帕纳西把镜头对准自己居住的公寓,对准自己,记录下了自己在“离开”电影之后的生活。影片来到法国的旅途也很隐蔽。帕纳西把电影拷进 U 盘并放在蛋糕里,托人把它送到了戛纳。

2011《忧郁症》拉斯·冯·提尔这次惹来争议的不是《抑郁症》电影本身,而是导演拉斯·冯·提尔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一番说辞。他在放映结束后说了一堆反犹太和支持纳粹的言语:“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错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点同情他……好吧,我是纳粹。”
虽然冯·提尔之后道歉,称他之前所言只是玩笑,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不过戛纳组委会还是非常不满,禁止他出席戛纳电影节之后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