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听过《送别》，但你可知道它背后的哀愁？

在中国百年的文化史中，

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

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

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

直到多年后，朴树在翻唱《送别》时说：

“如果这是我写出来的歌词，

让我当场死在这儿都可以…”

他出身富贵人家，

风情、才华与万丈红尘齐高，

他有报国之心，亦在艺术道路上，

走出了千万人难以走出的幽境。

然而，就在38岁那年，

他毅然斩断红尘，行舟渡河，

来到了孤独深寂的佛门之中，

从此再也不过问凡尘。

此后，人们只能通过他的绝笔，

“悲欣交集”四个字不断揣测他的内心。

然而如此深邃的灵魂，

真的能够被人们看清吗？

01

1880年10月23日，

李叔同生于天津故居李宅。

祖父李锐，经营盐业与银线业，

父亲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

后辞官继承家业成为津门巨富。

虽然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

李叔同却是父亲68岁时与小妾所生，

因为庶出，5岁丧父后，

在家中的地位就不同于昨日。

大约从这时起，内心敏锐的李叔同，

就深深感到一种人生的孤零。

加之家族教育极其严苛，令其更加敏感。

那时，家中有好些个佛教徒，

他小小年纪跟着念诵《大悲咒》，

在心中埋下了佛根。

李家家学甚厚，

他8岁读四书五经，学书法、金石，

13岁习训诂、攻历朝书法，便有名气。

15岁那年，便一口吟诵出，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可见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

已有了对人世繁华苍凉的思考，

其早熟之心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从那时起，他对“正学”已不大热心，

对唱戏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常去戏园，

不但听，还亲自登台演唱。

彼时，他颇为欣赏伶人杨翠喜，

天天给她捧场，夜间送其回家。

这段少年之恋，或许是他的情窦初开。

然而杨翠喜后来被卖入官家，

几经周折，又嫁做商人妇。

李叔同的痴情，化作一片惆怅。

那份人世的凄零感，又平添几许。

18岁时，母亲为他做主，

聘娶经营茶叶生意的俞家之女。

但对于这个女子，他毫无感情。

哥哥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其置家，

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

拿到这笔钱，李叔同多半用于艺术，

首先就给自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那时的他，早已饱读诗书，

在情感得不到慰藉时，便心向文艺，

大量接触了当时的西方艺术。

又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

他一腔热血，力图思变，奋起中华。

维新变法时，他整个人无比兴奋，

到处与人鼓吹新说，政治热情极高，

并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

回看他20岁的诗文，写道：

“间尝审时度世，

窃叹我中国以仁厚之朝，

而出洋之臣，何竟独无一人，

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然而变法失败，

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

随后带着母亲妻子避祸上海，

以少东家身份支取极高的生活费用。

国事的衰败，又让他的理想蒙上阴影，

无处发泄的李叔同整日苦闷，

就更加沉迷于声色犬马，柳巷花间。

当时他才华横溢，很快就与名士往来，

在诗酒唱和间与沪上名妓多有接触。

作为富家子弟，他出手无比阔绰，

开始跟一众文人雅士，

过起五光十色的生活。

02

20岁时，他迁居好友，

许幻园家“城南草堂”，

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

张小楼结金兰之谊，

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

整日的纵情声色，可以说让他，

感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感受的人世繁华，

凡尘俗世里的那些荒唐、绚烂、黯败，

一并揉在一起，被他吞下。

尤其是与歌郎、名妓的交往，

让他对欢场男女充满悲悯，

对人世跌宕起伏有了极深的领悟。

这是他在红尘中翻江倒海的年华，

也是他一生最迷惘的时期。

这时，他锋芒毕露的才华，

已经引来了社会上的众多目光。

他本是南洋公学经济科的学生，

为了支持学潮运动，主动退学，

创立新学组织“沪学会”，

开设演讲讲习班，组织学生新剧。

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

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

他精通书法篆刻，和上海书画界名家，

成立书画公会，合办《书画报》；

喜欢听戏，亲自粉墨登台唱《黄天霸》，

从老生唱到武生，

诗酒癫狂，非常孤傲。

就在这年少意气，

滚滚红尘路上倍感踟蹰时，

25岁的李叔同又遭遇变故：

年仅46岁的生母辞世。

母亲临终时，他上街置办棺木，

未能亲自送终，成为一生的遗憾。

等送灵柩回津，兄长坚持“外丧不进门”，

原本对旧制度极为抵触的他，

登时决定用新仪为母亲举办丧礼。

葬礼当天400人穿着黑衣，

李叔同自己在灵堂用钢琴伴奏，

并请儿童合唱他创作的哀歌。

安葬完母亲，他极为失落。

在维新之时，他原本有激进思想，

期望革掉大清朝的命。

而在颓丧之际，他看遍中国乱象，

深觉启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

唯有艺术才能开启民智。

在人生的反思中，他选择了留学，

去日本专攻美术，辅修音乐。

在日本时留影

自画像

在日本读书时，

李叔同十分勤勉，惜时如金。

除了约定时间，绝不会客。

有一次约欧阳予倩八点见面，

对方只迟到了五分钟，他打开窗户说：

“今天你已经来迟了，

现在我没有时间，改天再约吧。”

正是在这种严格自律的修为中，

他在音乐、美术上精研日深。

他精通西洋乐器，画一手漂亮油画，

连当地媒体听说他，也要登门采访。

在名为《清国人有志洋画》的报道中，

日本人形容他“身材魁梧”“语调平和”，

看了他的作品，赞其“笔致潇洒”。

油画画作

除了绘画和音乐，

他对戏剧也产生了激情。

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

他和曾孝谷成立了戏剧社团“春柳社”，

第一次公演《茶花女》，轰动一时。

日本戏剧权威松居松翁，

在现场看了这次表演，

她惊叹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优美婉丽”，

远超本国的俳优，不觉兴奋地跑到后台，

找李叔同握手致敬。

在日期间，他还专门雇日本女子做模特，

随后与她产生感情，结为夫妇。

他留存后世的唯一人体作品《出浴》，

画的就是这位妙龄女子。

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

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

《茶花女》扮相

据说为其妻做画《出浴》

03

1911年4月，

李叔同学成回国，

到高等工业学院任图画教员。

次年，中华民国成立，

他到上海任《太平洋报》文艺版主编，

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

这时他深刻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

觉得只有用艺术之美，

才能改造国民，革除旧封建的糟粕。

对于那个风云激荡的社会而言，

这已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

他要的不是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

而是让艺术本身的光芒，

来唤醒人们心中的人性乃至神性。

他讲课十分用心，

每次上课前，会提前板书，

且对所有学生都富有耐心。

有时遇到学生上课看杂书，

他并不当场点名，而是等下课后，

轻声而严肃地让他留下：

“你若是想上课，就不要看闲书，

如果想看闲书，下次就出去看吧。”

说完，微微鞠上一躬，

臊得学生不敢再犯。

当时他的好友夏丏尊曾说，

“叔同教学生，没有学生不尊敬，

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

学生看了，打心底里敬畏，

就是不提醒，学生也自会用功。”

丰子恺

在浙江一师6年，

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

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

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

带学生在艺术中遨游徜徉。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

中国有了一批音乐美术领域的人才，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漫画家丰子恺。

因为发现丰子恺天赋过人，

他对这个学生极尽爱护。

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

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

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

其他老师都默不吭声，李叔同当即站出来：

“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

如果因为一次犯错葬送前途，

将是我们国家的损失，若能宽恕，

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

丰子恺画作

事情平息后，

李叔同把丰子恺叫来，

捧出《人谱》一书，教育道：

“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丰子恺默然不语，李叔同说：

“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

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

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

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

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教诲，

奉行终生，终成一代大家。

对于恩师，他一生充满敬重之情，

答应与他合著《护生画集》。

此后三十年间，不管世情如何变迁，

哪怕山河破碎，浩劫当头，他都谨守承诺。

内乱时，丰子恺身心俱损，仍秘密绘制。

1978年，这份遗稿几经磨难，

终于重见天日，实现两人遗愿，

成为文化史上凄苦的佳话。

《护生画集》

另一位学生刘志平，

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

当时李叔同已有遁世之意，

为了资助这位学生，

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

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

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

为此，他甚至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

这样的恩情，刘志平毕生难忘，

在李叔同出家时，便全力供养恩师。

李叔同知道他没有积蓄，常寄字画。

刘志平知道这些字画的珍贵，

哪里敢拿出来变卖换钱？

弘一法师禅画

抗战时期，

刘志平冒着生命危险，

冲破日本人重重封锁，

将它们安全运出上海，

即便是摆摊糊口，也绝不出售。

孔祥熙得知此事，曾花重金收买，

被他断然拒绝。十年内乱时期，

他差点被打死，也要保住恩师的墨宝。

直到2000年，其子刘雪阳，

将他用性命保存的159件作品捐给政府，

这才留住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弘一法师书法

无论是丰子恺还是刘志平，

皆可看出李叔同的师表之风。

他坚信，美育不但可以通达艺术，

最主要的，是能够浸润灵魂，

让一个人拥有更高尚的人格。

行文至此，度公子不得不喟叹，

如今之教育，美育何在？

在冷冰冰的应试分数间，

还是弃学生自尊于不顾的排名里？

提及中学教育，音乐、美术位置在哪儿？

当初蔡元培说：“要以美育代宗教”。

可现在我们教育之中哪还有审美可言？

对于那些精耕专业的学子来说，

未从音乐、绘画、文学中陶冶情操，

理解那个更为清朗明澈的世界，

如何能做出更加通达圆润的学问？

以炼其意志，养其心性？

无意志而持恒，无心性越高山，

一地鸡毛，情味全无，

不是生活没给你诗和远方，

而是给了你也看不出来！

唉，罢了罢了…

04

教书那几年，

是李叔同一生之中，

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

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候起，

他的性情就变得越发孤僻，

越来越喜欢离群索居的生活，

常常一个人掩门伏案，自顾写诗作画。

这和当初那个“纨绔子弟”相比，

已经是判若两人。此外，

或许是身世沉浮之感，

对于人生无常、生命倏忽、红尘飘荡，

他越发有了深刻体验，每每下笔，

都是素淡怅怜，正在这期间，

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送别》，

从这其中，便不难窥见他当时的心境，

一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让飘零、无常跃然纸上。

杭州定慧寺速写

1915年的秋天，

他和夏丏尊闲聊时，

突然听闻了断食一事，

据说可以治疗疾病，更新身心。

夏丏尊没放在心上，他却听了进去，

第二年就去虎跑寺断食20天。

在这里，他看到了僧侣的生活，

竟然十分向往，深有脱胎换骨之感。

回校之后，他已经变了个人，

开始吃素、读经、供佛。

断食照

对于很多人而言，

他的决定实在太突然了。

1918年6月30日晚，

在处理完一些琐事之后，

李叔同便把丰子恺等学生叫来，

告诉他们说：“我要入山出家。”

他让学生拿走自己的书籍和家什，

自己只留了最简陋的生活用品。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

欲不抛又安可得？”

听闻他要出家的消息，日本妻子赶来，

“你出家我怎么办？为什么要我回日本？”

李叔同只把手表留给她作纪念：

“你有医术，想必回国生存不难。”

说罢，在茫茫白雾间乘舟而去，

妻子在身后失声痛哭，他却头也不回。

此后24年间，再未与妻儿相见。

消息一经放出，

整个文化界为之震动。

各种猜疑不绝耳语，流言四起。

人们纷纷揣测他为何做此决定。

有人说他是追求灵魂的更高归宿，

有人说他是无力承受俗世给他的负担。

但无论如何，盛名之下，

李叔同遁入空门，令当世者唏嘘不已。

其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

就透露出了这种向佛的根由。

父亲的死，生母的地位，早熟的思悟，

年少时看过的红尘浮象，人生悲苦，

在他穿破了艺术一层又一层的至高境界后，

仍旧无法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安稳的落处。

在历经断食，目睹僧侣生活后，

他便将身心寄托在佛法上，

想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05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

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师。

剃度之后，他苦心研习佛法，

钻研《四分律》和南山律，

花4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自始至终，弘一法师以戒为师，

每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

他衣不过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

一双僧鞋，穿了几十年。

凡四体琐事，洗衣缝补，全部亲自动手。

外出云游时，只带破旧的席子和单被。

曾有一次，丰子恺寄宣纸请他写佛号，

写罢，他回信问多出的宣纸如何处理。

直到临终前，他召弟子入室，

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后，

记得在骨灰坛下放一钵清水，

以免过路的虫蚁烫死。

为弘扬佛法，

他可以置生死于不顾。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

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

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

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

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

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

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

难怪在当时，只要提到弘一法师的大名，

再是狂狷疏傲之人，也只能静目仰视。

鲁迅得到他的书法，自称“幸甚！”

林语堂说：“他是最有才华的天才，

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人。”

张爱玲说：“我从来不是高傲的人，

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外面，

我是如此谦卑。”

1941年8月28日，

弘一法师口授遗嘱，

从容安排后事的每一个细节。

九月初三日晚八时整，

法师在经文佛号中圆寂，

过七之后，灵龛在承天寺化尽，

留下了一千八百多枚舍利。

圆寂之前，弘一法师留下绝笔，

那是至今令世人怅然的四个字：

悲欣交集。

他这一生，横跨两个世界，

红尘之中，他是令人仰止的天才，

看尽人间繁华，韵极风流；

遁入空门，他又一心向佛，

以清朗的佛光宽慰众生之苦。

他尝尽人世的悲欢，

只想做一个时时像人的人。

俞平伯曾如是说道：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

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

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

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

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然而何止是像？

他一生追求，乃是一个“真”字。

因真而公子翩翩，因真而高僧庄重。

在这苍茫的人世间，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李叔同了。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这一生的哀愁，

或将继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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