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会说汉语？

▲“含泪清货，回乡耕田”，这类貌似幽默的倾销广告语泛滥成灾，早已失去它们在1980年代个体市场发展早期时的那种语境魅力。（图/张海儿）
中国人的汉语水平受限于三个条件：一是历史原因的割裂；二是中文系或汉语写作的摊薄，能码字的多了，会写作的少了；三是缺少对汉语起码的尊重，敬惜字纸曾经是传统，而今是传说。
文/胡赳赳
汉字五千年，白话文百年，网络流行语十五年，中国的语言还未走出去，中国人还没学会说汉语。
网上热议一封大唐休书，据说原为1900年莫高窟出土：“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休书写得极委婉、透彻，充满人情味，富有哲理感。放在而今，今天的一句“约吗”速战、速决、速朽。
中国人语言的问题，本质是思维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教养的问题。我们的思维单一、情感粗鄙、教养阙如——以前老一辈说一句“没教养”，是很重的话，现如今它根本不是个衡量标准，够不够“壕”才是关键。
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功过需要两论：其功自不待言，使得语言通俗化，民智开启，接引科学，也造就一大批语言文体大师，故有论曰“白话文一起步就是高峰”；但其弊端亦很大，与传统文化隔裂，旧学日后成为“破四旧”，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故纸堆，华学或曰国学，自此难以成为日常风景、礼乐精神，中国人的现代化以西方为标准进行嫁接，先生之风，山穷水尽。
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活得很苟且、很麻木、很糟心。
白话文古已有之，但“五四”运动给了它地位。
1915年开端的白话文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实乃其势必然。其背景是孙中山所言“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曾经儒家圣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因近现代西方思想、科技、制度的传入，面临着无以应对的复杂局势。
人和人的关系，靠语言，靠一套伦理法则维系；但现代性恰恰是器物的创造和传播，枪炮、轮船、飞机、电灯、高楼大厦实实在在改变了这种关系，人和物的关系，成为比人和人的关系更可靠的关系。“物质”和“经济”使得“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人和人的关系弱化，人和物的关系强化，此时，社会进步靠的是科学和制度。
那时，孙中山即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针对的是中国人开会效率低，言不及意，放任自流；传教士在西方报纸开专栏，写《中国人的性格》，大量描述中国人的不精确和模糊心态。这也引来鲁迅的深深痛心，因此写出了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阿Ｑ正传》。周作人的白话文已经达到某种微妙、丰富的境地，而给当今人看，也许嫌其啰嗦。“书上面一定要有序的么？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觉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虽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这段能将人绕晕的话，出自周作人为一本书所作的序。若是交给现在的语文老师，可能就会判不及格，或者要求语言简洁易懂。但恰恰是这样的话，说明白话文的品质，从一开始就能传递出作者心底最微妙、纠缠的情态。同样的情境，今天的我们会说：亲，这序你到底想写呢还是不想写呢，“捉急”。
为了科学和制度，白话文放开了。究其实，白话文一直活跃在中国古代民间，有别于士大夫的诗教传统。中国的四大名著，可以说都是白话文的集大成之作。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这个俗文学，一直是中国有别于官方文学的一支潜流，在白话文运动时，终于成了主流。
“白话”一语，就有“讲白”之意，即口头语言，非正式的书面语言。可以说，中国白话文绝非从“五四”运动开端，只能说它是从“五四”运动一跃成为官方和民众所通盘接受的统一性语言。自此，文言文系统几乎退出了大众使用的舞台。“用进废退”，白话文系统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文言文成为保留的活化石，只为研究者使用，而不再是日常性的语言文字工具。

▲1958年，布列松应邀访华，拍下了大跃进时代中国的大量影像。图为他拍到的沈阳街头的标语。（图/Henri Cartier Bresson/Magnum)
白话文的流变恰似一个变局，但其中亦有骗局。
白话文有它的传统及模式演变过程。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典”是它最重要的气息和传统。好的白话文必然是在古典的基础上形成的，故往往只有通旧学的文学家才能写出绝妙的好文章来。
如果把白话文理解成对文言文的“稀释”，那就大错特错了。语言应有的质感、体积，语言应有的多义性和词源性，可能就都会被遮蔽、消失。我们现在往往只知道一个词的引申义，而对其词源学上的本来意思，则视而不见。比如“乌”字，黑色是引申义，其本义是“黑色的鸟”（因其黑色所以看不见眼睛，故名乌）。在胡兰成的书中，还会有“乌飞兔走”一说，但谁现在敢说“乌”也是鸟的一种，一定会被当作错误。
除了古典传统之外，“五四”运动造就了白话文的第二个传统：现代性。由于有一系列语言大师的成就，这段民国时期的确是意外的高峰，胡适、周氏兄弟、沈从文等不胜枚举的语言大师，造就了白话文的现代性。
但接下来，就是白话文的另一个传统：无产阶级文艺腔。无产阶级的语言与现代广告的用语类似，它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植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因此具有绝对意味、片面色彩的句式层出不穷，语言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立场思维和不容置疑的先验合法性判断。傅雷就曾批评此类文风：“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无产阶级文艺腔与“口号”、“标语”、“语录”之间有着近亲的关系，尤其适用于歌颂和批判，其本质是培养一种主观的立场和简单化的单一思维。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的汉语水平，依然像孩子指认电影中好人坏人角色一样，只要得到一个yes或no的简单判别，就心满意足了。而对于语言之中的蕴藉、玄奥、可以再三品咂的丰富和多感，则不再关心，也无能为力。
此外，白话文的流变中，还有一个传统来自翻译。其中日语的翻译和英语的翻译对它影响甚大。中文中很多西方的词汇，都是由日语借鉴过来的，而英语的翻译直接造成了汉语的另一个腔调：翻译腔。早期如林语堂的散文，就是用这种翻译腔写就的，因为他可以用双语写作。林语堂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细节描写，具有精确性，句子结构比较长；但缺点就是过于直白，没有回味的余地，表情达意上总是流于浅薄而没有深刻内蕴。这也是他在现代文学的地位始终无法前进一步的原因。
而当今用翻译腔写作的汉语亦日渐成为主流。尤其是在小说写作和非虚构文体上，几乎不采用西方的标准和阅读习惯就寸步难行。毕竟从技法而言，如同油画一样，现代小说和非虚构写作都是西式的产物。但至今未见能将中西两种技法融合得很好的文体家出现。若用传统的中式写法，未免显得酸味十足；若用纯然西式的写法，又丢掉了内在的味道。汉语因此就别别扭扭地向前滑行着，直到迎来了网络语言的翻新。
网络语言的出现解放了汉语，但也异化了汉语。
网络流行语的成因之一是网友自发使用、形成的热潮。这是网络流行语的一支正面力量，颇具网民智慧。像一些新成语的生成，如“地命海心”、“喜大普奔”等，都得自网络。但网络流行语的最大问题是生命力，其流行程度很难逾越一年以上。
大多数汉语作家还会在正统的书写中，有意识地与网络语言拉开距离，他们漠视那些热门网文、网络作家所拥有的庞大粉丝量。由于网络中文写作成为一种可能，类似 “南派三叔”这样的网络中文写作者，其勤奋程度令人吃惊，每天至少有一万字的生产量。而网络作家的高产已逼近倪匡、金庸等高产作家行列（2000万字是起步）。
但真正幕后操作网络流行语的，却是各种公关公司和品牌营销。有时莫名其妙一个热词就火了，背后往往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和营销团队的影子，当然，各种网络水军也是推波助澜的因素。“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即是其中的一例。
汉字的繁简之争，让“识繁用简”已经成为大多数知识界中人的共识，但如何应对网络语言，目前尚无科学的、学术的定论——尽管汉语词典也在不断收录一些新产生的网络词汇。
有一个共识是：网络语言的出现从某种意义而言解放了汉语，汉语第一次变得具有无限创造力和可塑性。互联网的“涌现”特征给了汉语一次自我更新和繁殖的机会。但令人不无担忧的是，它也毫不犹豫地异化了汉语，使汉语的标准化界线变得模糊。这也是当下最令语文老师头痛的原因——学生的组词造句已经网络化了：“如果：假如果实可以吃。”
网络语言，我们该拥抱它还是屏蔽它？这显然也是中国人才有的单一思维。但只有这种单一的思维才能引来围观和争议。这是中国人议题设置的技巧。网络语言是汉语中一道丰富的矿脉，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平民化、民主化的诸多特征，代表着未来的走向。因此，首先要正视它，其次要开发它，而不是用简单的思维和情绪去接纳或排斥。这需要更精深的汉语匠人出现，抽丝剥茧，去伪存精。

▲马克·吕布1957年第一次来中国，此后多次访华。1993年，他在广州拍到的书报摊海报。（图/Marc Riboud/Magnum）
回到经典、重读原典，是中国人最快速提高汉语的方法。
“汉字热”的兴起，恰恰反映人们对传统汉字的隔膜和渴望。流沙河著《白鱼解字》、台湾人写的《汉字树》、《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复原再版等一系列出版现象，表明了我们对自己的汉字认知还处在一个羸弱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由于缺少训诂、小学的基础，我们的汉字认知水平仅仅处在一个不断重复的阶段，对汉字的根源性把握则疏离已久。“说文解字”类重新认识汉字的方式正在努力缓解这种疏离。
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就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维特根斯坦甚至将其上升到这样一种高度：“想象一种语言即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我们再也没法明白汉语中那种“既可言传、尚须意会”的神韵。无论是商业形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塑造，汉语都成了一种工具而不是它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汉语自身的丰富性大打折扣。有论者认为汉语是最适合于诗歌与哲理的语言之一，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汉语又是最缺少时态、缺少精确性的语言。一位海外的语言学博士说：“汉语常常没有主语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这也会脱离语境时引来歧义。”有一个艺术家的著名装置作品《今天下午停水》即是如此：没有“主语”对停水负责，也不知是谁导致了停水。
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则甚为推崇语言文字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中对汉语文学的信心甚高：“中国文学可以被视为历史与文明中最伟大的凝聚力之一。”同时他也观察到：“它也会引发停滞，至少也会导致迟缓，所获得的发展则通常来自于对异质文明的仿效与交融。”
汉语是用途最广、日用性最高但却最易受忽略的语言系统。回到经典、重读原典，是中国人最快速提高汉语的方法。但不知道一心奔向丰裕社会的中国人，是否还拥有坐下来的时间。

◆本文刊发于《新周刊》2015年5月1日第4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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