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到底有多好？自由得都快不会说话了

发表于 2017-3-24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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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不吹不黑，还原台湾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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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市井的人情味，夜市小吃品种的丰富，诚品书店的24小时营业，7-11的便利服务，朱家姐妹的生花妙笔，综艺节目的火爆热辣，花莲垦丁的风情民宿，侯孝贤式的镜头飘摇，从南到北的小清新……台湾，几乎在方方面面成了一个更好的“中国”。

如果带着无比的期待来到台湾，很可能会失望。几乎种种，都能在内地找到对应物，有些是原生，有些是舶来，但一致欣欣向荣。相较之下，游客对台湾不免会有幻灭感。

因为断层，因为隔绝，台湾丝丝缕缕的美好被不断放大。无疑，台湾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令人尊重的积极探索，但陆客也应对自身的文化发展阶段有准确定位。唯其如此，才不至于沾沾自喜，也不至于妄自菲薄。

“台湾好。好过大陆。”

握着粉紫色小本的旅行者说出这句话的背景有很多种：丢了的钱包有人循着里头洗衣单据送回酒店前台；问路时受宠若惊，对方可以为你画张台北市中正区的地图；在诚品敦南店看书看到夜里两点，找回大学图书馆的感觉让人感慨万千；除了房价，一切都便宜，有上百种好喝的饮料……离开之前，坐巴士去机场时，众人下车时对司机先生说的那声“谢谢”几乎是击溃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客体察到久违的人情味以及向往中迟迟未来的秩序感，所以生出许多感慨——那是个更好的“中国”。

表层的认知很难深入肌理。所以，在韩寒写出《太平洋的风》之后，亦有台湾同胞写出回应文章《台湾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好》，大约能说明一二。此文旨在提醒陆客，你们看到的好，是台湾经济腾飞之后几十年里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这个修正有社会规范的作用，也是人们的自省，整个过程不容忽略，而台湾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依然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

我们今天要谈的，不单是社会生活层面，虽然说两岸沟通越来越多，但对台湾的一些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电影与文学

在建构对台湾的想象的过程里，电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杨德昌与侯孝贤是许多人的文艺启蒙，与之相伴的是朱天文、朱天心的文字，罗大佑的歌。杨德昌与侯孝贤同年出生，成长于台湾社会生态最复杂的、无法复制的年代，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的矛盾交织在小小的岛上，只占百分之十七的外省人里包含了多个不同省籍的同胞，就像《牯岭街少年事件》里演的那样，好多种中国乡音混杂着，社会事件以普通人无法预测的形态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环境滋养下的导演们，视角独特，表达方式也独树一帜，那一代台湾电影人的作品成为文艺启蒙亦是情理之中。

但近几年的台湾电影也许背负不起前辈的盛名。除去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绝大多数作品沉溺在对青春无休止的细致描述、回顾或批判中，类型稀少到无法也无需为台湾电影做出“喜剧、伦理、爱情、动作、历史、悬疑、惊悚、科幻、魔幻”这样的分类.同为弹丸之地的香港，不论质量高低，至少还是产出不同类型作品的。早年间作为文艺必修课的台湾电影，到了本世纪，虽然第一眼看上去依然文艺，但从精致的镜头中，看到的东西愈发单一，也愈发浅白了。

谈到文学，会有不少人站出来反驳：台湾作家是红遍华语文坛的。从张大春、骆以军到蒋勋、吴念真，书是畅销书，人是畅销演讲者。在一些大陆资深出版人眼里，这实实在在是高估了。出版人杨葵说道：“两岸都有好作家，好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其实水准是差不多的。所以，当舆论一定要说台湾的作家比大陆的好，那么我们才会说，有人是被高估的。”

对于这一点上海99读书人的编辑彭伦有他的看法。“台湾的出版业更早地跟国际接轨了，接受了普世规律，从日本学习了使用腰封，请各界名人写推荐等营销方式，包装一个作者，他们做得非常顺手，所以出现一些名不副实的作家也是正常的。”图书编辑可以看清的事情，读者未必清楚，尤其是当“华语创作巅峰之作”这样的字眼被印在封面上，“美学大师”这样的称号被印在报纸上时。

私以为，上述的名单里张大春与骆以军是公认的好，最近备受诟病的是最畅销作家之一的蒋勋先生。不久前，江弱水将蒋勋书里的硬伤一一道出，引发读者的思考和争论。在认可“高估论”的彭伦看来，江弱水批评蒋勋之余，也让大陆文人跌份了。

“文艺批评不需要那么嚣张的语气，踩人踩得那么彻底。蒋勋的作品有缺点，但要在大陆找一个这样的美学普及作者来包装，还是不容易——有这种气质的人太少了。他的强项在演讲，当演讲落成文字，大部分的魅力都消失了。我个人认为出版社的问题也比较大，书稿中有那么多的硬伤，为什么不修正？”作家本人也许不会参与“美学大师”这样的评语制造中，但是他将自己的书授权给数十家出版社出版，速度之快版本之多令人咋舌，在竞争的过程里，出版社难免会不断拔高拔高再拔高，双方都难辞其咎。

谈到文学，不得不再说到诚品书店。事实上，诚品与PageOne、未倒闭前的光合作用这样的连锁书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台湾出版自由，书籍更丰富。作为书店来说，诚品也被赋予了过多的文化意义。如果一定要将两岸放在一起比，大陆是不缺好书店的，广州有方所，北京有万圣，南京有先锋，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是非常好的，在书籍的挑选上不比诚品乃至台湾几家著名的二手书店差，实在无需妄自菲薄。

自由的声音

许多陆客到了台湾不想出门，窝在酒店里看议员吵架，看提前下班去按摩的官员被媒体怒批，实在过瘾。另外，也许没有人统计过，台湾热门综艺节目如《康熙来了》、《大学生了没》等通过网络播出平台在大陆的年轻人中有多大的收视率——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这些节目在传达一个意思：台湾充满了自由的声音，100多台的节目，只要不违背法律和相关规定，想说什么说什么。

然而，就在这样“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自由之下，作家张大春感慨，“台湾人都快不会说话了。”

张大春写了几个让他迅速关掉电视无法再听下去的例子：“‘前领导人夫人吴淑珍此刻正前往台北看守所对陈水扁进行一个探视的动作。’也不只是主播、记者满口胼词赘语，不论餐厅里做的是什么菜，吃得满脸油光接受访问的民众似乎只会这两句：‘口感满顺的，对啊。汤头也超赞的，对啊。绝对物超所值，对啊——耶！’你知道他脑袋里的词汇不够用，所以最后只能用手指比画两个‘V’字对着镜头‘耶’一下，表示努力助兴了。”

张大春所感慨的说话方式，我的同行纳狄在去台湾采访兼旅行的过程里也遇到过几件实例。台南孔庙是台湾首学，纳狄身边的几个女生指着这座台湾难得的古老建筑说：“真的好Q噢——”一个男生提醒她们：“不要这样说祖先的东西啦。”她谈到旅行中偶有令人失望的景色或食物，“都是被热情的街坊和司机一直用‘超赞’这个词评价的，一路过去要听个十几遍的‘超赞’，等到了地方再看那景色，再吃那碗肉圆，实在提不起劲来。这个词的毁灭度真的很高。”

词语的匮乏，电视节目功不可没。台湾的电视媒体的确自由，都是民营的电视公司，成本核算很重要，最多的就是小小的摄影棚里几个人说话，说些什么呢？还是岛内的事，外头的新闻除了中国大陆，就是在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位。

岛内的事，能说到多细？除了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这个非常必要，也最值得羡慕，可以细到民生这个体系的神经末梢。举个例子，11月初台北略降温至20摄氏度，便利店的关东煮的汤里添加了一种作料，胡椒粉。这则新闻在一天内播出了好几次，时长都超过五分钟——不用好奇是怎么做出来的，采访五位路人即可，而他们的回答，就刚好是上文中张大春引用的那个路数，周而复始。

综艺节目营造给大陆年轻人的“假象”，还包括了时尚。在一系列受到追捧的节目中，由各路小明星扮演名媛悉数登场，在节目中秀出包包、鞋子与各种饰品，但到过台北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这个样子，在一些有名的Mall里，你甚至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牌子。

有趣的是，供职于台湾某艺术媒体的资深编辑凯华，每次到北京出差看春秋两季的拍卖，最热衷的事情也是窝在酒店里看电视——转各种台看国际新闻。“因为台湾没有国际新闻。我第一次就看到大陆派出军舰护航商船，对抗索马里海盗，我的天哪，还有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连索马里这个地方，我之前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可回去台湾，就看不到这样的直播了。”

有人说，欧洲、美国，也没有整天关注着别的国家的事，没错，但欧洲的底蕴足以支撑像威廉?特雷弗这样的作家，80多年都生活在爱尔兰的某个小镇上，只娶过一个太太，犹如平常人一样的生活着，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写出几百个短篇小说和十几部长篇。美国在制定着普世的标准，这就足够了。

凯华感慨道，“也许应该有一两个官办电视台。因为民营台是绝对不会花钱去买国际新闻的转播权的。但这样永远只关注自己实在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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