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10部伟大的喜剧面前，国籍和语言都不是障碍

从反讽到自嘲，从荒谬到悲情，从隐喻政治到反思社会......在伟大的作品面前，国籍和语言都不是障碍。
一、《大独裁者》（美国）
1939年9月，波德战争爆发一周后，卓别林个人出资150万美元，开拍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一年后，这部电影在纽约首映时，他说：“《大独裁者》拍摄过半时，我接到联美公司的警告，但我决定继续拍摄，因为希特勒必将遭到嘲笑。”
对希特勒的戏仿和对纳粹主义的讽刺，让《大独裁者》成为一部充满现实隐喻的勇敢之作，也成为卓别林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片尾那段名为Fight for Liberty（《为自由而战斗》）的演说，更是被公认为卓别林一生中最精彩的演讲：“‘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大独裁者》（1940）。
二、《你逃我也逃》（德国）
从商业角度来说，《你逃我也逃》是一部美国电影，它拿的是美国投资，在美国电影工业中被制作出来，执导这部电影时，贴在恩斯特·刘别谦身上的标签也已然是“著名好莱坞导演”。但从精神内核上来说，这个以波兰华沙剧团里一位希特勒特型演员为主角的故事，处处充斥刘别谦这个犹太人的反战立场和德式幽默。
喜剧能够消解恐惧，这是《你逃我也逃》展现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它也为喜剧的道德界限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这部电影曾一度背上“低俗”的罪名，人们认为它的嬉笑和恶搞是对遭受痛苦的波兰人的不敬，刘别谦却说：“对我来说，似乎唯一能让人们听进去那些发生在波兰的惨剧的办法，就是拍一部喜剧片。观众会同情并且敬佩那些经历着痛苦还能笑得出来的波兰人。”

《你逃我也逃》（1942）。
三、《意大利式离婚》（意大利）
喜剧大师喜欢拿男女关系说事儿，因为喜剧的本质是荒谬，男女关系的本质也是荒谬。这就是为什么“爱情轻喜剧”能成为全世界经久不衰的主流类型片。和今天那些温情泛滥，光靠磨磨嘴皮子就想收买观众的爱情喜剧不同，皮亚托·杰米的《意大利式离婚》用的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悬疑叙事方式：一个离不掉婚的没落男爵，为了和有情人终成眷属，想尽一切荒谬离奇的手段，企图杀死自己的妻子。
如果皮亚托·杰米只是纠结于欲望或忠贞这类俗套观点，那么《意大利式离婚》不会成为一出伟大的喜剧。他的终极目标是讽刺道德理念的荒谬性：1970年之前，天主教戒律禁止离婚，认为那是“致命的道德堕落的指标”。对了，你知道杀死妻子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吗？皮亚托·杰米式黑色幽默告诉你：捉奸。

《意大利式离婚》（1961）。
四、《虎口脱险》（法国）
在伟大的喜剧面前，国籍和语言都不是障碍，比如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法国喜剧《虎口脱险》。自1982年被引进后，20多年中，忠实影迷每每以译制腔模仿起一句“风！都是这该死的风，又把我们吹回来了”时，还是会笑出声来。还有那个著名的斗鸡眼打飞机桥段，不仅成为用不烂的长青梗，更是成了对80年代的集体回忆之一。
1966年，《虎口脱险》在法国创下1700万人次的入场纪录，以至于在1998年《泰坦尼克号》出现前，它盘踞法国票房冠军的宝座长达31年，矮小暴躁的秃顶小老头路易·德·费内斯，也因此成为法国头号喜剧演员。同样是二战题材，和美国人、德国人的刻薄讽刺不同，法式幽默既不沉重也不愤怒，没有对独裁者的控诉，战争只是背景，英法这对欢喜冤家的文化冲撞只是旁白，真正让人会心一笑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在可笑时代下的自嘲精神。

《虎口脱险》（1966）。
五、《上帝也疯狂》（南非）
谁说镜头里非洲只能苦兮兮？看看这部无厘头的鼻祖之作吧：一群生活在南非的布须曼人，在宁静的生活中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某天，一架路过的飞机扔下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他们坚信这是上帝赐予的神物，决心前往世界尽头寻找上帝，把瓶子还给他……这也许也是可口可乐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广告，尽管它没投半毛钱。
《上帝也疯狂》中的无厘头，来自于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撞：原始人“基”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遇到了恐怖分子、国会要员、生物学家、城市女教师……他们阴差阳错地产生交集，以一种滑稽夸张的方式，彼此观望试探。导演加美·尤伊斯是有野心的，他以文化、宗教、文明和政治冲突来呈现幽默，实则是要完成对野蛮与文明的反思。结果？正如男主角所说：“很难描述外界的人，最后只好说他们会变魔术，让东西或跑或飞，但他们不够聪明——因为缺了那些东西之后，他们便无法生存。”

《上帝也疯狂》（1980）。
六、《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苏联）
艾利达尔·梁赞诺夫更为人熟知的代表作，是有着“悲喜三部曲”之称的《命运的捉弄》（1975）、《办公室的故事》（1977）和《两个人的车站》（1982），它们把中年小人物的爱情作为喜剧素材，以状况百出的事件和夸张滑稽的遭遇来博取笑声，又都总要泄露了人生的悲情本质，因此有人说，梁赞诺夫的喜剧是为悲剧而生的。
和以上三部相比，拍摄得更早的《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则要轻松得多：一群意大利人前往列宁格勒寻宝，经历了迫降、追车、爆炸等大片桥段后，被一头忠于职守的狮子追得四下逃散，只能扮成俄罗斯套娃跑路。尽管顺带吐槽了克格勃，尽管处处调侃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文化冲突，但它真正优秀之处在于还原了传统老式喜剧的原貌：不需要思考，笑笑就好。当然，今天我们再想起那个因为丢了护照而在飞机上来来回回飞了280多天的苦逼医生，还是会陷入沉思：这不就是护照血泪史吗？

《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1974）。
七、《三个傻瓜》（印度）
这是一部票房打败了《阿凡达》的喜剧电影。在2009年年底，它以将近40亿卢比的数字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印度电影，更在有“印度奥斯卡”之称的印度国际电影学院奖上，将五个单元的大奖收入囊中。面对进影院纯属找乐的印度观众，宝莱坞大片中时不时出现装疯卖蠢桥段是惯例，但《三个傻瓜》中的笑点显然要高好几个段位，在它的笑声之下，有逻辑，有深思。
《三个傻瓜》以一种幽默逗趣的方式，对印度社会填鸭式教育体制的一次反讽，更延伸至关于阶层差距、高校自杀率、医疗状况等问题的探讨。如印度影评人萨哈什·贾说：“《三个傻瓜》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品。但它是生气勃勃的、激励人心的当代艺术品，浸染着某种精神。在一个学生会被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课程逼得自杀的国度，《三个傻瓜》提供了希望。”

《三个傻瓜》（2009）。
八、《笑的大学》（日本）
如果没有三谷幸喜，可以说日本没有喜剧导演。1998年，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广播时间》在柏林电影节展映，电影院里笑声不断，当地的观众压根没料到日本电影会这么有趣，在他们印象里，日本电影总是一些悲剧，又或是总在讨论一些严肃的事情。一年后，三谷幸喜将他最严肃的喜剧作品《笑的大学》搬上了世界巡演舞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
三谷幸喜所有的电影都发生在密闭空间，《笑的大学》也是如此，它发生在一间阴暗的审查室：二战期间的日本，一个充满理想的剧作家和一个毫无幽默感审查官，在这里展开了长达七天的拉锯战。审查官都对剧作家提出了哪些要求呢？“不能演外国人的故事”、“加入‘天皇陛下万岁’”、“男女主角不能接吻”、“给署长安排一个角色”……在这个充满反战隐喻和批判审查制度的故事里，也能看到三谷幸喜对人性的乐观，最后他让电影审查官喊出了一句：“你不要为祖国牺牲，你要为牛排牺牲。”

《笑的大学》（2004）。
九、《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英国）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将英式幽默精髓归结为一种轻描淡写规则：“好笑，但只能以低调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内敛、高雅、微妙的一种幽默。”它不受特定的时机和场合限制，不是一种让人纵情大笑的幽默，多数时候只是自嘲式的浅笑。要了解这种内敛含蓄的英式幽默，速成途径之一是去看看成就了休·格兰特和安迪·麦克道威尔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喜剧创作者总对文化冲突乐此不疲，《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也不例外，它的主线是英国小伙和美国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但美国元素只是花絮，穿插其中的婚礼和葬礼故事，才是英式幽默独有的“随时发生”和“不分场合”。编剧理查德·柯蒂斯是英国大名鼎鼎的喜剧供应商，就像他后来在《诺丁山》、《BJ单身日记》和《真爱至上》中所打造的那样，这部电影登场的全是些“怪鸡”主角，他们应接不暇地遭遇着生活的尴尬窘境，一一以温情化解，达成了“英式自嘲和自傲的完美结合”。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1994）。
十、《喜剧之王》（中国香港）
虽然从此人们谈论起《演员的自我修养》，谈论的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是一个梗，虽然人们还是更喜欢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来诠释那一句“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但不得不承认，《喜剧之王》做到了喜剧的最高境界：它是周星驰唯一一部能把观众看哭的电影。
几乎这部电影里所有的笑点都是泪点，比如龙套演员尹天仇那台词：“对不起啊，导演。嗯……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周星驰将这个场景演绎得很爆笑，但是它背后的真实故事是：15年前拍摄《射雕英雄传》时，龙套演员周星驰曾经站在导演杜琪峰面前，说过同样一番话。
《喜剧之王》当然是周星驰自传式电影，但它更是今天的屌丝青年的真实内心写照：在屌丝们找到群体认同感之前，周星驰早就深谙自嘲和自我矮化之道。

《喜剧之王》（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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