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商、徽商到温州模式，中国商人为何难以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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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优秀的商人团体，他们以地域、家族为纽带，抱团打拼，创造出惊人的财富。比如晋商、徽商和十三行。他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时的官场有着巨大的依赖，甚至出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既官既商的人物。近千年来，中国商人为什么始终难以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呢？值得我们今天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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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中国特色下的商人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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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王俞现曾经写过一本《中国商帮600年》，这本书里，作者对于历史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警世之言，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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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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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能获得过独立的政治地位，没有与政府对等的博弈能力，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官商勾结、腐败的传统官僚文化，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另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商人保守的性格，商业始终没有很好地与工业联姻，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与发展。

　　

其次，中国商帮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二是团结力量，制定和操纵市场价格，甚至以乡音为基础无所顾忌地联合坑蒙拐骗；三是避免内部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帮这些特点，在今天若不加扬弃地重新构建，则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商帮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特征，容易使企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要求。

而这，也正是龙应台在第七届世界华商高峰会上主张“商人无祖国，不坏”，获得高度认同的原因。

　　

第三，商帮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罪人。

商帮的兴起，都是与投机钻营结合在一起的，成也投机，败也投机，几乎没有商人真正信仰“小胜靠术，中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律条。商帮兴起之后，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更没有将近代中国带入工业革命，而是在吃喝嫖赌、卖盐引子、炒作地产、放高利贷中自闭僵化，走向沉沦。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推崇的“温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着鲜明的商帮烙印。

发明“捕鼠机”不如拿到“捕鼠特权”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起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的手？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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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对此财经作家吴晓波一语中的：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

费正清1972年时的困惑，至今仍未解决，这似乎越发成为一种悖论——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

在中国由于一个超强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经常亲自“下场比赛”，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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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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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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