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青年在法国：那里有一片等待他们征服的人群

当地时间7月14日晚间，法国国庆日，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恐怖袭击。
福楼拜说：“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他这句话不仅适用于19世纪，也适用于今天。
文/谭山山
“每周三早上，在夏季的七点钟与冬季的八点钟，欧塞尔市都会发出一班渡轮，开往四百多里外的巴黎。这是从勃艮第和南方省份去往巴黎最安全舒适的路线……在搭乘1787年11月7日早上从欧塞尔发出的那班客轮的乘客中，有一位来自新近派驻瓦朗斯的炮兵少尉。他年方十八，除了有些害羞，一无所惧。他脚上那双长筒皮靴，使他显得有点过矮，但他身上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之感，谁要敢当面取笑他，都得先在心里掂量掂量。”
在《巴黎人》第一章，英国作家格雷厄姆·罗布这样写道。是的，这位年轻的炮兵少尉，正是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他第二次去巴黎。

游戏《刺客信条》中的青年拿破仑。
外省青年拿破仑
第一次去巴黎，是他15岁时入读皇家军事学院。不过，整整12个月，除了战神广场的阅兵场，他没去过巴黎其他地方。他唯有把自己想成一个计划入侵巴黎的外国统帅，专门研究过它的防御能力和战备资源。此次去巴黎则是私事——请求财政部恢复波拿巴家的桑树种植津贴。
在巴黎，他住在中央市场附近的瑟堡旅馆。11月22日，在“意大利人”剧院看完一部讲述身材矮小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和王后贝蒂爱情故事的《贝蒂与丕平》后，年轻的少尉心潮澎湃。于是，他和每个到访巴黎的男人一样，去了号称“巴黎的首都”的罗亚尔宫。在这个“令许多年轻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纵欲之所”，他搭上一个布列塔尼妓女，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初夜。多年以后，当他命悬一线，记录着这件事的笔记本被他交给叔父保管，后人因此获知这位大人物跟巴黎最初的交集。

被软禁在圣赫勒拿岛朗伍德别墅的拿破仑。
巴尔扎克把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人称为“外省青年”——事实上，很多中国读者正是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听说“外省青年”这个词。在他看来，巴黎好比塞壬女妖，不断吸引着和毁灭着来自外省的青年：“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
在巨著《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把《高老头》、《幻灭》等数部作品归入“外省生活场景”部分。他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19世纪的致命伤。”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底层青年看到了上升的可能。像拿破仑那样，到巴黎去，凭借个人才智寻求发迹的机会，成了外省青年的普遍幻想。《高老头》的结尾，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喊出了这句宣言：“巴黎，现在让我们来拼一下吧！”

拿破仑题材油画中最著名的一幅，画的是1794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拿破仑率领4万大军，登上险峻的阿尔卑斯山，为争取时间抄近道越过圣伯纳隘道，进入意大利的情景。
法国的全部问题都在巴黎
在写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发现，早在1740年，孟德斯鸠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巴黎在各种意义上膨胀——城市规模、影响力、地位，正如1750年时米拉波侯爵所说，它将外省置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不断从那里抽走显贵、商人及才智之士。这使得巴黎具备了革命的原动力。
大革命前夜，巴黎的一切都在沸腾。仅以传递思想风潮的政治小册子为例，在巴黎每时每刻都有政治小册子问世，最高纪录甚至达到每周92册。而在巴黎以外的外省，却是一片死气沉沉，公民们即便有机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他们必须知道巴黎是怎么干的，好追随它。“到了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那一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托克维尔写道。

托克维尔铜像。
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而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人如此之少，由此，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成为19世纪法国文学的普遍主题。在《幻灭》中，巴尔扎克就描述了外省青年的几种奋斗之路：吕西安是投机派，聪明，有才华，但总想走捷径。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像德·阿泰兹那样，走小团体道路，艰苦、漫长但清白可靠；二是像斐诺那样，不择手段上位。走第一条路，吕西安缺的是意志力和恒心；他选了第二条路，但又缺乏作恶的魄力和本领，最终还是走不通。大卫·塞夏是单纯的技术派，但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欠缺生存手段，是他的短板。德·阿泰兹是理想派，也是理想化了的巴尔扎克自己，小团体的道路正是他为自己选择的。
“可怜的朋友，”巴尔扎克通过笔下的人物艾蒂安·卢斯托之口说道，“我到巴黎的时候和你一样抱着许多幻想，爱艺术的心和追求光荣的热诚鼓动着我；结果是看到了这一行的真相，出版界的困难，千真万确的贫穷。当时的狂热（此刻压下去了），初期的兴奋，使我看不见社会的结构；可是非看见不可，一定要撞到每个齿轮，碰到每根轴梗，身上弄满机油，听见链子和操纵盘的声音。你将来要像我一样地发觉，在你梦想的美好的东西之下，都有人，有情欲，有生活的逼迫，在暗中兴风作浪。你不能不卷入丑恶的斗争，作品跟作品的斗争，人跟人的斗争，党派跟党派的斗争；你必须有计划地厮杀，才不致被自己人遗弃。”

巴尔扎克故居。
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包法利夫人
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莫泊桑、大小仲马、左拉、司汤达，这些著名法国小说家在作品里写过的“外省青年”形象，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外省家族”。这个“外省家族”最有代表性的男女主人公，女主人公争议不大，肯定是包法利夫人；男主人公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觉得必须是于连（《红与黑》），有人则觉得是拉斯蒂涅（《高老头》）。不论选谁，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人们始终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共鸣。福楼拜说过：“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他这句话不仅适用于19世纪，也适用于今天。
作家王安忆说，年幼时候，是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因为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怀；而成年之后再读，就会折服于它“写实的残酷”，“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将《包法利夫人》改编为话剧《包法利夫人们》，也是出于同样的看法：“我们生活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包法利夫人，其中一个是我自己。”
和其他在巴黎打拼的外省人不同，生活在永镇的包法利夫人从未去过巴黎，巴黎之于她，是一个梦想之地——“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手指指指点点，游览纸上的京城”。学者王晓渔表示，和拉斯蒂涅的现实到卑琐相比，包法利夫人则是不现实到有些妄想狂，他们分别成为“外省青年”向下和向上的两翼。

电影《包法利夫人》。
有趣的是，在巴黎的外省青年总有这样一个癖好：他们喜欢在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拉斯蒂涅这么做过，19世纪40年代的剧作家亨利·穆杰也这么做过——为了一览巴黎全景，他拜访了住在丹费尔城堡附近屋顶房中自称“喝水为生”的画家朋友们（当然也是外省青年）。天气晴好的时候，这些人就爬到屋顶，一边画风景素描一边抽烟袋，喷出的烟雾几乎比下面的壁炉冒出的烟还多。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部长杰法农当年就读巴黎高师时，也曾被同学拉上房顶。那个时刻，这位外省青年感觉到，巴黎像一片大海在他脚下展开，那里有一片等待他征服的人群。

瘫，是我们这些废柴对待生活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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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有一种默契叫秘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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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新周刊》杂志第4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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