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新作《舞男》“阶级感”在形成，男女关系在颠覆

“女人为什么是第二性？难道我们是客体吗？把女人变成第一性的时候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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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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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的旅美作家严歌苓仍然保持着芭蕾舞者一般的优雅仪态，这次她回国是为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刚刚闭幕后的6月20日，严歌苓携新作《舞男》出现在上海言几又书店，这位已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归来》等电影）的作家，却对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现状深感不平，“没有电影文学好像都活不了了，文学还要找一个寄居体来活，这让我觉得悲哀和愤怒。”

同时，她也为长久以来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感到不满，“女人为什么是第二性？难道我们是客体吗？把女人变成第一性的时候会怎样？”于是她在最新的小说《舞男》里讲述了一个上海滩舞场里舞男杨东与精英女老板蓓蓓的情感故事，同时穿插三十年代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老灵魂的叙述声音，贫富悬殊的男男女女，在舞步进退之间，让人在城市风光里，看到现实欲望与情感暴力扭曲交织。

严歌苓说，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他们会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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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男》这本书从有灵感到写出用了十年。

作品的灵感来自于从美国归来的大表姐，十几年前她带着严歌苓去舞厅跳舞，“那时候，从海外归来的人在上海寄居，会去舞厅跳舞，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表姐带我去跳舞，种下了我写这个故事的种子。”

“开始跳舞总是怯生生的，百乐门是充满了旧故事旧情调的地方，我对这个环境不熟悉，也是羞怯地跟舞师学跳舞。这种体验生活还真是非常昂贵，一晚上两三千块钱，连着跳三天，一万块就出去了，所以也会去便宜的社区文化中心体验。”

故事的原型是她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一位台湾来的富婆在上海居住时，常去舞厅跳舞，结果爱上了一位舞男。

写作的过程中，她每隔几个月就会回中国。“这本书与以往作品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我不再是中国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我牢牢把握故事、人物还有氛围，对写本土故事非常有信心。”

《舞男》中的男女关系、生活状况还有人际形态，在她看来，反映着新的“阶级感”正在形成。“过去讲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看阶级感转变为更心理、更深层的东西。现在的上海是由种种人形成的上海，上层是讲英语的海归，中层是讲上海话的上海，最底层是讲外乡话的海漂，那些几百万从消失了的乡村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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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讲英语的海归高于讲上海话的本地人，讲上海话的本地人又高于说外地话的外地人；住在杨树浦工人新村的人们不会了解新天地的精英公寓，海归阶级也不知道工人“憋住身体气体释放”时不需要说“excuse me”。但即使住在杨树浦的工人新村，也有自己的歧视链条，“这里的上海人像十几年前一样，照样笑话江北人，笑话安徽人，笑话北方侉子。”

男女性爱模式及权力关系也发生着扭转，严歌苓好奇把女人变成第一性后，男女情爱会产生怎样的倒错关系。

“把女人变成第一性的时候，她变得强干聪明，是主流中的主流，她找一个男人，是因为她喜欢他，那这个男人会不会像被男人喜欢的女人一样？上万年来女人和好马都是属于最强大的男人的，这是集体潜意识控制着性行为；短短二十年来，男女关系发生了倒错，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与悲剧？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在如今，女人比较强的家庭总也搞不好，可是男人比较强的家庭，也不会对这个老婆表示满足。”

书中三十年代老克勒和阿绿的爱情，与二十一世纪舞男东东和女老板张蓓蓓的故事齐头并进，男女都沉醉于舞池爱情，又都与物欲钱财沾染不清，只是男女之间地位已经颠倒：女人阿绿在三十年代的故事里依附着各种男人，男人东东在二十一世纪的故事里反要献媚女人，最严重之处，如书中所写，东东被富贵阶级的女人精神“阉割”，无法“lovemaking”的他只能逃走。

《舞男》被称认为是一本有“上海腔调”的小说，充满着上海地标，百乐门、新天地、杨树浦、东方明珠，人物语言也轻度地沪语化了，男女情意也注重“嗲、媚、娇”的情调。严歌苓说这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上海土人”，“我们家祖上五辈都是上海人，是上海土人，骨子里流的血液是上海人的血，奶奶只会讲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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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四海为家的经历让她又不像是上海人。这让她的故事和原汁原味的上海小说《繁花》并不相同。“安徽、四川、北京……我在四川呆了十一二年。我就是拥有上海的基因，又跑到五湖四海去，然后又回到上海来看上海，这个角度是比较好玩和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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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 X. m+ a' \/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出版腰封上写着张艺谋《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宣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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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称为“华语第一女编剧”，但她显然更为认同自己的作家身份。尽管她声称与电影活动的热闹相比，文学现场的冷落让她觉得悲哀又愤怒，但是《舞男》也还是注定会改编成电影的，而且版权已然竞争激烈。“《舞男》还是电子版的时候，版权就已经被卖给一个公司。现在我想换成一个导演牵头的公司。我也想要找到最合适反映上海生活，而且能请得到好演员的导演。娄烨、贾樟柯都是我很想合作的导演，虽然他们的票房不好。 ”

“虽然文学可以通过电影来传播，世界上很多名著，包括晦涩的《尤利西斯》都在不断地改编电影。改编影视是名著一直保持价值的方式，能把观众变成更多的读者，这是好事。但是电影不应该成为文学传播的唯一途径，好像某个作品签了大导演就值得读，就很厉害，这只证明我们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想不出一个理想的电影与文学相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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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琪  界面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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