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后的缠枝纹与勾莲纹

一：嘉庆朝的缠枝纹与勾莲纹

乾隆帝历经六十年的漫长统治，终于在1796年元旦将王位传与第十五子永琰——即嘉庆帝，自称“太上皇”。根据现有清档，我们可以了解到两帝并存的三年间，景德镇御厂依然制作了部分落“大清乾隆年制”款的嘉庆朝官窑。例：

“嘉庆三年四月初一日：员外郎大达色，库掌舒兴来说太监鄂鲁里交五彩莲花碗一件（成窑款，五福堂现设）。传旨：著发往九江关，照样每年大运内烧造十数件，要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今大运起运亦即照样烧造十数件，赶八月内送来。钦此。《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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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K5 ^" |8 c7 }" j  十月初七日：将九江关送到五彩磁莲花碗二十二件，内乾隆款十一件，嘉庆款十一件，做样一件（系五福堂），呈览。奉旨：将碗内挑出八件交造办处配，其余十四件归入大运磁器内。钦此。挑出八件，内乾隆款四件，嘉庆款四件。《记事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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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中涉及的这种“五彩莲花碗”极可能是下文中的器9，此处暂且不去深究。

从清史中可知，嘉庆帝不似乾隆帝那样奢华。他自奉俭约，极少出巡游乐，虽然推行实政，但乾隆时期遗留下的弊端过甚，嘉庆帝又过于仁柔，因此政治上没有严厉整顿吏治，最终无法改变国力衰落的现实。撇开国政，仅就官窑瓷发展看，嘉庆时期没有出现可与清三代相比拟的亮点。其中，雍乾时期勾莲纹的大量出现，在许多地方迅速取代原有传统的缠枝纹，导致嘉庆时期缠枝纹饰发展缺乏活力，使用频率较少（图1）。

图1：嘉庆粉彩黄地凸花里粉彩桃实纹碗。《珐琅彩·粉彩》P203，图179。 该器使用了较为传统的缠枝纹饰。

由于勾莲纹的广泛运用，嘉庆御厂在前朝基础上发展了不少具有新意的勾莲纹（图2-图8）。这些新颖勾莲纹在很多地方吸取了不同时期缠枝纹的特点，给沉寂的嘉庆官窑发展带来新鲜血液。例如，据传嘉庆初年特为太上皇烧制的粉彩瓶（图3）中，设计者将勾莲纹与寿桃、红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在勾莲纹中使用寿桃的结合方式与康熙时期的转枝桃纹极其类似，极可能是借鉴了康朝制品才创意出来。

图2：嘉庆粉彩桃蝠灵芝图撇口瓶。《珐琅彩·粉彩》P188，图166。器物颈部使用了蝠、桃结合的勾莲纹作为辅助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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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嘉庆粉彩黄地桃蝠开光诗句双耳瓶。《珐琅彩·粉彩》P192，图169。器物表面的开光周围使用了蝠、桃结合的勾莲纹作为辅助纹饰。

“福”、“寿”字也曾出现在康熙缠枝纹饰中，随着被勾莲纹的取代，这些字样也开始与勾莲纹共同组成“福”、“寿”、桃等的复合体（图4）。粉彩多色釉料的改革突破给勾莲纹发展也带来活力，通过结合点缀“五色灵芝”（图5），进一步表现祝福长寿、吉祥如意等欢庆气氛。

图4：嘉庆粉彩绿地金福寿纹梅瓶。《珐琅彩·粉彩》P195，图172。器物中的绘写“福”、“寿”字勾莲纹做为主体纹饰被运用。

图5：嘉庆粉彩绿地夔龙勾莲纹如意耳罐。《珐琅彩·粉彩》P196，图173。点缀“五色灵芝”的勾莲纹作为主体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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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嘉庆粉彩松石绿地蝠蝶纹双耳扁瓶。《珐琅彩·粉彩》P197，图174。 蝠、寿、蝶、祥云等组成的勾莲纹主体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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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祥云也是清代彩瓷中经常出现的吉祥纹饰，御瓷设计者将其与蝙蝠、蝴蝶、勾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构成新颖的福寿勾莲纹饰（图6）。如果使用以往的缠枝纹，则极难令该扁瓶装饰表现的如此协调、整体，应该说这也是勾莲纹的较为独到之处。嘉庆官窑中的勾莲纹还溶入了“年年有余”这一我国新年传统吉祥图案（图7），表明其发展也在逐渐深入生活。

图7：嘉庆粉彩黄地勾莲双鱼纹碗。《珐琅彩·粉彩》P204，图180。 体现“年年有余”寓意的勾莲纹主体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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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嘉庆粉彩黄地勾莲五蝠纹碗。《珐琅彩·粉彩》P205，图181。 五彩花卉勾莲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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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官窑资料可以看出，无论是碗、瓶、壶，还是罐等其它形状器物，也无论是器物整体还是局部、甚至仅是某个分割面，勾莲纹都能协调搭配、运用自如，因此也难怪其应用范围能超越以往缠枝纹，成为新兴的主力纹饰。

二：道光朝以及以后的缠枝纹与勾莲纹

嘉庆之后，官窑制作每况愈下，在缠枝纹与勾莲纹方面，除了制作些简单、传统的器物外，很难出现打破原有格式的新体裁。根据同治十三年的江西巡抚刘坤一所呈《九江关监督承办新样瓷器恳请展限片》看，其中写到“又查景德镇厂署御窑，乾隆年间即已塌毁，数十年来均系附于民窑搭烧。”说明乾隆之后的官窑制作颇有周折，很难称为“官窑”，与明朝后期的“官搭民烧”基本一致，因此，官窑制品难有突破也是情理之事。

（付1：刘坤一 (1830—1902)，字砚庄，湖南新宁人。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跻身于江西巡抚之位，其后又担任了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之久。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推行新政，近半个世纪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与他有着重大关系。晚清社会多变的特点也深刻反映在他身上，使他由一个抵制任何近代化措施的顽固派，逐渐变为开始热衷洋务的洋务派，再又转变成了积极倡导近代化运动的新政领袖。

付2： 张之洞与刘坤一

刘坤一身居两江总督要职，是武功和文治都说得出招数的人。当初他参加剿灭太平天国，成为中兴的勋臣。在督理两江时，政绩也还不俗。因此其位置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之上。甲午战争时，刘坤一领兵北上，出战辽东，两江总督由张之洞暂时署理。刘回任南京后，张也回任武昌。但由于这样一折腾，倒密切了两江与湖广的联系，也搭建了刘与张的私谊。一段时间，武汉与南京、上海的商务、工业、军事、人才交流颇多。湖北建新军，就是张之洞从南京带回一个护军营开始的。张之洞的一批纺织机械在武昌难以再建厂，也是卖给了南通张謇。上海的强学会，张之洞也积极介入。

刘、张之间沟通也日益密切。有一次，刘坤一被参。清廷让张之洞调查，张予以保护。另一次，张之洞被参，刘坤一负责核实，刘也帮张解脱。在义和团事件时，刘、张为主轴，策动了十几省的东南互保。以后实行预备立案，开展新政时，刘、张二人又联袂上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对新政实施，对长江流域政局影响巨大。张之洞晚年政绩与刘坤一紧紧相联，而且其声名越来越驾而上之，成为“新政”主角。

注2：杂志中免去付1、付2。）

图9：道光粉彩绿地开光人物图兽耳扁瓶。《珐琅彩·粉彩》P220，图195。 图中应为描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踏雪寻梅》图，所用的勾莲纹没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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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咸丰粉彩紫地勾莲纹海棠式花盆。《珐琅彩·粉彩》P252，图223。 使用的勾莲纹饰在乾隆时期就比较常见，没有新意。

图11：光绪粉彩描金云龙纹赏瓶。《珐琅彩·粉彩》P269，图238。 瓶肩部使用了勾莲纹代替了以往的缠枝纹，除此之外也无新鲜可言。

三：乾隆之后缠枝纹与勾莲纹的停滞发展

乾隆之后，缠枝纹与勾莲纹发展的脚步趋缓，甚至停滞，这都与该时期的官窑制作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众多历史与政治原因，嘉庆及以后各时期各式各样的农民、教徒起义连绵不断，加之随后的各国侵华战争使统治者慌忙于国家安定，无心问瓷。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刘坤一所呈《窑厂工作不良据情量请补造折》中记述：“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事处杨长春传旨：‘所有前次九江关监督景福解交大婚礼瓷器等项，共一万零七十二件，均烧造粗糙，不堪应用，著传知该九江关监督景福照数补赔……查景德镇地方，迭遭兵燹，官民窑厂，停歇十有余年。同治四年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长之匠，俱已募入官窑，物以少而见珍，工值转为增贵，限于时势，不得不暂为将就。所幸连年均系按例大运暨传办常件，尚无新奇花样，加谨摹仿，得以无误。”

说明当时景德镇的官窑制作极其艰难，没有正轨，特别是“查景德镇地方，迭遭兵燹，官民窑厂，停歇十有余年。”更加体现了当时的御厂制瓷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兵燹”、“无新奇花样”、景德镇缺乏“老匠良工”等都是造成嘉庆以后官窑发展坎坷不前的主要原因。同时，“官搭民烧”造成制作水准降低、标准参差不齐等现实情况，也给该时期的器物鉴定造成一定困难。

四：历代缠枝纹的演变规律

如果将前几期的明清缠枝纹与本期的勾莲纹联系在一起，会发现两者之间颇有渊源。明朝官窑在原有景德镇传统缠枝纹基础上，经历了明朝初期的简单纹饰（图12），逐渐向永、宣时期的多样化发展（图13）。至成化朝（图14），由于当时青花、彩瓷的繁荣发展，使缠枝纹发展到一个高峰。随着明朝后期“官搭民烧”的出现，缠枝纹发展有所下滑。

进入清初，缠枝纹发展又出现了与明朝极其相似的走势曲线，在康、雍、乾时期出现极其活跃的发展变化（图15、16）。唯一有区别的是，清朝在缠枝纹发展极盛且难出现新突破时，突然发展转化成勾莲纹。在借鉴原有多样缠枝纹发展基础上，勾莲纹利用其本身柔软性极佳的特点（即几乎适应任意大小、平面）进一步创新、发展，直至清朝后期官窑没落，明清缠枝纹与勾莲纹的发展也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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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X/ @# d, g- l4 E  图12：洪武青花缠枝纹玉壶春瓶。北京故宫藏品。典型的“洪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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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带有浓郁色彩的伊斯兰风格缠枝花纹鱼篓尊。北京故宫藏品。典型的“永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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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成化窑青花竹芝三友盘。台北故宫藏品。成化后期制品，具有成化时期典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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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康熙青花缠枝牵牛花纹碗。北京故宫藏品。根据永宣时期的喇叭花转枝纹转变、演化而来。

图16：乾隆粉彩干支转心笔筒。《清康雍乾名瓷》P167，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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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萱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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