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平浪潮里的为吏书生｜口述 - 北美网备份站

严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秘书。最近出版《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以亲历者的身份撰写8位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

采访之前，严平询问了我们的年龄，她对于八九十年代生人的问题意识感到有些意外。这大概说明某些问题的探讨具有恒久性，某些思虑之忧仍未得到更好的答案。

严平认为自己为眼前这本《潮起潮落：中国文坛沉思录》所做的准备还未足够充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她甚至从未想过要写这样一本书。

早在1980年代初，作家茹志鹃就跟她说过：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彼时, 严平是陈荒煤的秘书，一个二十几岁的忙碌的年轻人。“带着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当她又想起茹志鹃的建议时，二十多年就过去了。许多人事间隔一定的距离之后，其更接近于本质的外在才得以更完整地浮现。曾经的观察者也会有更多动笔的意愿。

这样的追溯让严平重入苦涩之河。陈荒煤像是石块投入水中的一个点，他周围的那些人荡开去一层层的涟漪。这些涟漪中的人组成了严平思考的群像。这都是当年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们曾经是单纯的书生，心怀“兼济天下”之念。而当时代的船头调转，他们成为了贵宾席上的要人。“书生作吏”，这是他们共有的特征。

书生应该对现实投以质疑和批判的眼光，而大多数人在政治的风浪里没有了立场，甚至是人格。书中的这些人，很难谈得上有多好的结局。他们内心的困兽之斗也许从始至终都未曾有个了断。垂垂暮年，反思乃至，即便是幡然醒悟，也是时不我待。

作家张抗抗在读了严平写的一篇关于何其芳的文章后，写信给她：“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的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

采访中，严平强调了自己在写人时的“多元”角度。“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代人的影响太深，“惟一性”为她所警惕，她希望能做到的是客观和“恰到好处”。

1977年底，“文革”结束不久，我离开部队，回到北京。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在北京长大，16岁时下乡去内蒙兵团，18岁去了部队。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山东人，他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我25岁从部队回到北京，因为在部队从事宣传写作工作，所以就想到社科院工作。

去兵团时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那里，我很失望。吃苦没什么，因为自己很年轻，但复杂的社会情况却无法理解和接受。在连队上，连长和指导员拉帮结派，互相争斗，被牵涉进去的人都压力很大。

那时候的我跟现在不一样，性格很冲，全连开大会的时候，我站起来就发出自己的疑问。这样，我跟领导发生了冲突，关系搞得很僵，连长站在外面骂我“狗崽子”，后来我病倒了，病得不轻。姐姐当时在山西农村插队，她坐火车到内蒙，又在沙漠里走了一天的路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很惨，她觉得再待下去真不行了，就写信跟我妈说，恐怕还得走。

“文革”前，我父亲是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文革”中期进了干校，然后又被弄到新疆去。我妈原来是北京工业学校的校长，性格很强，“文革”中受了很多折磨，差点被打死，这时刚刚放出来。她就去找到部队里的老朋友，说老头一个人在新疆不行的，让这个女儿回来去新疆跟着她爸吧，反正新疆也是农村，还更偏远。

我离开了内蒙古，但没去新疆，又当兵去了武汉。在部队里，我做的是宣传工作，加入了军区创作组，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当我回到北京，要去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我哥还嘲笑我：就凭你写的这几篇小说，还想去文学研究所？但当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人，文学所也要进人，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那时候的社科院还没摆脱“文革”的阴影，各个“派别”还在吵架呢，挺混乱的。另一方面，聪明的人知道要工作了，开始努力想办法投入到业务中去。

我觉得社科院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社科院像是个大坑，多么优秀的人才掉到这里都听不出声响，因为优秀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在外面可以顶一片天，在社科院可能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个特点，不是我总结的，是一位老先生说的，社科院就像一个烤炉，再笨的人，你不知不觉就被烤熟了。我觉得我比较像后者。

到社科院文学所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见的是人事处处长。处长说，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人事处，要么去图书馆。我立刻说，我去图书馆。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文学所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之多，我特别喜欢呆在那里。

两三个月后，文学所新的几个领导来了，第一次跟全所人见面。所长沙汀挺热情，嗓门也大，但我听不大懂，他一口四川话，还特别快。副所长荒煤讲话，特别压抑，很冷的感觉，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荒煤的表情去开追悼会最合适了。他很少笑，很忧郁的那种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叫《忧郁的歌》，1930年代，巴金给他出的书。他到图书馆借书，我去给他找，找的都是30年代的书。他的施政演说话不长，也很独特，一开始就说自己头顶还有几顶帽子没摘。

荒煤这个副部长来文学所当副所长却是主管工作，要给他找秘书帮忙。文学所分两派，都来找他，说这个秘书的位置不能用对方的人。后来党委和他商量谁做秘书的时候，想起图书馆有一个刚来两三个月的小姑娘，觉得这个小姑娘还不属于任何派别，那就是她了。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上了荒煤的秘书。

我当荒煤的秘书是1978年到1981年。1981年，周扬把他调回文化部，我没有跟他去文化部。他很信任我，此后许多事情都让我协助，我就成了他的助手，一直到他去世。

1979年到1982年，我认为是最艰难的时刻。我写《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种艰难。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非常不容易。荒煤5月份来的文学所，7月份麻烦就来了。他到云南开会去了石林，看到阿诗玛，想起了看了当年的禁片《阿诗玛》，特别激动，呼吁解禁，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很大反响。文化部当时的领导一下就火了，认为他在找茬。胡乔木一次次找他，让他给文化部写信道歉。

我当时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思议。那些年，我看到他面对过好多次这样艰难的局面。了解了他更多的经历后，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起起伏伏之中。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们就开始自我“改造”。

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组织，并在痛苦的改造和追随中争先恐后。我曾经很认真地问过荒煤，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不知道那个年代，被黑暗压抑的人们，一旦找到了自己以为的光明，就会不顾一切地追寻它。”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我的内心仍旧无法理解，但知道，这就是历史，一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

1952年，荒煤调入文化部电影局。这是当时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的意思。周扬让他管电影，主要是抓剧本创作。那时候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刚过去不久，意识形态领域广受波及。1951年，全国只有一部故事片出品，1952年，勉强有了4部。创作人员是提心吊胆。许多老朋友提醒荒煤：电影是个火坑，千万不要往火坑里跳。

改革开放最初那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当年采访沙汀的时候，盯着他问，你到底是革命者还是艺术家？沙汀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他不喜欢管事情，就喜欢回去写小说。我以为他会回答我，他是一个文学家。可是他特别坚定地告诉我——他是个革命者。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但是他非常坚定，后来我就不问了。

沙汀当年到了延安又想离开延安，这样一走了之，别人会议论，周扬和他关系特别好，在劝说也没有用的情况下给他想了个办法，说给沙汀一个任务，让他回去为延安招揽人才同时又可以写小说。沙汀就这么离开延安，他向往革命，他又那么热爱文学，他相信只有回到四川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才能写出他想写的东西。

说起这一段，我觉得自己当年对沙老的追问有点可笑。我发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成这样的人？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在时代中，许多人变了。革命以巨大的理由改变着一切。荒煤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走钢丝的生涯持续了几十年。我发现，在荒煤老的回忆中，几乎到处都有周扬的踪迹。在这些改变了的人中，周扬成为了文艺界的最高权威。文艺界的历次运动都是由他来主持并做总结的，他几乎成为组织的化身。

荒煤说他不了解周扬，我觉得太没有办法解释了。他1930年代就认识周扬，周扬后来又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不了解周扬，那谁了解周扬？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矛盾和无奈。周扬的心里也应该非常不自在的。荒煤最吃惊的是，1964年，他从北京被调到重庆市做副市长管工业，要走的时候，周扬突然握住他的手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当时一下子就怔住了，周扬的嘴巴是非常严的，他一向不会表现出这种情绪。周扬当时一直是要保住他，夏衍他是保不住了。周扬曾动员他去揭发夏衍，他说他不干。当时他觉得自己有错，去揭发别人不太好。这让周扬比较失望。后来周扬就和任白戈谈了，让他去做了重庆市副市长。

夏衍是新中国电影祖师爷。从左翼开始，他就是非常有才而且又有特点的一个人。他没有去延安。所以，何其芳老批判他，说他骨子里的东西没有扔掉。

荒煤虽然性格忧郁，但骨子里是个胆子很大的人，所以，他和夏衍两个人特别相投，后来被张春桥说成“夏陈路线”。他们懂业务，不是官僚领导。荒煤天天看剧本。“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有人给他往重庆递剧本，他什么也不说，接过来就看。其中有一个《红岩》的剧本，按照江青当时的意思，江姐最后要活着。荒煤给来人提建议，认为让江姐活过来不合适。他还告诉来人，千万不要说他看过剧本。

我书里写的这几个人，除了周扬，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在办公室是领导，出了办公室就不是领导了。他们是真正喜欢文艺的人。荒煤也是这样，每一次陪他去看沙汀，他就拉着沙汀分析哪一部小说怎么样，那个高兴啊，那是骨子里的东西。这么多年了，他说自己并没有改造得好，他骨子里的东西还在。

荒煤嘴里的周扬和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周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荒煤说很多右的东西就是周扬的主意，周扬是搞理论的，他知道历史都是不断起伏的，上下起伏，紧的时候就突出政治，松的时候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就出来了……

如果没有“文革”，像周扬、夏衍、荒煤等人不可能有后来的认识。如果没有让他们经历这段，他们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他们敢于反思，面对历史，面对自我，这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这种痛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当年，北大的学生张曼菱打电话来说要找荒煤，荒煤说，那就来呗。她进门后就质问荒煤，你们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可是现在有谁扶持我们？她的口气特别冲。当时我就在旁边。她走了大概两天后，荒煤就把她的信和自己的信发在《人民日报》上，题目叫《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我觉得荒煤他们那种拼命想让年轻人出来的精神特别可贵。就像周扬，很多人对他有看法，但谁也不可否认，他在“文革”后反思的一面。自我超越是很难的，到最后牺牲的是自己。荒煤告诉我，他觉得周扬是个悲剧人物。为什么呢？当你知道你认为对的东西不能够被别人接受，你还要坚持，坚持下去的结果是你仍然不被别人接受，这样就成了悲剧人物。

其实个人没办法左右历史，比如说个人的道德，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只能在局部起作用，但影响不了大局，所以，他们全部都成了大局里的棋子，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可悲。荒煤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很多老朋友的名字，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悲剧。

有一点我非常感慨，“文革”后，他们是非常想写东西的，但最终都没有拿出大的东西来。比如说沙汀，“文革”后，他写了3本小说，可是他自己也都并不是特别满意。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的写作也都是有黄金时期的。巴金还想写小说，但没有时间去写，忙着开会和接见，不能不去吧，不过他还是写出了《随想录》，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写的这些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又是文人，这种关系非常纠结，基本上都是书生做吏。荒煤是电影局长出身，他们批判荒煤的时候说，他上班是局长，下班是作家，意思是他本身就是书生出身，这是不可避免的。

写“文革”是荒煤去世前最大的一桩心事。对于他，这其实是很纠结的问题。他们从不谈自己在“文革”的遭遇，我觉得不谈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他们考虑到组织，另一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的自尊。荒煤也不愿意透露太多在监狱里的东西。人在快走的时候就非常自然了，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和语言，他就说出来了，这是他最真实最单纯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够面对“文革”中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挺悲哀的，这是应该面对的，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文革”之后，荒煤从监狱里出来，他的一些检查之类的东西被归还，有些东西他交给了我，我希望自己的有生之年，这些东西有一个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