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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知书 |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 [打印本页]

作者: 蒲公英 时间: 2016-3-9 07:47
标题: 知书 |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

豆腐匠文|申赋渔

豆腐匠是申村最要面子，最重礼仪的。我在餐桌上的第一个隆重的礼节，便是由他所教。

那时我才6 岁，村里有人过大寿，照规矩，每家去一个人吃饭。当天吃三顿，第二天还有早饭和午饭。总共要吃五顿。其中一顿让我一个人去了。大概是大人有事，忙不过来。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豆腐匠。

大人们吃饭很麻烦，敬来敬去，一顿饭要吃半天。我吃得快，吃完了，把筷子朝桌上一放，抬腿就往门外钻。我要去玩。

豆腐匠喊住我：“ 大鱼儿，回来，不要跑。”

“怎么啦？”看豆腐匠一脸严肃，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讪讪地又坐回座位。

“吃好饭，不能把筷子一扔。要这样，两根筷子并拢，两只手托住，方头的朝外，对着人，从我开始，转一圈。

转的时候要说，慢用，慢用。转好了，筷子要横放在碗上，不能竖放。表明你吃好了，在等别人。大人没走，你不能走。

大人站起来走了，你再把筷子拿下来，放在桌上。这是规矩。规矩不懂，是不能上桌子的。”

听豆腐匠这么说，满桌子的人都在点头：小孩子从小就得上规矩，这是礼教。懂礼教，才算成人。看大家都这么郑重其事，我吓得立时就把筷子捡起来，横放在碗上，然后好好坐着，听他们说我听不懂的话，直到席散。也是从这之后，我发现豆腐匠是个严肃方正之人，从来都是不苟言笑。别的村子里卖豆腐的我也见过，老远就在喊：“豆腐噢——”他从来不喊。他就慢悠悠地骑辆28 式的“永久”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挂一只大木桶。

骑一会儿，他把自行车的铃铛响两下。响铃也是不急不忙的。不过人们一听到这铃声，就知道是豆腐匠来了。

我经常到豆腐匠家里去。他的儿子桶头是我的好朋友。只是因为怕豆腐匠凶我，不敢进他的家门，只在远处拿两块石头敲几声。桶头听到声响，就会溜出来。

大概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桶头曾经打死过一条长蛇，白色的。听说蛇肉好吃，没吃过。两个人就把蛇拎到野地里，捡来树枝，生了火，用木棍挑着烤。树枝没干透，烟大，引来了猪舍上的饲养员篾匠。篾匠一看，大惊失色，把蛇抢过来扔在边上，几脚踩熄了我们好不容易生起的火堆，一阵咆哮。我和桶头跑掉了。而我的父亲和桶头的父亲——那位刻板的豆腐匠，竟然专程来看我们留下的现场。豆腐匠说：“我家桶头是个惹祸精。肯定是他起的头。”父亲说：“你不要替大鱼儿遮掩，我还不知道他。哪件坏事没他的份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个人，争相指责自己的儿子，表明他们不是护短的人。只有这样，才有面子。有面子，在人面前才能抬得起头来。结果是，我们各挨一顿暴打。

因为吃蛇的事，大人们对我俩有个说法，叫“没魂的憃头”，意思类似“胆大的蠢货”。豆腐匠交代桶头：不许再跟大鱼儿那个憃头玩。的确，吃蛇这件事我是主谋，桶头只是给我打下手。

如此这般种种原因吧，我不太喜欢这个板正的豆腐匠。不喜欢也没用，到过年的时候，还得去请他帮忙。

不只是我家请他，村子里家家都要请他。大年三十，桌上要摆三样菜。我从小过年都是这样。

一盘青菜豆腐，一盘大肉骨头，一盘鱼。鱼是不能吃的，做做样子，表示“年年有余”，动也不能动，吃过饭就要收起来，等年初二，有亲戚来拜年，才拿出来吃。肉骨头一人一大块。吃完了，不能露出馋样。本来就是先挑了大的给我们孩子的，如果眼睛再盯着看，母亲、父亲甚至爷爷就会推让出自己的一块，那样就不好了。

这三样菜里，唯有豆腐可以尽管吃。吃完还有。豆腐是自家做的，做得多，一做就是一大桶。先一天，就要用水桶泡好黄豆。要等桶头来喊：“大鱼儿，到你家了。”

母亲便和我抬了一木桶泡好的黄豆往他家去。豆腐匠家有两间房都放着做豆腐的家伙。

先是磨豆浆。一瓢一瓢地把豆子灌到磨眼里。我和妈妈拿根木杠子推磨。“慢点，慢点，不要跑那么快。有得你跑呢。”豆腐匠松开磨子顶上皮囊的口子，一边让水往下滴，一边朝我喊。

推完磨，我已经累得不能动了，下面是豆腐匠的活儿。两根木棍，平平地摆成十字形，用铁环穿着，吊在屋梁上。一匹四方的厚纱布，四角绑在两根木棍的四端，做成一个兜子。豆浆就倒在这兜子里。豆腐匠操纵着两根木棍，扭来扭去，白色的豆浆先是快，后是慢，流到下面的陶缸之中。最后留在兜里的就是豆渣。圆圆的，一整块。

这豆渣不能扔，留下来，放上盐煮一煮，可以当喝粥时的咸食。

缸里的豆浆，要舀到大锅里去。一般来说，一家也就是一锅，那可是一只真正的大锅。烧豆浆的柴火要从自己家里带，掌火的是豆腐匠的老婆。等豆浆烧好了，又要放到一个大缸里，由豆腐匠点卤。

点卤是最重要的。这一锅的豆腐好不好，就全看这一环了。豆腐匠左手拿瓢，里面盛着卤水，右手拿一支长柄的木勺，一边搅着豆浆，一边滴卤水。搅动有快有慢，慢慢地，缸里的豆浆凝固了，成了豆花，并且能看到黄黄的清水了。

“好啦！”豆腐匠喊。

豆浆缸的旁边是一张四方的台子，台子四周有边沿。

最里面的边子上开了一个木槽，斜着下去，对着一只木桶。

妈妈和豆腐匠的老婆扯着一块极大的粗纱布，平平地放在这台子上，一人一只角，抓在手上不放。豆腐匠一勺一勺把豆花舀到这纱布上，等全部舀上去了，把纱布的四角拎起来，打个结，做成一个包袱。再在上面盖一只既厚且重的木盖。木盖上面再放上石头。石头放好了，你就不要理它了。这时候，就听到水从那木槽里往水桶里淌的声音。水是黄的。要等这水完全不淌了，才算好。

移开石头，打开木盖，解开包袱，里面是一块巨大的豆腐。豆腐匠拔出刀来。刀是特制的。横一刀，竖一刀，豆腐匠像在画一张棋盘，画好了，就是一块一块的豆腐。豆腐当时就可以拿出来，放在盛着清水的木桶中。

这一木桶的豆腐，要吃到元宵节。我是迫不及待的，当晚回家就拿出一块，放在碗里，浇上酱油，用筷子夹一块，放到嘴里，吃完了，再夹一块。

过年前的几天，豆腐匠就忙着给申村的每一家做豆腐。做豆腐完全是义务帮忙。申村的人们呢，会在未来的一年里，随便哪一天，趁豆腐匠哪天空闲了，请他来家吃一顿。这一顿要专门请他，他坐主席。其他的人，村长或者有名望的长者，或者别的什么特别之人，只能坐次席作陪。这是豆腐匠最有面子的时候，平时不喝酒的他，只有这时才喝上两杯。就两杯，不贪，不醉。

豆腐匠平时不喝酒，抽烟。烟斗是特制的，又长又粗。烟锅是铜的，嘴子也是铜的，只有中间的烟管是竹子的，湘妃竹。这烟斗有一米长，不知道要这么长做什么，或许是因为拿在手里气派吧。豆腐匠点烟也很有意思。用一根晒干的麻杆，这麻杆乡下多的是，哪里都可以随手扯一根。家家种麻、绩麻、纺麻、织麻布。夏天的衣服都是麻布做的，叫夏衣。伸了这麻杆，到油灯上，或者灶膛里点上火，麻杆拿出来，明火要吹熄，麻杆就一直亮着。一根麻杆用半个时辰没问题。烟叶子也是自家地里种的，质量是好的，抽起来香，有劲。讲究的人，会用一小张白纸卷了烟叶子，夹在手上抽。豆腐匠就装在一个灰布的荷包里。要的时候，从里面捏一小团出来，正好装一烟锅。长长的烟斗衔在嘴上，伸手用麻杆点着，一吸，烟先是从鼻子里冒出来，然后移开烟嘴，仰起头，对着虚空，长长吐一口。这时候，烟雾在头顶弥漫开来，豆腐匠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一般情况下，吸了两口，烟叶子烧成烟灰了，他会对着烟嘴“噗”地猛吹一声，烟灰就弹起来，划一个弧线，掉到地上。如果他不吹，而是跷起一只脚，把烟锅在鞋底上一磕，这就表明他完全吸好了，要开始做正事了。磕掉烟灰，他就顺手把烟斗插在腰里。

桶头曾经把豆腐匠的烟斗偷出来过。豆腐匠正忙着做豆腐，我和桶头躲在铁匠屋后抽着玩。这时候我跟桶头都上初中了，越发地要好和调皮。烟叶子好弄，铁匠就有，晒在屋顶上的小竹匾里。我们不会用麻杆点，用的是我从家里灶上偷的火柴。装上烟叶子，桶头吸的时候，我给他点。我吸的时候，他给我点。两个人呛得不住地咳，不停地淌眼泪，然后快活地傻笑。烟叶子没有完全烧成灰，就磕出来，掉在旁边的草堆上，草堆烧起来，我和桶头拔腿就跑。这一切都被站在不远处的哑巴看在眼里。草堆一起火，他就从家里拎了一面铜脸盆死命地敲。全村人都被惊动了，扛着扫帚、拎着水桶全扑过来。火势没有蔓延，只是把铁匠家的那个不大的草堆烧掉了。

桶头被豆腐匠用绳子吊起来打个半死，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因为当时我也正被父亲绑着双手吊在屋梁上。

父亲才拿麻绳抽了我两下，就被爷爷喊过来的铁匠、篾匠拉住。打孩子的时候，自家人是不能阻止的，要外人铁匠、篾匠都是父亲的长辈，一个把父亲拉开，一个解开绳子，把我放下来。

“又不是杀人的强盗，你想打死他啊。”铁匠呵斥着我的父亲。

一顿毒打免了，父亲饿了我一天。只是从这件事之后，桶头不再跟我玩了。很快，两人初中毕业。我去外地上高中，桶头被豆腐匠送到无锡的一个厂里做电焊工。

就在我忙着高考的那一年，桶头死了。桶头跟我同龄，死的时候才18 岁，据说是锅炉爆炸。豆腐匠赶过去，厂里说，这锅炉不该桶头管，他自己摸着玩，弄炸了。一分钱赔偿也没有，算是白死。

从无锡回来，到申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就在村口的路边上，有个火在亮着，应该是谁扔下不久的烟头。豆腐匠走得很累，就从腰间抽出长烟斗，装上烟叶子，俯了身，把烟锅就着那火去对火。吸了几口，就是点不着。豆腐匠火了，使劲拿烟锅对着那火一砸：“ 打你个死东西！”

那火蹭地一下，飞出去一里远，没了。原来是鬼火。

回家后的第二天，豆腐匠就病倒了。不知道什么病，他也不肯去治。病了两个月，死了。桶头的骨灰盒被人从无锡送了回来。父子二人，合葬在他家屋后的西北角。

申赋渔，作家、记者。著有《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阿尔萨斯的一年》等。先后在《天津日报》《杭州日报》《福州日报》《扬子晚报》《石家庄日报》等十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导演有《龙的重生》（中法合拍）《不哭》《寻梦总统府》等纪录片。曾任南京日报驻法国记者。现为南京日报“申赋渔工作室”主持人。

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银杏树领着人们向东20多公里，便到了长着更多银杏树的申村。人们称我们这里为银杏之乡。

600年之前，一位名叫申良三的，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看中了这块沙土洼地，就此落脚。到了1970年，良三公的第17代子孙，也就是我降生时，申村已是有着好几万人的大村。谁也没想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注定要看着这个村子衰亡。

2001年，离家十多年的我，回到申村，第一次看到一座大门紧锁的颓圮的屋子。这是纸扎匠的家。他的坟就在屋后，院子的门被一把锈锁锁着，青瓦的屋顶上长满了杂草。此后，每隔几年，都会看到一座被抛弃的，正在荒废着的老屋。

多年在外，对他乡的熟悉胜过故乡的我，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我所熟悉的一代人，一个个凋零。这个村庄，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儿时乱跑的旷野，一半已经砌了厂房。当新城镇的钢筋水泥延伸到这里，过去的一切，那个存在了600年的申村，可能就像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吧。

在申村的时候，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一次次地出现，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这些匠人们，都是我所熟悉的。那曾是日日相见。每一个人都知根知底。他们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他们原先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这个环，到今天，就断了。他们不在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

据说，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写下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申赋渔）

文章摘自申赋渔《匠人》

编辑：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