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 - 北美网备份站

中国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是他的大弟子。中国的“卫星之父” 赵九章、“氢弹之父” 彭桓武、“光学之父” 王大珩、“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以及“三钱”中的另外两位——“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这些重量级的名字，也是他的门生。

他的学生李政道深情回忆：“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1946年，他破格将年仅19岁的李政道送往美国。半个世纪之后，诺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再次见到那张被他毕生珍藏的泛黄考卷，不禁哽咽。上面是他的字迹：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

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力排众议，让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与华罗庚齐名，就读于清华数学系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大缜放弃了赴德留学的机会，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吕正操将军麾下担任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利用清华所学，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无线电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为地雷战提供武器装备；而老师本人则守在津门，为熊大缜提供支援。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中共“锄奸队”展开政治运动，将熊大缜诬陷为特务，未经调查核实，用石头砸死。（熊大缜为了给解放区节省子弹，自己提出这样的行刑要求）

叶企孙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自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谴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问演习将士。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仗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缜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镇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缜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缜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熊大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缜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缜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难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的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严刑之下，熊大缜“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缜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缜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

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结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做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宁。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着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缜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濡”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塑性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一方面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自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须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孙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已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