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规则---中国的饭局、性交易与生意潜规则(西人观点ZT) - 北美网备份站

回绝晚饭后去找小姐的邀约，永远是社交的雷区。但是过去的45分钟里，这所城市的党委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男子，一直用他婴儿般柔软的手在宴会桌下轻轻抚弄着我的大腿，这让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个理由先闪一步。

或许，在山东这座洋溢着小城气息的宾馆里——我和这群生意人和官员吃饭的地点，洗浴中心是做正经生意的地方，是我自己想歪了。不过，外面写着“康体中心”字样的霓虹灯广告牌上，“心”字的上半部笔画由几颗闪烁的红心取代。

“康体”只是一个差不多的说法；当时我已经被白酒灌得不行了，这是一种度数高到几乎没法喝的烈性酒，在饭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个夏天，我的老板把我当作装点门面的老外，带我寻访各省级城市，向有钱人家想去国外念书的蠢孩子推销培训课，一群人猛喝一通之后接着跑去找小姐，已经成为了习惯做法。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在其他人开玩笑我是不是喜欢男人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应酬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都是2004年的事了，不过商界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在过去十年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套路。一开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后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样子，一队人马就转战KTV、洗浴中心或者夜总会。大家在一处公共的社交空间里一起再消磨两三个小时，要么是叫几名小姐随伺一旁熟练地陪你调情，要么是全体男性集体脱光去泡澡。到了夜里两点，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带着姑娘离场。

卖淫在中国是非法行为，但它打着各种旗号，一直都存在。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曾经强调，中国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分为多个层次，他们将其描述为七种类型，既有捧场对象主要为贫困外来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边小店里的“按摩女”和“发廊妹”。最顶层的则是“二奶”和“包婆”，她们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收费也要贵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较高层级来往，尤其是被潘绥铭划定为第三层的“陪女”。

KTV是一种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为两种，但有时候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KTV里。一种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爱大米》的地方，另一种是与人交往的地方，偶尔才会唱几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让“小姐”提供性服务。同样，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时候提供家庭优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变成了妓院(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过同样一张带框的印刷品，它似乎卖给了整个华北大地每一家或正当经营或不正当经营的营业场所，画面上是一名故作端庄、年轻性感的东南亚女子。在餐馆里，会有一件白色的紧身无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里，她的胸部则会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来。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业关系，整个过程还需要更为贵重的礼品、陪同消遣、直接贿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负担的长途集体出游。但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高尔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品味变得稍稍更为精致，比如相较于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惯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黄花，至少对政府官员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扫黄行动勒令涉黄场所停业整顿数周乃至数月，然后就会恢复正常营业。然而，眼下针对政府官员的整肃运动，还有习近平主席大力倡导的反腐运动，却已让往昔的这套标准商务惯例陷入了停滞。许多高层领导人在落马的同时往往也担负着道德败坏的罪名，其中包养情妇的行为尤为常见。虽然一起找小姐曾经是常态，但如今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警察，却十分害怕被人看到自己出没于俱乐部、KTV甚至高档餐厅这类地点。

针对“通奸”行为的法规，几十年来首次得到执行。一项过失俨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较底层的官员，尤其是在中国那些结构臃肿的国企内部，开始纷纷利用反腐运动的严打态势，告发自己的上级官员，为自己开拓升职机遇，从而让这套规则开始变得得不偿失起来。

2013年底，针对政府官员的一连串警察搜捕、公开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务洽谈中必不可缺的营业场所纷纷关闭。我最初以为，这场扫黄运动将像其他许多运动一样，仅限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然后再加其他几处关键城市，比如素以性产业出名的东莞，该地区在去年2月份时就曾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严打扫黄。

在分别联络过成都、重庆、唐山、石家庄和哈尔滨的熟人后，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官员们害怕被人看见出现在那些之前被视为贵客的场所。多年来形成的生意形态，而今却成了一项危险的消遣，至少随便一名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的呢？

美酒、美食和性爱，都是乐事。但是在中国，饭局与妓院文化却早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乐趣，只是一种主要用来与其他男性建立生意关系的商务工具。

这种工具带着一股令人发噱的幼稚感，尽管参与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还有以试探他人弱点――无论是在喝酒还是女人方面――为乐，都是其中的常态。人类学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数年时间与四川成都的富人群体来往，为自己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诉我说：“这些活动就像初中生开的派对一样――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在私下的闲聊中，许多商人都确认，整个过程通常劳心劳力，令人厌烦。（在此我将庄思博的主要研究对象――黑社会成员也囊括在广泛意义下的商业人士类别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国的关系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鲜有哪家他们涉足的娱乐场所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实际上，里面常见的是汗迹斑斑的脏床单，以及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鲜花图案墙纸，就像这些截取自三流丑闻视频中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在时髦一些的娱乐场所里，则会挂着一些镶在金色画框中的西方美女。没完没了的应酬十分消耗体力；我以前的那位老板，总是宁可搭乘火车，而不愿乘坐飞机，因为火车上的软卧能让他在连着“应酬”了两三个晚上后，难得地休息一下。

但是他们前往这些地方, 并非一味是为了寻欢作乐。一切只是为了增进业务关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触犯禁忌与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装存在着这样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间烟雾缭绕的餐馆里，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他从事的是工业级空调及空气净化器的销售工作，主要以虚高的价格出售给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来，”他用一口充满激情的英语对我说，“我想开拓业务，我（从政府）约个人出来，我们一起喝了酒，我们一起去了个好地方，我们叫了小姐，他认为我是个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个喜欢小姐的人，我们成了朋友。成交！”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经验的力量源自双方一同违反禁忌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种分享秘密的感觉。就像学校里一起逃学的男生一样，一起干坏事能很快加深感情。这就像2011年，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流传的一句话：“给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坏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便会发展成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信息交换，犯罪学家迪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其开创性著作《解码黑社会》(Codes of the Underworld)中称其为“把柄信息”(hostage-information)，即双方均相互掌握着对方干的坏事，以此作为任何一方都不会打破双方协议的有力保障。但是一起前往妓院只能对另一方产生十分微弱的影响。这种纽带还可以通过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得到加强，例如共同分享毒品，其中最常见的就是K粉。也有人因为嫖娼而遭遇勒索，不过这是通过隐藏摄像头和收集秘密情报达成的，超出了应酬范围。性工作者有时也会以向对方太太揭发他的召妓行为，或是到其工作场所闹事相挟，但是商人也这么做的话，就算彻底越轨了。

不过，从事道德败坏的行为也成了一种筛选的手段，将那些可能会为今后的交易感到良心不安的少数群体排除出去。这项惯例同时提醒双方，他们都在遵从同样的游戏规则。在西方，被人发现将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转送给第三方，是件十分丢脸的事情，但在中国则截然不同，一名递交“礼品”的商人通常要强调自己已经成为了交换网络的一员。一套标准的说辞便是“这只是点小意思，也是别人送我的”。另一方面，拒绝迎合这套游戏规则，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皈依福音派基督教并发誓拒绝嫖娼或贿赂的商人，最后会发现自己的生意损失惨重，昔日的合作伙伴纷纷对他们敬而远之，惧怕他们这种新浮现出来的正直态度。

对于许多商人而言，晚间活动也有一种性格测试的作用。“你要是一块出去玩儿，就可以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从保定来到北京出差的陶厂长（Tao，他只肯对我透露他的姓）说，“你会看到他怎么应对酒局，也会看到他怎么应对女人。”我觉得我跟陶厂长的关系有点过于亲近了――我们在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里，他竟然就当着我的面，用毛巾擦拭着他那垂着的睾丸。他的同伴，一位身上有很多纹身、一脸杀气的大汉，闻言点了点头。“没跟我喝过酒的人，我可信不过。”他说。

在一个对陌生人的信任感低到极点的社会里，契约法则不足为信，契约本身更多被视为一种指导方针，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民事法庭的判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法定权利的界定，而是受到个人影响力的左右，晚间活动所带来的同伴感，成了生意伙伴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的惯有方式。这些商人也承认，这或许并非一种格外有效或可靠的方式，但却是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

在商人当中，仅仅成为某人的“朋友”，并不是多么亲近的关系。点头之交和未必可靠的人脉，都算是“朋友”。与此同时，“兄弟”则是圈子内部的人，是可以信任的伙伴。“这就好像黑手党说‘我的朋友’和‘咱们的朋友’之间的区别。”庄思博解释道。

中国饭局上的劝酒，是评判生意伙伴的绝佳机会。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大家信奉“酒后吐真言”的缘故，虽然久经考验的商人即使喝醉了，嘴巴也照样关得很严。酒局靠的通常只有一项竞争优势，双方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敬酒中暗暗较量起来。没有足够的人头应对这场较量，是种最低级的错误；我的一个信息源，对于一位只带了一名同事参加湖南政府官员的饭局，结果搞到差点住院的美国朋友，没有半分同情。“真是个笨蛋，”她说，“居然只带一个人去跟政府喝酒！”

许多机构，特别是国有企业，都会专门养着一批职业喝酒的人，为了单位不惜牺牲自己的肝脏健康。我在北京市中心胡同里的一名邻居，就在为一家大型能源企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晚间的酒局并不仅仅是对耐力的考验。这也是主人一方展现自身某种领导能力的机会，凭借对谈话内容和饮酒气氛的主导，确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一段“愉快的时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其中。

这种评估，在进了妓院之后也会继续。人类学家郑田田曾为了自己的博士课题，专门做了几年的KTV小姐，她在著作《红灯区》(Red Lights)中指出了以“恰当”方式对待性工作者的重要性。“男性能够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或魅力主宰这些放荡的女性，被视作男性自身声望、权利和地位的展现。” 这就像在大陆做生意什么事要靠耍花招。“施先生（郑田田的信息源之一）向他的生意伙伴吹嘘说，他玩小姐不花钱。这完全是骗人的，因为我知道施先生的情妇（……）从他们身上可没少挣。

而且，晚间活动的开销当然要有人来负责。如果是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为他们的一夜风流埋单，与企业为了建立关系而有可能需要进贡的贿金金额相比，只是一笔相对很小的数目，与行贿带来的好处相比，更是不值一提。但若是和其他商人打交道，就和在餐馆抢先埋单一样，这则是一次争取主动和评估“慷慨度”的机会。这也让大家有机会判断，在对方的地位体系中，谁重要，谁不重要；我曾经在一天早上下楼时，看到我的老板拿着账单在敲打他一名下属的脑袋，因为此人竟然大着胆子把自己和另一名跑腿的下属也纳入到了晚上昂贵消遣活动的名单当中。

正如郑田田在书中所详细描述的，面对女性表现得太过感情用事或者浪漫多情，会被视作为软弱和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如果有名商人不幸很爱自己的太太或女朋友，并以此为由避开嫖妓活动，那可是严重的失礼行为。我曾经见过一些人以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太累”或者“喝多了”为托词，或者趁凌晨两点所有人都已筋疲力尽时偷偷溜走。据性工作者表示，也有男人在晚上点了小姐出去，哪怕只是看了一晚上电视或者规规矩矩地睡觉，第二天早上“特殊服务”的费用也还是要照给不误。

也许这就是为何有的老板会要求对方有更加公开的表现。最为终极的形式便是参与者们所谓的频繁的搞群交，参与的男性在人数上通常要多于女性参与者。共享女人似乎能以一种变态的亲缘方式，拉近男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句东北人的俗话：“两个男人玩过同一个女人后，就是兄弟了。”为了建立共同信任，在这些小规模的乱交活动中，往往会拍照，但这些照片也为日后的相互牵制提供了充分的要挟材料，一旦遭到曝光，效果必然是爆炸性的，像2012年，就在网络上流出了一伙脑满肠肥的政府官员在2007年的胡搞照片。

尽管从未有人明确地表达过，但这类活动往往好像将同性间的社交行为推向了同性间的色情活动。山姆（化名）是一名40岁出头、英俊的美国人，娶了一位千万身家的中国太太。他对我说了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件事。“她有个朋友开了这家新的电影院，我们（这些男人）便在晚餐过后去庆祝。我们去了一家顶级的妓院，那里的小姐啊，嘿，你简直想不到她们是有多漂亮。于是这两个人――其实我烦他们烦得要死，但是他们却认定我是他们的好哥们――就说，‘山姆，来选一个。随便哪个。然后让我们看着你和她做。’我说，‘才不要！我可不要对不起我太太，就算我愿意，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旁看。’”

集体嫖娼也能直接体现出一个男人在一个团体里的相对地位。有个朋友的丈夫以前曾在陕西从事煤炭行业，他是这么说的：“你和这群自以为是的暴徒们一起去了那里（KTV里）。由他们当中的一个挑名小姐，然后上她，其他人都得在现场看。在场地位最高的老板会先上。至少结束得很快。”接下来，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也依样行事。他还说，那些无法在其他人面前这么做的人，会遭到大家的嘲笑。

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下，那些陪客的年轻女郎不过是种道具，被用在一场主要针对其他男性的仪式里。她们的工作内容也包括聊天，这能够保护她们免受某些形式的虐待，也能确保她们在一个晚上只需要会见一到两名顾客。对于这种直奔主题的性行为，惯例做法是只报上自己的编号，而不会提及名字。（“我是16号，下次请还要叫我啊。”）但是，在坐台陪客的时候，她们会报上自己的花名，通常会是一个故作“可爱”的名字，带着刻意性感的小可爱，使用叠字（“丽丽”、“毛毛”）或者带个“小”字（小雪、小花），甚至是英文名字。

但是集体嫖娼却剥除了她们的这些防护手段。“我们讨厌伺候一个以上的男人，”曾在KTV做陪唱小姐的珊珊（音译）为我解释道，“男人越多，女孩子越不安全。只要房间里还有其他的男人（召妓），现场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攀比的局面，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粗鲁，就可能会真的弄伤这些女孩子。两个女孩子对一个男人，就要好得多。这样你还是拿同样多的钱，但是只要做一半的活儿。”

即使是有两名小姐相陪，她们的注意力也还是会完全放在男人的身上。“可变态了！”珊珊在我问及时说道，“我们并不会相互碰触，那些男人们也不会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是两个女孩子的话，还可以趁男人没有注意的时候说说话，互相扮个鬼脸。所以女孩子们才总是会说：‘哎呀，我干脆去叫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好不好？我们两人一定会把您伺候得像皇帝一样！’在你进屋的时候，妈妈桑也会说：‘干脆就叫两个姑娘来陪嘛，像您这样的有钱人，就该享双倍的福！’”

有些集体活动并不会带任何女人，整个场合会营造出一种纯男性的氛围，并且带着几分诡谲的幼稚感。“有时候大家会集体脱光，一起在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躺成一圈。当中身份最低的几人会负责给其他人端上食物和酒水。还有一些场合，我们会一起嗨起来，然后脱掉身上的衬衫，拉着手围成一圈跳起舞来，”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方观察家如此评述道。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中国的许多企业主来说，妓院都不是一处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权钱勾连现象，无论非法与否。但是在中国，与政府官员勾结却是一种必要手段，而非任何反常现象。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拥有政府人脉，在保护自己逃脱利用监管模糊地带予取予求的政府官员魔掌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定期的“孝敬”，就和其他地方的收入所得税一样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我的朋友亦萍（音译）如今在澳大利亚生活，她以前在石家庄经营着一间规模不大但利润丰厚的IT培训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她告诉我说，“就会有政府的人想来我的公司揩点油水。我要‘孝敬’我母校的院长，还有地方劳动局的高层官员，他是我通过父母的关系结识的，这样每当其他政府官员想来我这里碰碰运气的时候，我就能找他们来罩着我，那些人就会放弃了。”

“但是为了维护政府关系，我不得不常常在晚上出去跟政府官员应酬，”亦萍解释道，“因为我只有22岁，又是女孩子，可以只待到晚上10点左右。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大学里请来几名男学生，付钱让他们替我陪那些政府官员去KTV，这样那些官员才会信任我。”

借助道德败坏行为建立人际关系纽带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困难，特别是在想要保持自己的名誉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女性企业家都是靠性手段谈成生意的，而与充斥着堕落行为的同性社交圈打交道，所需的种种策略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就像亦萍所采用的对策一样，庄思博说：“一些成功的年轻女商人会扮演着双重角色。她们在饭局上会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又是喝酒又是讲段子，但是接下来若是陪着那些男人前往KTV，她们又会自动切换成陪客小姐的角色。她们会开始与男人调情，尽情表现自己的女性魅力。”

年纪较大的女商人有时会半开玩笑地将自己设定成“妈妈桑”的角色，负责在陪客小姐和男性生意伙伴之间拉皮条，又或者会命令比较年轻的女性同事代为出席KTV里的应酬，将其作为她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情况下的应酬通常只会停留在调情或者淫言秽语的程度，但安排自己单位里的“好姑娘”作为生意伙伴的约会对象，能缔结出一条十分有力的纽带，尤其是这位姑娘在后来还成为了对方的固定情妇的话。

“这种关系的价值要远高于以往与性工作者结成的关系，”庄思博指出。但是这种关系所提供的激励手段往往依然是金钱性质的。我的朋友吴小姐是北京一名年轻时尚的公关代表，曾在老板的命令下全程陪着上海来的一位客人吃饭，她在饭后坐上出租车后，便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开对方的咸猪手。一周后，他通过她的老板提出，只要她答应搬到上海跟他一起工作，就为她加薪40%。

商业文化的价值观也会延伸到个人生活之中。山姆的太太凭借一己之力白手起家，“是个比我更加成功的人。她是个狠角色”。然而“我们结婚后她说的第一件事，”他告诉我说，“却是‘我不介意你和别的女人上床，只要你是花钱买她上床的’。”据在北京工作的一名美国心理学家表示，有时会有一些主妇去见心理学家，让他们帮助自己接受丈夫在外招蜂引蝶的行为，她们将自己未能妥善应对丈夫婚外情行为的问题，视作自身的不足，而非丈夫的过错。

不过，也有少数女性企业家明确地拒绝男性商人强加的这套价值观。“我先生的一位生意伙伴两年前刚刚结的婚，”今年40岁出头，与丈夫共同拥有一家钢铁企业的李女士讲述道，“我们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但是在我们去年举办的一场活动上，他却带着一名年轻女子前来，显然就是他的情妇。我对我先生说，如果他才过了短短一年就背着他的太太搞外遇，他也一样会欺骗我们。他说不会的，他是个好男人，我们可以信任他！”她露出了些许得意的神情，“现在这个人欠着我们好多钱，根本没有还的意思。”

眼下的反腐运动令大城市的部分高端性交易行为有所降温。在网络论坛上，嫖客们纷纷为自己爱去的风俗会所遭到关闭，或者此类服务的销声匿迹而哀叹不已。“这就是我现在只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原因所在，”北京的一名妈妈桑“比安卡”(Bianca)，在电话里对我解释说，不断哀叹着政府客户的不稳定，“绝不要中国人！外国人找小姐就不会有人管。”

不过这一产业是否在整体上受到了反腐行动的负面影响，人们对此仍在热烈争论中。毋庸置疑，若干产业――烈酒、奢侈品、高档酒店、旅游业――的确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然而尽管企业人士发现谈下一份新合同的难度增加了，但他们也在同样享受着暂时摆脱了政府官员榨取豪夺的轻松日子。对娱乐产业造成的影响虽然明显可见，但它或许反而变轻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服务都要默认为政府官员免费提供，这会让餐馆和俱乐部长期性地堆积出永远不会有人支付的巨额白条。“卡拉OK和陪客小姐都是我们的谋生资源，”一名警官对郑田田说，“没有了他们，我们基本就生存不下去了。”

但是用于永久改变腐败及相应恶行滋生环境的措施，例如提高工资水平，还媒体以自由，或是建立相互牵制的监督系统，却在遭受政府当局的积极打压。取而代之的是大办马克思主义讲堂，以及提醒政府官员应当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寄望以此来打消政府官员的贪欲和色欲。

就在政府官员面对当前局势纷纷望而却步的同时，商人们似乎对前往KTV仍然表现出高度兴趣。付费性交易依然随处可见，并且涵盖各个层次。即使在扫黄行动力度最大的东莞地区，一些妓院老板依然保留着店内小姐的花名册，只是往往转移到了更为隐蔽的场所，仅为他们欢迎和信得过的顾客提供服务。就在我在北京的办公楼外面，那些一度在最近一次的严打活动中消失了数月的小姐们，又开始在半夜里离开附近的宾馆，在路上召唤出租车。

那位热情洋溢的空调业务员郭先生，对于这一前景沮丧不已。“现在我都没法结交新朋友了。那些老朋友，好吧，他们信任我，或许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出去寻乐子，但是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合作。但是没有新朋友了。妈的！”他的心情突然又漂亮了起来，“不过只要再过一年，一切就又会恢复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