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真正全面精通经史的一代硕学通儒”｜历史 ... - 北美网备份站

2017年是钱基博诞辰130周年暨逝世60周年。同为学者，他不像其子钱锺书那样誉满天下，对经史之学的精通却丝毫不让其子。他曾自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的这句话，是对他毕生学行的真实写照。

年幼的钱基博、钱基厚兄弟，每天吃完饭后，总是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接下来的抽背。母亲和伯父仔细地听着他们背诵，发现错字了，“重背。”稚嫩的童声顿了顿，又认真地背起来：“子曰：‘天生德于予……’”看见长辈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便知道过关了。紧接着学习新的内容，不读完20遍，不算完成一日的课业。

在家学浸润下，钱基博的旧学功底十分深厚。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只读古书的人。在十二三岁时，钱基博翻阅哥哥借的《格致新报》，读到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西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认为经史“不切时务”。他和弟弟首先是自学算学，有时甚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的各种物理化学书来看。1905年，钱基博参与组织理科研究会，起初，会费由母亲替他出，之后他去给商业巨头薛南溟的两个儿子教授算学，工资足以缴纳会费。

1909年，钱基博进入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的行署任职，后来还在军政分府参与过文书工作。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军队的风气却令钱基博大失所望，“我当日看到革命军人嫖赌腐化，不问军政！”他们日夜笙歌，军部阒寂无人。钱基博想献议，竟找不到接洽的人。他心中气闷，遂将“参谋须知”的小册子翻译了，搁在参谋长的桌上，结果半个月过去，册子未揭开一页。

当时，国民党员暴横异常，地方恶霸争着入党以求护身符。军政分府的人，因为农民抗租，就派兵下乡，士兵强奸了民女，最后却凭革命军人的头衔含糊了事。“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钱基博的革命情绪，从此萎缩。他闭门研究法国革命史，发觉“法兰西文明古国，并不高明许多”，再看美国的民主，大选时“举国若狂，真非我一个中国人所能想象”，对西学的兴趣由是大减。

1925年，是中国西化浪潮汹涌之时，钱基博坚持不立门派，静处喧腾之外，与新潮流保持距离。为普及国学知识，他辑录了《国学必读》，这部中学教科书流传江南各校，深得师生欢迎。

钱基博认为，“维新”带来的后果，轻则“随波逐流，而思想陷于破产，转徙流离伥乎如丧家之狗，莫适所屈”，重则“人心日即于浮嚣，国事日征其蜩螗”。正因为这样，此时才尤其需要彰明“国性之自觉”——既不能轻视传统文化，又要了解传统文化中有不尽适用的地方，做到之后，方可推行强国救群之道。

钱基博以国学从教立业，对西学也始终保持关注。他在写《<周易>解题及其读法》时，还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译名，现译作《社会学研究》）中的观点拿来和《周易》的思想作比照。

最能体现钱基博苦心孤诣的，莫过于他对文学史书写的思索。他的文学史概念，从西学中得来，而文学史观，却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史之学”。他提出了作史“三要”——“事”“文”“义”，并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此书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其不尽合西方文学史观，而能充分照顾到中国文学自身的性质。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纪传体文学史，涵盖了1911年至1930年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两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如果说，以“列传”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表现了钱基博守成的一面，那么，“古文学”和“新文学”的划分，则是其融会新知的独特发明。

“以人为本，史以传显。”钱基博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而是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这种写法，有别于当时的其他文学史著作。书一出版，便引起新旧文学家的多方争论。《学衡》派主将胡先骕先生不吝赞美之词，谓其“为今日著述界有价值之著作,可断其必能风行于一时，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

在这本书的四版增订识语中，有一段文字颇值得玩味，钱基博提到自己对守旧文人态度的转变，年方弱冠的他，觉得守旧的人顽固腐朽，后来却觉得他们的言论切中实际。1920年，在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廷梁辩论文言与白话问题的信中，他亦说过：“我‘信而好古’的思潮是和现在新潮澎湃一同起的，我从前也不是如此。”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呼声日高时，钱基博反倒觉出传统文化的好呢？他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一，古人著书，原是自道经历世途的感想，自己略尝世味，有许多现实的经历作参考，方有了亲切的体会；其二，治西方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的功夫进步了，有了许多参互比较的材料，格外显出了中国古代学说的真价值。

钱基博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这十几年，正是军阀连年混战时期。1925年，直系军阀齐燮元在无锡洗劫了钱基博父亲钱祖耆经营的永盛典铺，还烧毁了他以毕生精力拓建的钱氏祠堂。

“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

当钱基博答应了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顾祖瑛的聘请，毅然离弃优渥的军职时，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选定了道路，回到祖父三代教书的老本行。

“我有些小聪明，能用吾脑，碰到一些事，能够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万一被人利用着我打歹主意，我将误用我的聪明害人！”他要的，就是一个相对单纯得多的环境，使自己在乱世中不致被人利用而更添罪恶。

尽管在世俗看来，小学国文教员与之前的待遇没法比，钱基博却能怡然自得，“吾从前月薪二百，往往萧然块处，时有遐思；而今则哓口瘏音，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乃益以此收放心焉。於戏！吾知免矣！”

往后，除去在吴江丽泽女子中学的两年、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七载，钱基博的学术、教学生涯都在大学里展开。他执教过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的。

1925年，钱基博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国文系教授。这所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钱基博呆了不久，就感到校园里过于洋化。因教师争薪引起“改造清华”的风潮，校长召开教授会，会上钱基博发言：“我们不要谈薪水！我们的薪水，是美国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全国四万万人，吃了许多苦的血债！我们拿来受用，心里本觉得难受；少拿些，少担些罪孽，也心安理得！”

会后，钱基博给弟弟的信中又谈及此事，书信的内容被人刊于报上，校长看见了，心里很不痛快，嘱咐他不要发不利本校的意见。钱基博当即决定抛下这只“金饭碗”，重新回到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教，而后又受聘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如此两地兼课，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前期。

1927年暑假，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曾招钱基博任国文系主任，但是他只在南京呆了半个月就离开了。当时党化教育方兴，系里进行重组，要聘请新教员，有人直接拿着蒋中正的信来找钱基博，想让学校聘用自己当教授，钱拒而不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一小学教员。”

1937年，迫于东南战事吃紧，钱基博由光华大学转入浙江大学任教，第二年又接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赴湖南蓝田。1946年，钱基博离开执教八年的国立师范学院，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觉得有些进退维谷。钱穆其时正好也在江苏，两位老友聚首，钱穆劝钱基博避至较偏僻的地方，可以专注于教书，免去许多麻烦。钱基博的考量与此相近，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奔赴武昌，出任私立华中大学的教授。

“此间亦知博老迈无能，每周授课七小时之外，不责以职务。”钱基博饱经颠沛流离，加之体衰多病，如今终可“得一便地自养”。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是钱基博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的同事。张舜徽毕业后留校任教，两人成了同事。回忆起晚年钱基博的生活，他说：“有时走进他的住房门口，便听到书声琅琅，知道他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躺在睡椅上反复默诵如流，毫无阻滞。使我想起过去湖湘学者王湘绮，一生也以抄书背书为日课，记载在《湘绮楼日记》中的，差不多每天如此。缅惟前辈读书风规，如出一辙。”

时至抗战爆发，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日益凋敝，国民政府决心改革高师教育，设立国立师范学院。教育家廖世承受命筹建，将校址定在湖南蓝田，成立了战时第一所专门的国立师范学院——蓝田国师，他为“国师”聘请的教师多是旧日同事、好友，钱基博也接受了他的邀请，不顾病痛日深，由弟子吴忠匡陪侍，出任国文系主任。

钱基博在国师，有感于湘中先贤“经世济国”的襟怀，欲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遂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女儿钱锺霞回忆父亲写作的情景，“寒风之夜，李园四周万壑松涛在响；西侧一室，枯黄的灯焰摇晃着，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

这本书中选取了14个湖南学者，如“通经而欲致之用”的魏源、“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的曾国藩、“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的谭嗣同等。再往上溯，钱基博非常推崇王夫之的为人与学识，在导言中，他把王夫之称作湖南开风气的人物，赞美其“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钱基博提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湖南有这些楷模，不应当仅仅作为自豪的资本，更重要的是“绍休前人”，以先贤为动力，担当起自己的使命。

在战火纷乱的时代，知识阶层本应肩负起维系人心的重担，但当时的许多教师却只是贪图私利，钱基博曾写信给高徒郭晋稀：“即就所谓大学教育而论，待遇则力求提高，责任则谁见日课。徒责国家以养士，而绝无人反省：士之所以报国家者何在？长傲纵欲，无事则酣豢，闻警则张皇，大师失其所以为表，后生不知所以为学。”

激愤，无奈，却始终不忍离开讲台，一日为师，便不能不教青年做人。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中写道：“假如师而不范，教训无方，何以造人，亦将何以造国。”他曾如此评述教学：“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钱基博教书，从不与学生嬉笑，起初学生们都有些怕他，但逐渐发现这位严师对学生的学习成长是极其关切的，就都乐于去向他请教问题。钱基博也说，自己极少碰见调皮捣蛋的学生。

学生徐运钧、李蹊回忆，除去诲人不倦的温厚，钱基博从严治教的风范更是令他们难忘。一日早晨，霜封冰滑，某位老师来参加升旗，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队伍中有同学失笑出声。毕礼，钱基博当众致训：“扶老携幼，民族美德；况于师长，而可非笑！诸君学为师范，慎修敦品是勖，不谨旧行可乎？”学生闻言，莫不赧颜汗下。

钱基博在光华大学当文学院院长时，曾给学生打过59.9分的成绩，这名学生非常不服气，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对钱基博的严正大加讽刺。钱基博招他来训话，“汝说我五十九分点九，不予及格分数。我则谓教师通融分数以迎合学生惰驰心理，取其欢心，绝不计及学术之尊严，此实中国教育之大辱！”事后钱基博将训话记录投报纸原栏发表，有人读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他，“到上海，十里洋场，一般的学校只知道贩卖一些书本的知识；立身做人之道，不惟不注意，且为广招徕，故意迎合青年的低级趣味。像您这番说话，真是没有几个人说的！”

1922年，钱穆的《与子泉宗长书》刊布于钱基博主编的《思潮月刊》第一期，这封信缘起于两人之前的一次会面。这次见面是二钱相交之始，他们探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兼论及中西文化之异同，钱穆对钱基博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过，他觉得钱基博所论与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尽切合”，于是写信给钱基博以期进一步讨论。钱基博看过之后，即将此篇论说之文放在《思潮月刊》创刊之首篇，可见其对钱穆学问的推重。

钱基博年长钱穆8岁，两人以叔侄相称，在治学上志趣相近，既不泥古，亦不盲目趋新，而又同样一生矢志教书育人。钱穆晚年回忆亲友时感慨：“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1923年秋，钱基博因另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担忧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短缺，当他获知钱穆从集美学校归来，便邀请他赴省三师任教，而后自己则每周自沪返省三师兼课。

钱穆自从任教省三师，与钱基博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课余，常常到他家中谈天论学。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当时在上小学，下课后会来学校找父亲一同回家，钱基博有时候会向钱穆展示儿子的作业或试卷。虽然那时钱锺书还是个小孩，钱穆已觉得他的聪慧异于众人。

“锺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厉的架势淹不没慈父的真情。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杨绛在《我们仨》里的这些话，透露了钱基博与钱锺书这一对学者父子的感情与相处方式。

钱锺书考入清华后，头角渐露，与吴宓、叶公超等时贤往还，并在他们主持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钱基博写信告诫儿子，“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不如。”又说，“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

回看钱基博年少时，同样意气风发，16岁的他写下《中国舆地大势论》，不仅登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得到其亲笔回信赞赏，一手漂亮的古文在当地颇受人瞩目。即便如此，其父钱祖耆还是以世代家传的儒者品行来规劝子弟，不许他们“接宾客，通声气”，而要以朴学敦行作为行事准则。

一部“复堂师友手札”，涉及近代名流一百余人，五百多封，是钱家两代人珍藏整整一百年的宝贝。这些原本属于著名词人谭献的珍贵手稿、书信是如何进入钱家的呢？这还要从钱基博与徐彦宽的交往说起。

徐彦宽与钱基博少时是同窗，以学问相砥砺，后来一起共事于无锡图书馆，关系十分密切。1911年的春天，谭献的儿子谭瑜，委托妻弟徐彦宽，请钱基博为挚友袁昶的夫人写一篇寿文。钱基博慨然应允，不仅写好了祝寿之文，还免收润笔，谭瑜也做了一件雅事，把家藏的“复堂师友手札”作为礼物送给了钱基博。信札的私密性使其承载了许多在别处难以见到的史料，对研究不无裨益，钱基博曾用其中的材料来考论史实。

钱基博在《读清人集别录》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钱锺书自幼受家学熏陶，在治学上不离中国传统路径，与其父有相仿之处，钱基博对他寄予厚望。获得这批师友手札后，钱基博口述获得经过与鉴赏心得作为《题记》，命钱锺书笔录。钱基博辞世后，手札传给了钱锺书、杨绛夫妇。

如果说这些举动体现的多是士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爱护，那么在1925年五卅惨案中，钱基博则是酣畅淋漓地凸显了一个中国人的血性。

惨案发生那天，钱基博恰好路过工部局，看见街道上沾满了血迹，而“三道头”——外籍巡捕，三三两两，骑着马背着枪在街头巡逻，耀武扬威。

其时钱基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惨案发生次日，圣约翰学生会决定与本埠其他大学一同罢课，钱基博也起来呼应。

校长卜舫济不允许。钱基博从不参与用英语议事的教授会，这次一反常态地出席，他在会上用中文为同胞鸣不平，教授孟宪承翻译他的话时，哽咽得无法说下去。

后来事态渐趋平和，岂料又生变故。有一天升旗后，学生们发觉卜舫济将降半旗的中国国旗取下，他们又借来一面，仍悬半旗，卜舫济得知后大怒，将旗取下，信手撕毁，践踏于脚底。睹此情况，数百名学生当场宣誓永远脱离圣约翰大学，同时，钱基博与全部19位华籍教员，第一批辞职离校，带着学生们在沪西创建了光华大学。

眼见乡土被践踏，国家被侵略，钱基博将这一柄剑在心血中来回淬炼，锋刃愈发利了。1938年，他和浙江大学的顾谷宜教授开始合译《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一书，随后又自著《孙子章句训义》，作为自己在战时增设的《孙子》课程的教材，目的在于教国人“量敌而审己”，临危不惊。

钱基博曾两次亲赴前线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他断定日本在战略战术上都已处于劣势，我军若能避开锋芒，等待敌军露出破绽后，一举攻之，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乱世中，钱基博同样面临知识人所面对的两难——是“逃往远县”“著书立说，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还是“留在围城”“现身说法，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独特选择。

1944年，日军长驱深入中南腹地，风警频传，国立师院计划西迁溆浦。钱基博决意留守，司令官王耀武闻讯，急忙写信劝他后撤，但他已经想好了。吴忠匡说老师欲以身殉国，并非逞一时的意气，那是他平生所蓄积而自然生发的结果。

当时人心失依，士气低落，就连平日总说着“抗战必胜”的大师硕儒，也不免灰心沮丧，闭口不言。钱基博在报上发表论战的文字，仍然坚定地陈述日寇军势已竭，但信者寥寥。唯独《力行日报》的主编杨执端，不认为钱基博迂腐固执，将他的文章登报，“日刊三千纸”，辗转相传，在政府政令传达不及的关头，激励了百余万沦陷区的人民。

后来，湘西雪峰山之役大捷，寇退危解，钱基博才前往溆浦任教。他在给吴忠匡的信上平静地说，此番坚持不动，动心忍性，亦是想对自己做一试验，从前读书领会到的，经过这次经历，更加深了一层认识。

（参考文献：《钱基博集》，傅宏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钱基博年谱》，傅宏星编撰；《钱基博学术研究》，王玉德主编；《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姜晓云著。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傅宏星先生、白炜女士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