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一个育儿嫂为什么突然红了||关于范雨素，你要了解的都在这里了 - 北美网备份站

2、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抢眼），而且“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如夫人！二奶？小三上位？妾？自然挤爆眼球，让读者充满想象）

5、拆迁，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维权，上政府告状，又一社会热点。

其他文中关于其母亲和家族的故事，约占全文三分之一以上，估计没多少人关心。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算是一个不断与命运抗争的女人的温情表达（可能又好事者可能把此当作鸡汤）：

“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这是一篇明显被编辑“操作”的文章，作者在接受“北京时间”采访时也表示“《我是范雨素》是编辑排过的”，“《我是范雨素》开始写的题目名字是《母亲》，编辑看了以后，说你能不能加一些自己的故事？我就加上了我自己的故事，交给编辑，然后就是他在处理素材”。

这篇经过“正午故事”公众号“编辑排过的”文章让作者有了“底层”的身份，和以上5大看点，这样不火都不行了，更何况这样的人还“热爱写作”？！

范雨素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你猜想一下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写的东西”时说：“我觉得我写的东西真实。我忧虑的都是大家所忧虑的，比如流动儿童上学，还有就是农村的“无妈村”。我没有能力对我提到的所有话题都做什么，只是心里难受，心痛。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看到了这些问题，可是什么也不能改变，只是心里难受。可能这样让大家产生一种共鸣吧。”

范雨素的话是朴素的，温暖的，文字也是，她不舒服别人提“底层阶级”，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她买过郑晓琼的诗集。理解余秀华，“她是个身体残疾的人。她出名的那首诗叫《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些媒体关注的点是残疾、情色，然后才是她的才华。”

我的朋友、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陈新文在朋友圈转发《我是范雨素》一文时加上了按语：“发现一个好作家，有时就像是中彩票”。她是最早帮余秀华出版诗集的人，据说诗集大卖，但余秀华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因此笔者愿意祝福范雨素，希望她真正地拿起笔靠自己写出生命的坚硬与顽强，虽然文学的道路比生命更漫长，热是暂时的，冷是常态，但火热的心必须永远跳动。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选择南下，是因为我在1982年的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故事。北京有一个善人，专门收养流浪儿。她在冬天收养了一个流浪儿，那个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里，把腿冻坏，截肢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会把腿冻没了。

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找到了母亲，说我丢了整个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

这时候，十二岁的我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母亲并没有抛弃我。这个时候，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读完大专，成了智商、情商双高的人才，当了官。母亲支使神童哥哥为十二岁的我谋了一份民办老师的工作，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安顿了我。

荏苒岁月颓。转眼间，母亲的孩子们全成了成年人了。母亲为我的大姐姐求医问药了二十年，还是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在二十岁那一年，发了一次高烧，医治无效，死了。

小姐姐长大后，成了乡下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在学校教书时，小姐姐的才子男朋友去上海另觅前程了。脑子里有一万首古诗词内存卡的小姐姐恨恨地说：“一字不识的人才有诗意。”小姐姐找了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男文盲，草草地打发了自己。

大哥哥还在村里种地，锄头、镢头、铁锨，把大哥哥要当文学家的理想打碎了。大哥哥现在只种地了，过着苦巴巴的日子。再也不搔首问天，感叹命运多舛。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岁那年，迷上了赌博。可能因为官场运气太好，小哥哥在赌场上只一个字，输。输钱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贷。很快，还不起债了，他每天都在腾、挪、躲、闪着追债人。官也被撤了。

这时候，母亲站了出来，她一遍遍劝慰小哥哥。母亲说四十岁的儿子，是个好娃子。这不是小哥哥的错，是小哥哥当官的朋友把小哥哥教坏了。

母亲说，对不起小哥哥，那时没有让年幼的小哥哥复读一年。如果复读了，考上了大城市里的大学，到大城市当官，大城市的官员素质高，不会教坏小哥哥，小哥哥就成不了赌鬼了。母亲说，人不死，债不烂，没什么好怕的，好好地活下去。有母亲的爱，小哥哥坚强地活着。

我离开对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襄阳，母亲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别给他添麻烦了。

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爱我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大娃子不上学了，不要紧，母亲每天会求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给她一条生路。

这个时候，我已明白，我没有家了。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亲情当然淡薄。我并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我的两个孩子更是无根的水中飘萍。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爱着我们了。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前班，小女儿是刚三个月的小婴儿。男雇主给大儿子雇了一个少林武校毕业的武术教练，在自己家盖的写字楼里辟出了一块三百个平方的场地，装上了梅花桩，沙袋，单双杠...... 给庶子一个人使用。除了学武，又找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霸，做家庭教师，包吃住，负责接送孩子，指导孩子写作业，领着孩子去习武，还教六岁的孩子编程序。

我只负责三个月的小女婴。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大女儿交了两个同龄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来自甘肃天水，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我在皮村认识的工友郭福来是河北吴桥人，在皮村做建筑工，住在工棚里。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郭福来冷冷地写了一篇《皮村记狗》，发表在《北京文学》，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我听了一年。那一年有空听，是因为小女儿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学校工资低，是个人就要。一个月给一千六。后来，小女儿大点儿，可以独立上学，独立回家，独立买食物。我就没再教书了，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六千多，只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没再去工友之家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报纸，不求甚解地闲看。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

在北京这样的城中村里，这样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缘故。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地，二万二就全部买断。人均地本来就很少，少数不会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童年，我们村里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负我家房后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到我们村的钧州移民。钧州最出名的人叫陈世美，被包青天铡了。钧州城现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我们和范雨素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文字，而是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我们敢不敢利用文字来伸张叙述自己故事的权力，而不是被文字利用，成为了它的奴隶。

“多么朴实的文字，多么戳心的人生，多么残酷又温暖的故事。”这是一位朋友在我转发的范雨素文章（附http://beimeilife.duckdns.org/httpss://mp.weixin.qq.com/s?src=3×tamp=1493181658&ver=1&signature=yfJW22XtXS2HNmB-36m4ifzZdyuzBZcn00zCJ2j3o7AyeghXKXprsV0piXM1tLbZWJryiBS2yx9c*OKaKPp2MhTX8MHczELSLOJk0igb0ffYFcrdLKNvBgoJPmn38-i-qcNLZF4m7T12Aen2LlFYO8sjxL78O-dpPxeTQIB-ZDs=全文）后的留言。

范雨素刷屏了，她这本不忍卒读的书，戳到了我的心，也戳到了很多人的心。我不想再引述她的文字，这不仅仅是文字，而是她的人生。我想问这些文字为什么戳心，而戳心之后我们又能干点啥。

知识和文字，首先是关于权力的。能上学识字，本身就不是每个人拥有的机会，这和阶层有关。再者，识字之后，你能否有机会讲出自己的故事，取决于社会结构有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力。

如果范大姐没有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如果没有互联网，也许她这辈子就和她的大哥哥一样，曾经想做作家，最终面对的是黄土。

这个前提我们很少考虑到，因为能读到这篇文章的你，也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每天习惯刷朋友圈，也偶尔发发文字，这些就是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质疑过，这种权力是谁赋予的。

然而权力在给人能量的时候——如同范大姐一语中的地指出的，她写文章是为了摆脱自卑——同时也在规训着我们的人生。

很显然的是，我们——范雨素之外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如何“写作”，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而忘记了什么是自己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感想。很简单，公务员需要写报告，这里面必需有规范，离开了这个规范是不合体统的。

外企职员需要写品牌文章，怎样的宣传怎样的文案，它就在告诉你一个怎样的产品故事。知识分子刊物比如《南风窗》，就要文以载道，针砭时弊，高屋建瓴。文学杂志，就要遵循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先锋后现代。网文，你就必须有虐恋穿越……

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当写作成为一种规训，当写作赋予我们权力，我们也成为了规训的奴隶，慢慢忘记了自己是谁。于是当我们见到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而且竟然能不按“套路”地书写自己人生的人时，我们一下就跪了：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工作，为了在朋友圈晒包包晒旅游，你怎么能这么写，你怎么敢这么写！

一个白领敢如此书写她的人生吗，哪怕她也是从农村一路奋斗过来，考上了大学也嫁到了如意郎君？她天天办公室政治晚上回家还得把屎把尿，“看不到理想的火苗”会写给你看吗？

一个土豪敢如此书写他的人生吗，哪怕他债主连连差点要跑路？他已经是人生赢家这故事必须写下去，痛处还要写出来让你们嘲笑吗？

很简单的是，范大姐文中的那个生了一儿一女，貌赛范冰冰，每晚深夜等老公回家的女主人，会把她“不要尊严，附地求食”、“前半生已经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的日子晒给你看吗，而你，而我，又会同情她吗？

但是范大姐不是我们，文字和文学对于她来说，就是生活里的一面暗墙。她不需要通过这面墙来打造自己人生赢家的形象，她只需要通过这面墙来去到一个让她可以诉说，可以讲自己故事，可以发表人生感想的空间，哪怕没有人点赞。

也许和范雨素一样的许多普通劳动者，一辈子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故事可以登上人民日报。所以有点讽刺的是，范大姐大概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学习讨论，因为认同鲁迅先生“我手写我心”的理论，而写出自己的心声。

同样有点讽刺的是，这是一个潮流——知识分子关心工人，关心农民——尽管这多少带着一点天生的同情。这同情是孱弱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孱弱的。

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委屈或曲折吧，童年、妈妈、爸爸、大哥哥、小姐姐、婚姻、工作、孩子，每个人都难以顺遂。我们和范雨素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文字，而是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我们敢不敢利用文字来伸张叙述自己故事的权力，而不是被文字利用，成为了它的奴隶。

从历史看来，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除了那些被称作诗人的人。从诗经开始，文学就多少是一种权力游戏。孔子删订诗经，和我们理解的它是劳动人民的歌集恰恰相反，诗经作者大部分是当时的贵族。而诗经的用处在于教化已经不言而喻，它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当时国与国之间外交辞令而存在。

你来我往之间，既能谈妥交易，又不失风雅和面子。至于让诗经在老百姓间传颂，则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老百姓能在感觉上参与到这个结构中，这和今天的《朗读者》、《诗词大会》作为润滑剂、消弭阶层分歧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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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范大姐没有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如果没有互联网，也许她这辈子就和她的大哥哥一样，曾经想做作家，最终面对的是黄土。

然而权力在给人能量的时候——如同范大姐一语中的地指出的，她写文章是为了摆脱自卑——同时也在规训着我们的人生。

一个土豪敢如此书写他的人生吗，哪怕他债主连连差点要跑路？他已经是人生赢家这故事必须写下去，痛处还要写出来让你们嘲笑吗？

但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良质”，正是范雨素身上所拥有的品质。为了解释良质，请允许我引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的两段话。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家住皮村的育儿嫂范雨素在《我是范雨素》里写，4 月 24 日这篇文章被刊于《正午故事》，以平静而有力的文风迅速走红。25 日开始，便陆续有媒体记者和出版社去往皮村工友之家。

皮村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范雨素曾去潘家园、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女儿买一千多斤的书，在她的记录里，「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

在这个时代，平凡人的力量就好比一颗鱼雷。范雨素写的是口语化的纪录片，界面记者淡豹在采访手记中写，「这就是她的语言」。

人们评论说，她的文字直白、简单，却有种说不出的筋道。有血有泪，但不卖惨、不卑不亢，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平等自由的灵魂。

已经有人对范雨素冠以「底层作家」的称呼。范雨素对媒体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前两年，吴飞跃、秦晓宇导演的《我的诗篇》拿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拍的是六个打工者写诗的故事。豆瓣评分 7.6，不算低，批评主要集中在「故作悲天悯人之态」这一点上。

大部分工人的作品都基调低沉，说的是流水线或者煤矿下的阴郁。但邬霞有些特别，和范雨素一样，她不怎么去提及苦难。

邬霞。即使不年轻，也没太多钱，我们也想穿漂亮衣服，吃美味的事物，和喜欢的人在春天去放风筝啊。／图源自电影《我的诗篇》

邬霞是深圳某间服装厂的吊带裙熨烫工。她写道：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我的诗篇》中开头举办的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就是发生在皮村。过去几十年来，这样的工人诗篇其实大量爆发，但并未走入主流大众的视线。与其说人们不喜欢苦戚戚的东西，不如说是抗拒此类「先入为主」的态度。因为一旦开始煽情，故事就失去了自立和平等的根基。

你可能听过百事可乐下架广告的事情。这发生在本月初，广告中，模特 Kendall Jenner 拿着百事可乐走向阻挡示威人群的警察，然后一切就和谐了起来。

撇开公关层面的问题，我们在信息的获取中，事实核查显然会越来越重要。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当媒体的机会，而互联网的「热点记忆」只有四天。

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很多人喜欢在公众号下留言「这是我到现在看到最 XX 的一篇」，虽然大部分是称赞，但简直过于骄傲了。

我处在媒体行业，每天信息爆炸，我的女同事们也跟我一样，得了信息焦虑症。公园有一个相对宽松（选题失控）的栏目叫「完全极客养成指南」，先后诞生了《一个精神焦虑者的自救》、《一个焦虑症患者的自白》这样的写实作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创业者就得了不喜欢好好说话的病。他们生造出了另外一种语言体系，企图让「定义」本身就洋溢着创新的热情。智能价值加持、IP 共享赋能连接……直接导致我们刚进来的实习生不知从何下嘴。

我觉得尤其可怕的是，全民皆媒，所有人都开始把内容当入口。去年粉丝数在 1 万以下的公众账号猛增，三成尝试过在文章里以卖货的方式变现。这叫「电商内容」。

冯小刚导演指责贵圈说，拍电影「瞄准票房的，不如去摁计算器」。但现在的内容产品，比如听到的音乐，很可能就是在大数据的参考下被创作出来的「按需产品」，也就是算计下的产物。

同是湖北非典型走红的女作家，相对于诗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起的争议，范雨素仅仅遭到了一些「开头模仿席慕容」的质疑。

在成功学和心灵鸡汤霸屏、反腐剧热度持续上涨、窥私欲旺盛、「凡是爆款必有反转」的「转角世界」和一个圈层与圈层之间如此割裂的社会里，她用另一种视角和文字，讲述了荒诞的现实故事。

朴素、清淡、凛冽。文字能拿来做什么用？我们不过是旁观者、记录者。读她的文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不过是心头一紧。当下，成功学都已经纷纷筑起了付费的高墙，而此刻，世界又平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