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有些记忆绝不可忘记，不管它是蓝是绿还是红 - 北美网备份站

2016年1月6日下午，以“倾听一个人的记忆”为主题，龙应台在京发表了演讲，这也是龙应台六年来第一次在北京、在大陆演讲。

—— 个人的记忆跟集体记忆细密地编织在一起，你的记忆决定了你会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你的恨。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一片织布，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一根丝线，如果把个人抽出来，他就会断裂。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龙应台写到，1959年当新安江变成大水坝，两个千年的古城被淹没，母亲的家乡——淳安的居民不得不迁到万里之外。母亲的两个哥哥，大哥迁移到了江西和安徽交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则辗转迁移到了江西婺源。在那里，她还找到了母亲的“书包”——一个老旧、褪色、扣子都扣不起来的盒子，里面还有母亲的笔迹，蓝色的墨水写的，右边写的是“此箱访客忽要开”（错把“勿”写成了“忽”），左边则是“应美君自由开箱”。

— 母亲的“书包”

10岁的美君在那个时候就对全世界正气凛然地宣告这是她的财产，只有她有自由开这个箱子；在千里流移的过程里，外婆带着这个木头盒子，从淳安到婺源，走了几千里的路，这是她对24岁便离家不复返的女儿所有的记忆；到了2007年，龙应台又抱着这个箱子，从江西婺源回到了台北。

小时候，龙应台很羡慕同学们还有祖母过世可以请假，而自己作为所谓难民的小孩，对自己的外婆一无所知，“因为你是被连根拔起，放到另外土地上的植物”。这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断裂，后面牵连的是集体记忆，“她所代表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江南生活记忆的所有一切跟我是断裂的，没有的”。

如果说经过多年隔绝，龙应台不知道外婆在哪里、到过哪里、手里有什么东西还算正常，民众对“集体记忆”的“集体忘记”便显得有些奇怪：如今，大陆的观光客到千岛湖旅游的时候就是去看美丽的山水，完全不知道水下面有两个千年古城。

“50年可以埋掉1500年的记忆，两个古城在水下，这岂不是应该人尽皆知，而且都记得的事情吗？可是那个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听到千岛湖观光的游客说，‘我们导游都说龙应台的妈的家在下头’，我对旅游还有贡献。”

—— 战争过后，有些历史被划归为政治不正确的部分，遗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就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悖论，你不可能‘不记得’，但是你很容易彻底地‘不记得’。

如此大型的忘记，龙应台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2011年7月，龙应台慕名奔赴詹天佑的宜昌铁路，从四川搭火车到宜昌，人们在火车上聊天说，去年修建夷巴高速公路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国军的骸骨。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什么战争？却并不清楚。

通过查找资料，龙应台发现，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进犯，1941年春，国民党57军预备第四师在当地驻防，跟日军进行过四年之久的激烈战争。有一位八旬老人透露，在当地埋葬的烈士有3000人之多。

“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几十年、几百年都活在那个村子里，有长达四年的时间，你目睹着烽火的爆发，惨烈的战斗，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的死人。这种事情是可以被忘掉的吗？ 3000个人埋在我的村子旁边，然后会不记得了，非常奇怪。”

这种彻底的割裂是什么造成呢？当然是战争。

—— 不管某一些记忆如何重大，不管是什么国家，为了更急迫、更重大的目标，都会被有计划且强有力地封锁。记忆特别容易消失，要把它找回来，则非常费劲。

龙应台又以二战中的卡廷惨案为例，说明战争对记忆的掩埋。她讲述了卡廷事件的真相，而这样的惨案，在中国大陆还远未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1941年，波兰整个国家的精英治理阶层，全部被杀，将军、上校、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记者、飞行员……共计28000多人。资料显示，二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德军，而是苏联。为什么不说？因为那个时候，德军是敌人，苏联是友军。政治家们为了所谓的大局，把真相锁在了抽屉里。”

“在波兰这么小的国家，2万人不见了，却被忘记了超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冷战期间，波兰都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果境内的异议人士说这件事情、做任何纪念活动，还会被自己的政府惩罚。一直到1990年的10月，戈尔巴乔夫跟波兰总统见面时，亲自把卡廷事件的资料交出。”

“可以想像，这2万多人是有家属、有后代的。这些记忆还如游丝一样飘在空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连游丝都不见了。”

“最新的信息是在2012年，12位波兰被害人的15位家属，到欧洲法庭控告苏联。欧洲法庭在2013年进行了最后的判决，承认这件事情是屠杀，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法官最终判俄罗斯政府支付5000欧元的诉讼费。”

—— 从威权时代到民主开放，我以为自己的记忆是修复过、推翻过、重建过的，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在哪个年龄上就以为已经做完了，事实会告诉你，它是你一辈子要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事情。

“当赵先生给我看他身上的东西，以及他手上那个还留有青色，但明显是被割除过的印记时，我非常非常震动。”

龙应台本以为自己的记忆是被重塑过的，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相”了，直到认识了赵先生才警醒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和记忆。龙应台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赵先生的故事：

1934年出生于山西平遥的赵先生，12岁糊里糊涂地变成国军，14岁被俘虏变成共军，17岁就到了朝鲜打美军，没打几下就进了战俘营。一直到1954年，7000多人回到大陆，1万4千人的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

“1.23是自由日，我们从小就记得1万4千“反共义士”如何热爱自由投奔了宝岛台湾，为了表达对中华民国强烈的支持、对自由的信心，他们全身都刺青。”龙应台也曾对此深信不疑。

在赵先生的记忆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在看到两个人被活活打死后，他才接受了刺青。可是他还是想回家，所以手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活生生地割下。

“因为两岸的对峙，1987年之后，这些一辈子的青春都被剥夺了的人才有机会回到大陆，他们纷纷到医院，想把身上的刺青洗掉。手臂上写着‘杀朱拔毛’，怎么回家乡？”得知真相的龙应台感慨不已。

从外婆珍藏了一辈子的母亲的木盒书包，到湖北宜昌高速路旁的三千具国军骸骨，再到苏联格杀波兰两万多精英的“卡廷事件”，和活生生把手上国民党国旗刺青割下来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俘虏……

有什么记忆是可以被忘掉的吗？

“我觉得旧情人可以忘掉。”

—— 遗忘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需要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的事情。自觉是一种要学习的能力，是一把剑，需要不停地打磨。客观现实如果发生了变化，“你的剑也会有另外的用法”。

捷克著名作家克里玛曾谈起年轻人对1989的记忆荒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1989年是远古史了。我到布拉格的各个学校去演讲，常常要先说明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不知道，需要从零说起”，而距离1989年才20年，这让龙应台感到揪心。

龙应台给一位50多岁的捷克朋友写邮件，“怎么样，捷克好吗？”

朋友回答说，“这三年来，捷克变了很多，多半是变坏。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竟然收紧。但是，这也很好，它激起你的全身活力，你知道要抵抗，无论如何都要抵抗”。

这也唤醒了龙应台对在台湾“文化部”任职的那三年的回忆，“如果要促成社会进步，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自己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必须忍辱负重，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没有时间、也不能回应”。

年轻的读者问她，你觉得这段时间“悲惨”吗？

龙应台给了明确的回答，“这是我个人的选择，绝对不能用‘悲惨’来描述一个愿意跳到工地里去做工的人。如果年轻人觉得所谓在政府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为公众服务被认为是肮脏的字眼，而且是‘悲惨’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胡适之在80年代就说‘好人要进政府’，不要觉得这句话迂腐，如果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了，那个社会才真的是‘悲惨’”。

—— 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就的。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

那么，如何去统一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了解历史的真相呢？

在龙应台心目中，一个民族研究历史的态度，应该像欧洲的社区组织“历史学会”那样——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街坊邻居都会参加，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他们对于历史的关怀，就像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谓的国史，就应该从由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龙应台说，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并且垄断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自己可能就会用马克·吐温的说法。

马克·吐温曾经是年轻的记者，很冲。他有一次在评论中说，“议员有一半是混蛋”，议员马上就跳出来骂他，让他道歉，他马上道歉，“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 如果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国史再怎么写，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如果抗议的话，我会说‘国史有一半不是假的’。”龙应台隔着百余年的历史，向马克·吐温遥遥“致敬”。

更何况，随着时代结构的改变，政府也不再是唯一的压力来源。在与现场读者的探讨中，龙应台指出，在当下，民族自尊心、集体性的无意识、财团、市场、跨国企业……都有能力影响人的某种记忆。

龙应台建议年轻人，带着“国史只有一半是真的”这样一个自觉，个人的努力是每天都可以做的。“把街坊邻居的家族，妈妈的表哥、表哥的姐姐、叔公，全都列一张大表，然后去调查，有谁是耳聪目明能表达、身体也不错的，带上录音、摄像设备，一个一个去跟他们约会，一点一点做出来，绝对不会后悔。大陆各地有很多民间机构在做口述历史，可以找到博物馆，交给他们，他们就可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放在展览里。”

—— 今天的年轻人在这里，你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根本不要管它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红的。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很多台湾年轻人觉得两岸之间没有集体的记忆。您认为两岸之间要怎样串联集体记忆，来拉近两岸的疏远？”来自台湾的读者抛出了自己的困惑。

龙应台的回答温和中不失犀利，“两岸的人都要磨亮自己自觉的那把剑，去照亮别人为你造成的集体记忆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个时候两边就会自然地接近，否则都在两种假象之中争吵。在努力的过程里，不管是对于两岸，还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再多一点宽容”。

龙应台还特别寄语两岸的年轻人，如果从慈悲心出发，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无论它是蓝的绿的还是红的。

凤凰文化，时代文化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