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移民成功后意外的在洋鬼子地盘上做警察 - 北美网备份站

为什么会在洋鬼子地盘上做警察
　　
　　7年前跨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想试探自己到底适应哪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完全没想过要在洋鬼子的地盘儿上做警察，尽管那一直都是偷偷摸摸地藏在心里的儿时梦想。
　　
　　警察这行当确实是离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澳洲文化背景，连语言关都没过的人，要去扛一份靠与人（包括歹徒）沟通甚至斗智斗勇的工作，需要跨越的障碍岂是简单的“挑战”两个字能轻松概括？但要是让我说一路是怎样艰辛，那无非是满纸荒唐言、一把把的辛酸泪。四年的警察工作扎扎实实地验证了警察部在招聘广告里说的“这绝不是一份会让人觉得无聊的工作”。难得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看，还是说些好玩儿的事和一些让我颇有领悟的经历吧。

警校考试和入职培训的一路荆棘
　　
　　从警校（police academy）说起，在澳洲考警察就是考警校，要求满足三大条件：体能测试（以三十岁为例，12分钟跑完2.4公里），智力/记忆力测试（厚厚一摞考卷足足要答5-6个小时不带上卫生间的时间）。都能通过的话，最后一道坎就是面试了。在诸如犯罪背景调查这样的“政审”通过以后，会有封信寄到你家告诉你考试结果。基本上录取的比例是10:1。
　　
　　
　　
　　别以为过五关斩六将后得到了工作，就能松一口气。进了警校就会开始高强度的法律学习、搏击训练，另外还有单独的射击、驾驶之类的技能学习。考试密度是一两周一次，淘汰率绝对让人惊心动魄。Police Academy是带薪受训，7个月毕业后即分配到警局实习一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我这么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相比学习训练阶段，其实真正的挑战是从迈进警局的那一刻才开始。
　　
　　
　　新的思索&价值观的大地震
　　
　　一个在成年以后才从马列毛思想体系的祖国走出来的人，诸如赖宁熊熊大火中舍身护林、张华义无反顾跳进粪坑救老农、欧阳海舍身拦惊马牺牲的教育，还在骨髓里作祟。你能否想象得出，当我在悬崖边飞身扑倒救下一个自杀的女子，却被带我的警官和上司批评得一脸狗血的时候，我的内心的震动是多么深刻？从那时起，我才从根本上意识到，我是在一个和天朝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的国家生活，只有彻底接受新事物，才能有机会生存，乃至成为优秀的警察。
　　
　　说回那个自杀的女子，我和同伴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她就坐在悬崖边的矮墙上抽烟。那台阶下边不到一米半的距离就是万丈深渊了。搭档让我看好她就去远处打电话通报情况。我盯住这个女人，心里想的是，才刚开始实习，要是在我手里死了人则意味着漫长的调查和报告。
　　
　　怕什么来什么，这女子烟头儿一丢，跳下矮墙向悬崖之下奔去。我到现在都说不清那一秒钟之内我脑海里都飞速地闪过了什么，但至少其中确定有小一部分是对男人和女人在身体方面的优势比较，以及是否能成功截住她的物理过程的分析。分析的结果直接触发了一个我此生从未做过的“托马斯全旋”，旋过矮墙，在这个女人脚踏空的瞬间从后面用胳膊勾住她脖子把她向后掀翻在地。
　　
　　我听见搭档发出恐怖的尖叫声奔过来，那叫声很像大猩猩，是一种长长的尖叫。后来我从我的搭档提交的报告中看到，等他和其他后援过来的时候，看到我和这个女人的腿大半悬在悬崖外面了。后来有人把这个过程写在了奋斗在澳洲http://www.auspr.com/的论坛上面了。
　　
　　这个自杀的女人事后证明是个精神病。有次和搭档在酒吧喝啤酒，聊起这件事，他说那女人喝醉了，又是精神病，并且块头儿比你大那么多，还下了决心去死，你就是狗屎运没被她拖下去。你再也不可以这样了……

他曾失去了一个搭档，非常相似的情境，他的年轻搭档为了救精神病人从大桥上掉下去，再也没有被找到。那天晚上他恐惧地尖叫时，是以为也会这样失去我。
　　
　　我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奖章，我也从没想得到过奖章。我得到的评价是，“你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强烈的关注和忧虑，你表现出的勇敢令人尊敬……但是无疑忽视了警察的自身安全，没有深思熟虑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最终，高层建议“不对该同志采取进一步的惩戒，到此为止”。
　　
　　我完全没有失望或不满，却被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关于生命价值的取舍和差异深刻地震了一下，新的思索让我过去接受的种种舍己为人的教育形成的价值观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要自杀的人，是不值得的”——我完全理解这样的观念很难被天朝的官方主导的价值观接受。但后来又一次的亲身经历毫无疑问巩固了这个全新的认识。
　　
　　当时，我和搭档发现一个家伙在街角手持匕首，于是拔枪喝令放下匕首，此时男子开始激动地用匕首割腕部动脉。我的反应又一次成为了听说了这件事的其他同事的笑柄。我边喊“Stop”边用枪指着他并开始向他靠近。我的目的显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踢飞匕首，或把他扑倒戴上手铐，终止他的自残行为。但同样地，这样的反应被认为是牺牲了警察自身的安全（因为对方还手持着匕首）。同时，我的鬼佬伙计们认为，这种情况警察做不了什么，你当然要喝令他停止，但如果不能够发挥效果，能做的就只能是用枪对着他，继续观察和评估现场的危险因素，同时安排救护车到场。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对这个西方警察关于生命价值排位顺序有点认识了吧？我在academy被教育去牢牢记住，谁的生命最重要？——首先是自己的，然后是你的搭档，在后面是公众，最后才是那个精神病（或嫌疑犯）。
　　
　　基于此，比如车祸里车辆起火燃烧，就算有人被困在里面，警察也不会被鼓励去贸然施救，因为警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无法判断风险，只能尽快安排消防部门前来处理，即便可能眼看着生命被火焰吞噬。我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警察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这是件很不幸的事件，但警察没有必要为它的发生或不能阻止它的发生而内疚。警察只能做他的专业技能允许他做的份内工作。
　　
　　除了这些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另一个国家和罪恶斗争，也有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用英语给鬼佬做思想政治工作，把鬼佬说哭了；第一次收到超速罚单，是开警车被拍的……很多好玩的瞬间，不仅有趣还颇值得纪念，这的确不是一个“闷”的工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小时甚至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关于工作的两三事看到有人问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我小时候有这样的梦想，穿一身警服，威风凛凛，手里拿把枪，从左手扔到右手，从右手扔到左手，然后站定，高大伟岸，正义凛然，对着某人大喝一声：“站住！把香蕉皮捡起来！”，然后继续摆好pose享受行人注目礼，哇塞！光想想就很过瘾了！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梦想，比如军人、飞机师、空姐、医生、老师……无奈，真实世界里的人生往往都不是按照童年梦想为轨迹为蓝图进行的。
　　
　　我是那种相信“偶然”，不相信命运的人。我坚信是无数个“偶然”在你摸索着往前走的时候在这里碰你一下，那里撞你一下，最后把你推引到你现在的地方，成就你现在的样子。有一个我不得不提的小偶然，让我真的就有机会认真好好打量一下我那个小时候教训乱扔香蕉皮的坏人的梦想。
　　
　　刚来澳洲的第二年，有一次去购物中心买菜。那时我开的那部尼桑的老车子还要用钥匙开门，于是拎着很多袋子回到车旁，先把钱夹放到车顶上（——停，这个画面必需要定格来加注解——各位朋友，这几乎是一个犯错率达到99.99%的行为，几乎可以肯定，无论你有多么自信、多么细心，你一把什么东西放车顶上，你一定会忘的。这也是为什么澳洲警局会严禁警察把任何警用设备放到车顶，因为像测酒驾的设备已经这样丢太多次了）。好了，所有的袋子放到车里，钻进去，得意洋洋地开回家才发现钱夹不见了。让我在三秒钟之内把记忆倒着回放一点也不难，最后定格在刚才那个画面。赏自己一个嘴巴，蹦进车子原路找了好几圈，最后当然是空手而归，却一点也不意外——祖国长大的孩子什么世面没见过，最坏的不过是银行账户被取光了嘛。
　　
　　接下去都是些程序性的作业，电话冻结信用卡，医疗卡之类。但当我刚刚把这一系列操作做完，长出一口气，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慈祥亲切的声音直到现在仿佛还在耳边。老太太说她是Upper Mount Gravatt警察局的，说刚刚有个妇人送进来一个钱夹，是在马路中间捡到的，里面有我的驾照，看我什么时候方便来取。说实话，我确实很感动。这是我在澳洲两次丢钱夹中的第一次，让我很惊奇的是，两次钱包都完好无损地找到了。这几次经验让我在心理上把失而复得的心理预期不知不觉调高了不少。

因为天色有些晚，我是第二天才去这家警局的。当我查看自己的钱包的时候，居然里面的现金一分不少，多少有点儿不适应这样的“待遇”，因此产生了一个错觉：这个地儿都是好人，世界很安全。但后来做了警察，开始和歹徒打交道以后发现，自己竟然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邪了门儿了。居然相信人都是好的，如果是那样还要警察干嘛呢？
　　
　　
　　
　　
　　当我拿回自己的钱包，满心欢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称作警民联络专员（Police Liaison Officer）的天朝台湾女孩儿，这个叫Purdy的永远一脸甜美微笑的漂亮女生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朋友，那时她还没结婚，而现在我们的小孩子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读书，世界就是很小。当时Purdy的办公室就在这个警局，刚好大家是华人，她就热情地介绍我做昆士兰警察局的志愿者。这个志愿者的工作大多是和一些预防犯罪部门的警察合作，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和当地的华人学生交流，给一些案件受害者心理支持，翻译一下资料。
　　
　　我的确对警察的工作感兴趣——对，就是因为我还跟小时候一样，无法忍受那些随地扔香蕉皮的坏蛋，所以一拍即合。志愿者当然是没报酬的，但这可不意味着只要你想做就做。我经历了从申请、筛选、面试，到海外背景调查好几个月的漫长过程才最终如愿成为志愿者。别以为成了志愿者服务时间能随心控制，它规定每星期至少要贡献4个小时，选择你有空的时间去配合。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和我一起做志愿者的大多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因为拿出哪怕四个小时也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轻松的事。那时我打了两三份工养家，又要晚上去夜校读书，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兴冲冲赶来这个世界跟我们凑热闹。那段忙碌的岁月回首起来，充实得没工夫儿做梦。但让我应接不暇的一切都是我选择的，我想要的。

但这做志愿者的两三年时间让我对澳洲的警察有了真实认识，让我愈加确定我喜欢这样的工作。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到警察在澳洲社会享受很高的声誉和尊重度。我看到了很多在祖国难得看到的警民关系，比如我穿警服在路上时，常常有小孩子跑过来，跟我拍一下手，“hi five”一下，才兴高采烈的跑回到爸爸妈妈那里去。有时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像警察挥手说“Thank you for your work, policeman”。有时很多老人家忽然就主动走到警察面前说“Good job! keep up good work”。当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体现的是警察得到的社会认同，也意味着除了制服给你的“诱惑”，你还能收获公众的尊重和认可。
　　
　　澳洲的小孩子都知道蓝光俱乐部（blue light），其实就是警察组织的供小孩子跳舞玩游戏的流动party，定期在学校的礼堂里举行，有警察监管。不要小瞧哦，也很火爆的，音乐震耳欲聋，小孩子们算是体验一下安全的party文化。一个颇为职业的足球联赛也是警方主办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小孩子的课余时间用健康的活动去占领，而不是被吸毒打架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拉过去。
　　
　　澳洲在经历大灾大难时全民动员互相支持的文化也让我很有些感慨。2011年昆士兰洪水造成的损失在澳洲历史上算得上空前绝后了，我的辖区是重灾区，几千家房子被彻底淹没，那些天我们加上其他警局来增援的警察昼夜加班，疏散、救援、维持治安。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我在路口值守的时候，很多很多经过的车都会停下来，从车窗里递给我们冰镇的饮料、自己家刚做好的点心，也不多说什么。那几天我的身边摆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点心盘子和饮料，后来我都交给那些开进灾区的车子，让他们带给里面的灾民和志愿者。
　　
　　顺便说一下，之所以不得不安排警察守路口，是因为各地大量的志愿者带着各自的工具和食物，一股脑涌进灾区到处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清理泡坏了的家具、清洗房屋，很快灾区就进不去了，成了个大停车场，水泄不通，警察不得不整个封住各个入口，只允许灾民出入（在汶川地震时我也看到了天朝人不输全世界的精诚团结，大灾大难时最能显示一个民族平时深藏不露的力量，丢分的只是些捂真相和把捐款弄得不清不楚的上层建筑而已）。
　　
　　做志愿者两年半后，我着手申请Police Academy，开始向梦想踏出第一步，而那是一个复杂程度不输办技术移民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详见前一篇文章《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做个不“闷”的警察》）。不得不提的是（其实是很不好意思提）最终成功之前还失败过一次，因为面试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用了天朝人的思维来回答，被拒绝了。我下次再详细说说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