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小子到一代巨匠，他一幅画卖了2.3亿！ - 北美网备份站

我是没有传统技巧的人，同时也没有擅长之点，我只觉得我要表达某种画面时，尽管冒着较大的危险，还是要斟酌题材需要和工具材料的反应能力，尽量使画面完成其任务。当然，拙作中我不满意的仍占最多数，但我总竭尽了我的可能。

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修伞匠人家，祖籍江西新余。但少年家贫的他不爱修伞，反而对刻字感兴趣，11岁在瓷器店当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17岁，他以第一名免试升入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那时他的父亲去世，他便更加刻苦努力，在治印之余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

傅抱石很有艺术天分，虽是谋生的刻字，他却将其转移到了艺术状态的篆刻上，一本赵之谦《二金蝶印谱》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使之习赵印章真伪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

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而傅抱石也多了一条养家的生路。第一师范中的“印痴”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

小有名气的傅抱石，仍然坚持去旧书店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陈鼎著）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顿开茅塞，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

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1925年，年仅21岁的学生傅抱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

1926年，傅抱石毕业后，他留校成为美术老师，一月有120大洋的高薪收入，于是他把母亲也接到新住处，这位从修伞铺里走出的穷小子，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

1929年，25岁的傅抱石是年轻有才华的老师，风趣幽默，颇受学生爱戴和欢迎，也吸引了众多少女的目光。其中一位便是他的学生——罗时慧。

罗时慧欣赏傅老师的英俊与学识，主动追求他，傅抱石逐渐被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吸引，最终爱上了她，但遭到了罗时慧父亲的反对。

罗家是大户人家，傅抱石只是修伞匠出生的穷书生，世俗中“门当户对”的观念生生地拦在两人中间，最后，他凭借着勤奋和才华打动了罗老爷。穷书生和他的大小姐举办了婚礼，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传奇。

1931年，徐悲鸿来到南昌，27岁的傅抱石前去拜访，结果等好久没见到，便将自己的《摹印学》手稿放到徐悲鸿床头，这一鲁莽的举动，谁想到竟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徐悲鸿归来后看到《摹印学》手稿，读完后大为惊讶，第二天便亲自拜访傅抱石，二人一见如故，成为知己好友。就这样，傅抱石结识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在他的鼎力推荐下，傅抱石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1933年3月，傅抱石在上海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

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于史学泰斗金原省吾的门下，从翻译金原省吾的《唐代之绘画》和《宋代之绘入手》，开始了对中国绘画史的更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傅抱石深入研究东晋顾恺之，针对日本史学界中某一专家的曲解，完成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

在这期间，傅抱石专门拜访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彼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原来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报告，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批评，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这为傅抱石在日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的情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了“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郭沫若还手书“南石斋”赠予傅抱石。而这本画集的出版，也使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

1934年，傅抱石的首个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日本美术界重要人士都参观了展览。后因母亲病重，不得已返回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傅抱石看到日本杂志中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讲“圣战”的言论，极其不满，于是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提出中国美术的三种伟大精神，而这三种特性，则是全民抗战取得胜利的因素。同时期，还编著了《明末民族艺人传》，从侧面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傅抱石爱喝酒，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作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解难。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

可傅抱石自中年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管硬化的毛病，他那无酒不欢的习惯，使得妻子担忧，惟有将酒瓶藏起来，装作家中无酒。傅抱石就偷偷将高粱酒瓶藏在中式长衫的宽大袖筒里，悄悄地带到楼上画室。

傅抱石最喜欢一副清人的对联，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字字豪放而潇洒，不过依照傅抱石嗜酒如命的脾气，估计这辈子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其实，傅抱石也深知喝酒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纸。”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许介友等大师皆有此癖，便不以为然，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伯虎、徐悲鸿皆早逝。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500x900cm 1959年9月5日人民大会堂藏（该画是周恩来总理等人亲点要他和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巨制迎接建国10周年，“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为毛泽东为画作题写的。在人民大会堂悬挂后，赢得了国内外各个阶层的赞扬。）

酒和傅抱石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那种气势磅礴、烟雨迷蒙的意境，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的激情澎湃，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也许正是他嗜酒行为中的豪爽，助长了他用笔的奔放不羁。

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浓度的茅台。几天下来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酒精量，加上旅途劳顿，应酬不停，直到上飞机回南京。

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聊天忘了时间，等到母亲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可以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他喜欢用皮纸画山水画，且用其反面作画，一改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笔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傅抱石把被人唾骂的“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他认为三原则其实就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历代画人关于这种精神的呼导，可谓不遗余力，但过于偏重了第一和第二点——这是有时代背景的——所以画上反造成了虚伪、空虚、柔弱和幼稚。八大山人遍中国，究不是正当的希望。可见技巧必须伴着“文”和“人”，始能完成它的最高使命。

1957年5月，傅抱石以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成员来到欧洲，面对异域风情，开始思考如何用中国的笔墨表现外国的风景，并尝试在发挥中国工具材料和笔墨形式特长的前提下，充分表现外国山川的特色。傅抱石的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画家开创了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同时通过对国外风景的表现，使山水画在新题材的表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60年9月，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完成了二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将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

在后来的东北旅行写生，傅抱石则将自然和社会两种题材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以《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在山水融合工业题材方面，已经明示了现代山水画的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

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傅抱石集中创作了《冬云》《咏梅》《登庐山》等一系列毛泽东的诗意画。或许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毛泽东诗意画已经失去了那种早期朴素的情感，但是傅抱石以不懈的努力和创作，使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新山水画也因毛泽东诗意画的表现而在国画中得到了少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影响。

傅抱石的人物画受顾恺之，陈老莲的影响，但又能蜕变运用，自成一格。作品大多取材自历史典故、古诗词及文学名篇，以仕女美妇、高人逸士为主。所画女子体态窈窕，雍容华贵，略施粉黛，媚而不俗；而高士衣带飘飘，仙风道骨，神态生动，古朴典雅。注重画中人物的心境表现，注重笔墨的节奏与韵律，将中国人物画创作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徐悲鸿赞其画：“抱石先生近作愈恣肆奔放，浑茫浩瀚，造景益变化无极，人物尤文理密察，所谓炉火纯青者非耶？”老舍则称，对于国画自己虽属外行，但是真爱傅抱石的画！他的画硬得出奇，每一笔都像刀刻的。他的画不是美的装饰，而是美的原动力。

作品落笔爽利，飘逸生动，寥寥数笔便神奇宛然，意趣自远，表现出独特艺术手法。

《琵琶行》是白居易代表作。该幅画以大笔淡墨挥写樯楫帆影，以破笔点染古树茂叶，对照之中，人物则细笔勒影，特别是琵琶女的发髻先用干笔焦墨丝皴取形，再用淡墨烘染，所弹琵琶以硬毫勾线，细劲有力。

《长干行》是李白的名篇，描写了一位少妇对出外经商的丈夫的思念之情，表现了少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粗率的笔墨将细腻婉转、缠绵感人的诗境再现于画面，人物形象生动。

傅抱石，1954 年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 2016年保利春拍，成交价2.3亿，刷新傅抱石作品拍卖记录

这幅《云中君和大司命》，被誉为“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中国画”。傅抱石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的内容，以屈原《九歌》中云中君与大司命两位神话人物为题的创作不仅是傅抱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物画，更在近代美术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傅抱石年轻时就有屈原情结，取名“抱石”，就是“屈子抱石”之意。1942年，傅抱石壬午画展在重庆举行，大量作品与屈原和《楚辞》有关。1954年，傅抱石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幅同名人物画作品《云中君和大司命》，既成全了傅抱石自己的水墨理想，更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