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驾驶割草机
我爸爸是1977年考上的山东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读的是中文系。他在1978年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钉子》。故事发生在他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他大概十三四岁。大院里的一个叔叔，遭人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凶手一直没有抓到。对我爸来说，这是他童年里触动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当他在1978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他的小说投到上海那家文学杂志后，编辑回信说很好，决定采用。爸爸很高兴，然后跟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不久，编辑又给他寄了一封信说，上面的人觉得这篇小说调子太灰，可能没有办法发表了。爸爸听了很失望。他后来又写过几篇小说，好像都是类似的理由，最后都没有发表。
我是从北京坐飞机去的绵阳，因为经济舱没有座位了，买了头等舱。当时想着和朋友去绵阳中心医院帮忙。我们和两位去北川找家人的人一起拼车到了北川。我和许多志愿者一样，想去震区做点事情，但去了之后发现，自己更多时候是添乱，能做的事情不多，满山跑，同时在消耗食物。许多志愿者都是80后，到处想找事情做。后来，别人问我，你在北川做了什么？我说，我救了一只鸽子。因为鸽子笼被砸了，笼子是关着的，鸽子快死了。我就把笼子打开，鸽子飞走了。
这像是一个娜拉出走的故事。我觉得我们这些80后挺有意思的，看起来是去做志愿者，其实是在自救。很多人都陷入了生活的无意义，突然发生了地震，就来到了震区。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帮助其他人。我们会不停地去问解放军，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状态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参与者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我在北京家里的保姆是四川广元人，广元离绵阳很近，地震发生后，她打电话回去，得知家里房子塌了，但是家里人都没事，于是，她觉得自己这时候应该留在北京继续赚钱，而不是回家。当我跟她说，我要去四川做志愿者，她感到非常吃惊，她觉得，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张悦然这本书出现了，简直像命运一样，寄到我的信箱里。
我们在谈今天中国问题的时候，常常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怎样虚无，精神空虚。每次一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我们会往上追溯，发现可能是历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问题的形成。
20岁的时候，我没有文学能力写《茧》，但我怀着一样的野心，一样的文学标准。这是没有太大改变的。只不过我们经历了一个商业潮流，经历了一个出版忽然之间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外界想象和塑造成了某种人，让很多人知道了自己。最早的那几届“新概念”真的是造星运动，像文学界的选秀节目。那时候的年轻人能阅读的东西比较少，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会觉得，这些孩子的想法多好啊，天马行空，多叛逆。当时的读者需要这样一代作家。他们和读者有着许多共鸣。现在，文学被大家知道越来越难，各种声音更分散，很难再有当年的热潮。
当年，我的一本小说卖几十万册是有的。但我还是觉得，更有价值的不是销量，而是写出好作品。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很忙，一直在签售，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包括时尚活动。这种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它慢慢让你脱离了生活的本质。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一种坏的经验。每天都处于一种习惯性的流程里，没有任何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的事情发生。这对于一个人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你进入了一个真空环境，只能按照这个逻辑来转，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尤其是在二十多岁、最需要接触生活的时候你和生活隔绝……所以年少成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当时有一个想法，现在觉得还蛮早熟的。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特别流行，或者特别红，变成一个流行标签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出新书，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理解。按当时出版商的想法，希望我一年能出两三本书。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2004年写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喜欢那部小说，被里面的人物感动。小说里的人物叫璟，到现在还有人微博私信跟我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璟。曾经写的东西深入到一些人的成长里，伴随他们长大，甚至影响到他们，挺好的，但也是一种压力。
我还想说，“新概念”出来的这批人，虽说当年写的青春文学挺幼稚，但有一点好，就是这些80后写的东西确实有种撕裂感，有种尖锐的东西，无论是对抗教育体制，或是对抗其他东西，有打破局面和不妥协的勇气。但是现在，80后作家的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少了，流行的东西里也没有那种尖锐了，流行文学的面目也在改变。
我对现在的流行文学感到失望的原因是，写的都是慰藉人心的东西。这个情况是愈演愈烈，出版社觉得读者需要这种东西，然后不停地做，市场上全是这种东西。我出《茧》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的书名不行，太短了，现在流行长书名。大家觉得长的名字都是有温度的，短的显得冷冰冰的。但我觉得，那些长名字就像作者伸出一只胳膊，硬抓着读者来读。非得有这样一种姿态吗？
《茧》这个意象从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就长在里面了，实在不能拿掉。它是小说的中心，无论是植物人的意象还是一层一层的秘密。“茧”最重要的是一种隔绝的状态。这里面的每个人都被秘密和历史缠裹着，每个人都像一个茧。
《茧》里的李佳栖有一种勇气或者说英雄的气质，因为她做了一件事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做的，就是她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个传记。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对父亲的历史、精神变化都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成功的诗人也不是成功的学者，也不是成功的商人，他父亲甚至是一个失败者，但她给一个失败者、一个普通人立了一个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历史中，在他们的青春里，也有过闪着光芒的时刻，也有过很多重要的转折，起起落落。我们从没产生书写他们历史的念头。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父母和再上一辈的人有这样脉络的梳理，其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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